叶于良老人电脑里存着大量关于抗战的珍贵史料，近些年见诸媒体的许多资料照片，多由叶于良老人提供。

16岁时的叶于良。许多抗团成员家境殷实，出身名门望族。有些团员的家人或亲戚甚至在伪政府中担任要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达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都是抗团成员。

抗战胜利后，由于叶于良的“抗日杀奸团”经历，进入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督查，1945年10月10日，孙连仲将军在太和殿前接受华北日军投降。叶于良当时也站在太和殿前，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并留存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老人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岁月的长河抚平肉体的创伤，但磨灭不掉老人心中的仇恨。

当年年轻的抗团成员，能够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站出来，非常有血性和民族大义，很多抗团成员生活条件优越，甚至一些人的家人或者亲戚都有伪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加入抗团，从事刺杀汉奸的任务，非常难得。在抗战历史上应给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应该获得历史的尊重。

老人珍藏着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赠送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历。上面的日期定格在1945年8月15日。而叶于良老人说，在他心里，“9月3日才是我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叶于良，1922年生于北京。叶于良祖籍福州，爷爷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1937年7月6日，正值暑假期间，叶于良用在铁路局工作的叔叔提供的免费车票经天津到南京叔叔家过暑假，在火车上，七七事变爆发了，他当时并不知道。到了南京下火车，看到局势很紧张，北平回不去了，就暂住在叔叔家。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撤退。他跟随婶娘一家从上海坐船逃回福州老家。8月11日从上海乘船去福州， 8月13日上海开战。那时候叶于良正在船上，出吴淞口的时候，看见日本军舰往中国这边开。8月20日到了福州，那里气氛也很紧张，到处都在宣传抗日。叶于良在中学里听抗日报告，唱歌都是唱抗日歌。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就有军事训练。

在福州一中上了一学期，父亲那时还在北平，从银行通过香港再汇到福州一百块钱生活费。有了路费，叶于良可以回家了。那会儿从香港到天津有英国轮船，在闽江口有一站，婶娘说你还是回去吧，将来日本再打来福州我们还得跑。于是就这样给他买了票，我就上船去了天津。到天津一上岸就看见有日本兵在巡逻。他辗转到天津车站，由于人多拥挤，叶于良上车时侯就拉着把手，正好一个日本鬼子，他也上车，看我在门口就使劲给了我一脚。我当时被踢地莫名其妙，想抓住他问问，凭什么踢我？旁边一个中国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杀了你也白杀！”这是日本人给叶于良留下的第一印象。

回到北平家里以后，叶于良还继续在志成中学（即现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念书。那时候有个亲戚，是抗日杀奸团的，经常在一块儿聊天，谈起来对日本怎么恨。他看叶于良抗日情绪非常高，就问叶于良敢不敢抗日，敢不敢杀汉奸。叶于良说“敢！”。1939年夏天，抗团负责人李振英约我到中山公园办入团仪式，仪式很简单，宣誓书就一张纸，写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念完立即烧掉。那时北平抗日杀奸团的负责人是孙大成，后来由李振英和叶于良一个人直接单线联系。教他爆破、暗杀、情报还有宣传，告诉他日本军队是怎么组织的。还配发真枪，那时候大概有四种枪，统称“撸子”，就是勃朗宁，有马牌撸子、枪牌撸子、狗牌撸子，叶于良最喜欢使的是六轮手枪。半年之后被编入行动组，才真正开始制裁汉奸。

叶于良参与侦查的第一个刺杀对象是当时的商会会长。他的侄子跟叶于良正好是同班同学，叶于良就借这个机会到他们家去看，住在什么地方，他什么时候出车、上班，周围的路如何，刺杀后应该从哪个胡同跑。杀奸团成员一般都是骑自行车，要研究怎么跑最快。调查完了，叶于良将情况告诉李振英。李振英跟孙大成两人就带着枪去了，打算在那个会长上班的时候下手。那个会长每天早上都是不到8点钟上班，李孙二人就在外面等着，等车刚刚一出来，他们上去就对里面打两枪。结果一看打错了，把会长的太太打死了，会长没死。这一次算是失败了。

川岛芳子40岁生日那天，抗日杀奸团准备实施刺杀。她包下了戏院二楼，但一楼还对公众开放，叶于良们买票混进去。戏开锣了好一会她才来，穿长袍马褂，戴墨镜，前呼后拥地上楼坐在正中，叶于良一扭头就能看到，但不到半小时她突然走了，叶于良追出门时她已经坐上汽车跑了，刺杀行动没能成功。

1940年7月7日，日伪组织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在台上不仅辱骂抗日军民，还喊“皇军万岁”，当时和叶于良一起行动的冯运修说直接掏抢打死算了，叶于良劝他沉住气，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后他们上黄包车去同和轩赴饭局，叶于良们骑自行车尾随，到西华门外大街一带时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声音很大，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两枪，当场毙命，但为了不暴露，李振英让我撤，陈辋子逃过一劫。

行动组还刺杀过周作人，以学生请教的名义进门，可惜两枪都打在钮扣上，失败了。叶于良亲手干掉过建设总署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上前冲心脏补了两下。杀奸团都是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汉奸其实是很害怕的，日伪特务在报纸上干脆称抗团为“匪徒”。

吴菊痴被刺后，北平日伪政府展开“八月大逮捕”。天津一名锄奸团的成员刘永康被抓后，汉奸在其身上找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叶于良的名字。

没过几天，叶于良和同伴在制定和研究袭击日军的路线计划时被捕。日本人和汉奸很快找到叶于良的家，此时父母才知道他在抗日，“他们很吃惊，但也没办法，只能忍受。”

叶于良和被抓的同伴被带到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在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

如今，他的左胳膊上仍隐约可见当时被烙铁烫的痕迹，“还有压杠子，让你跪着，用木棍压你腿。”轮番非人的折磨，叶于良硬是挺了过来，没有供出一个同伴。

一名翻译官找到叶于良谈话，“他说中国人不是孝为先吗？你们抗日是不孝，让家人担心。我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自古也有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国难当头，我只有选择忠于国家了。”

看守劝叶于良低头，告诉他激怒日本人会被拉出去枪毙。“我跟他说抗日就是对的，我是抗日，怕什么？”

1941年初，叶于良被判了无期徒刑。他记得判决时，检察官吼叫着：“你们这群乳臭未干的小孩懂什么？中日是东亚共荣，你们都被骗去抗日了。”

“被抓以后都得带脚镣，由中国人看守，日本人经常来点名。我们在监狱里边也没有放松宣传抗日。有一回，小日本的翻译找我谈话，问我抗日的思想有没有转变，我说没有。他说他是中国通，在中国大学念过书，所以中国话还可以。他讲日本不是来侵略的，是英美侵略中国，日本解救中国。当时我跟他辩论，最后我还是坚持抗日是对的，但是他也没把我怎么样。中国看守一听可就害怕了，他说你在他这儿你还敢说抗日。那时候我是判了无期徒刑，给拉出去枪毙是太容易了。我说抗日是对的，我就是抗日，我不怕。当时监狱里面很复杂，我们是无党无派的，里面还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大家见面还都是宣传抗日，偷偷看政治书籍。因为有中国人看守，就好办点，给钱，他就可以给你带书和信。”老人回忆这狱中生活，“那时候监狱伙食太差了，常饿死人。我家里还送点饭，有的家里没人的，就得吃麸皮。有些人支持不住就病死了，差不多天天都有人死。”

“1945年8月10日，我们提前听到风声说日本战败，真到15日天皇宣布投降时，监狱整个炸锅了，连看守所长也欢呼，我骂他“你个汉奸跟着高兴啥”，之后他怕被打，锁了大门跑了，但日军还架着机关枪在外看守。一想我们都胜利了，这时候硬拼送命不值得，所以再忍忍。一直等到9月3日，日本人才开门放我们出来。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了。所以我们把9月3日这一天，算作抗日纪念胜利日。”

如今，92岁的叶于良老人生活安详，耳不聋、眼不花，每月有3000元退休金，每天看看电视、散散步，还学会了上网。闲来无事，他便去网上查看和抗战有关的题材。不时会有人找到老人，聆听他当年杀汉奸的故事。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程功/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