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历史剧《商鞅》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历经22年为何长盛不衰？

9月13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大型历史剧《商鞅》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从1996年到2018年，《商鞅》已经走过了22年的岁月，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剧仍然保持着那种充沛的情感、激越的语言、张力十足的舞台表现力，几乎每一名观众都能在剧场中感受到一种跨越千年的“燃”，令人血脉贲张、澎湃不已，一部戏能够在舞台上立住，且常演不衰，靠的就是这样根植于其肌理之中的感情基因。

作者：成长

于我而言，这次是“二刷”《商鞅》，固然，《商鞅》吸引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我对历史剧的偏爱，比如我的陕西家乡情结，但《商鞅》的魅力更在于历史与地缘之外，一个出身卑微的穷孩子，靠着一己之力，翻天覆地，倒转乾坤，成了“人上之人”，而他的梦想，却是打破权贵对这个世界的垄断，通过变法革新，让更多和自己身份相似的劳苦大众出人头地，赢得地位与尊严。这一人物形象，实际已经脱离了历史中的商鞅，却具有更加鲜明的象征意味，无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其精神力量都有着现实意义，那就是永远不信命、永远不服输、永远崇尚人的力量。

在史学上，秦代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历史时期，秦始皇这个人，更可以说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的功与过在两千年来都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已经成为了共识，那就是秦始皇的誉与谤，向上追溯，都能从商鞅变法找到渊薮。如果没有商鞅的变法图强、锐意革新，让秦国从西鄙小国一跃而成泱泱大国，便没有秦王扫六合的根基，没有商鞅之法极端的严苛与冷酷，也就不会有民不耐苦，“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历史悲剧。前些年电视剧《大秦帝国》的播出，就曾引发过人们对于如何评价秦王朝的激烈讨论：商鞅变法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秦国崛起之路是历史经验还是历史教训？电视剧是不是在为“暴秦”洗白？……

因为一部历史剧的热播热引发对历史的讨论，这是太正常不过的现象，然而这也会让观众对艺术作品的关注失焦，忽略了故事与人物。《商鞅》成剧在《大秦帝国》之前，却并未落入史观的口水仗中，盖因舞台作品的特殊性，要求演员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就陈述完历史人物的壮阔一生，它没有工夫，也没有必要对观众进行历史教育，而是让人们将焦点全部聚集在人物上面。无论主角商鞅，还是配角赵良、韩女、公子昂、公子虔，都是超脱历史窠巢的人物形象，他们可以存在于任何时代，《商鞅》也可以视为一部当代史。

《商鞅》剧中的商鞅，至少融合了三个人性的侧面：一是对命运的抗争，剧中的商鞅一出生就因为巫师的诅咒而被父亲放逐，他对这种任人摆布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并最终通过自己顽强的拼搏证明了诅咒的荒谬；二是对事业的信仰，他身怀强国之策入秦，为秦孝公所赏识任用，从此将变法强秦视为自己的生命，义无反顾地踏入这条危险的洪流之中，在这期间他牺牲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得罪了几乎所有的人，最终成为“天下第一孤寡之人”，却依然百折不回，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三是对“功成身退”观的驳斥，这突出表现在商鞅与赵良博士的戏份中，这也是我认为剧中最成功的一组人物关系，两个人从变法初期的同盟者，走向分道扬镳，实则是价值观的分歧。当变法遇到强大的阻力时，赵良全身而退，以全名节，而商鞅却迎难而上，“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注定了他人生的悲壮，也凸显了人格的崇高。

《商鞅》谢幕时，舞台上一字站开了19个人物，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他们个个有戏，个个形象鲜明，殊为不易。去年，同样在国家大剧院，我看的商鞅是1996年首演版的尹铸胜饰演，今年这版则由青年演员刘鹏挑梁。《商鞅》演了22年，演员也跟着这部剧一同成长，剧中有些角色已经换了几波，但这部大剧的品质却始终没有消磨。这些演员中唯一不变的，是姬娘的扮演者周小倩，她同时也是该剧的导演。

总导演陈薪伊今年已经80岁了，她在舞台上满怀感激地说，自己首次执导《商鞅》的时候，外孙刚满月，而如今她已经四世同堂了，“每次看《商鞅》，对我最深刻的启发就是，生命有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