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巨制尽显中国意象从曹操到孙行者背后都有同一主题？

儒学和由中土东传的佛教，以及两者的衍生物，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巨大巨深。日本的中古后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假名的创造，“表明日本民族创造文化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见，坂本太郎《日本史》），同时加速了儒学与佛教的日本化，并以一种崭新的和氏文化向前快速发展。但是，儒学与佛教及他们的衍生物如唐式建筑、唐式服饰、唐式礼仪、宋式绘画、明式茶礼等，依然留着许多中国的印记。既便西化时的明治维新（1868-1912），日本脱亚（事实上就是完全地脱离中国）入欧时，日本的文化里依然有着许多中国元素和中国意象。月冈芳年（1839-1892 年）绘制的浮世绘巨制《月百姿》，不仅出自明治时期，而且里面有许多中国题材建构的。

作者：刘火

王昌龄诗意美人绘月冈芳年绘

《月百姿》，以月亮为主题，共有画作 100 幅（它的制作出版人是秋山武右卫门）。“月百姿”，顾名思义，100幅画，以100种月亮的姿态为背景（也为主题），题材取自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轶事和神话（包括著名的武士、显赫的妇女、鸟兽、精灵和鬼魂等）。笔者感兴趣的，正是《月百姿》里的几乎与日本历史神话轶事平分秋色的中国题材。

《月百姿》里的中国题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国历史，包括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子路/读书之月》、《武子胥/淮之月》、《张子房/鸡鸣山月》、《曹操/东山月》、《苏轼/赤壁月》等；二、中国文学里的古典诗文以及中国神话，如《九纹龙/史家村月夜》、《王昌龄诗意月》、《牛郎织女/银河月》、《嫦娥奔月》、《吴刚/桂树月》、《玉兔月》等。从这一名单看，画家对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熟悉。

《曹操/东山月》取自曹操著名诗篇《观沧海》。曹操一袭红袍背对观画者，远景是“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当然突出的是正在升起的月亮。有意思的是，曹操的一袭红袍，源于中国的戏曲里的大花脸造型服饰。但是，曹操的碣石，改成了有可能是画家生活的地方“南屏山”。《苏轼/赤壁月》源自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从画面上看，更接近于《后赤壁赋》里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和“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里的意境。《银河月》出自牛郎织女的故事，不过，牛郎的服饰，显然与牛郎的身份不合。画面上牛郎服饰，很是华丽。这般的处理，要么是画家为了与织女的服饰相般配，要么就是日本服饰在这画里的另一种表现。

《嫦娥奔月》、《吴刚/桂树月》、《玉兔》虽出自不同的神话文本，嫦娥、吴刚、玉兔为一文本，孙悟空为另一文本。本当把玉兔与孙悟空分开来画，不解的是，为什么把玉兔与孙悟空共治一画？中国明代出现的几部小说（随便说一句，宋、明两季的一些初刻版本，现就只存于日本），对于日本的近世来讲，都有影响。也许在画家看来，嫦娥与天蓬元帅（后来的猪八戒）有关联，孙悟空又是猪八戒的大师兄。由于孙悟空的来去自由、威武正义的形象，孙悟空在日本的知晓度，或许不会亚于它的原产地中国。还在于嫦娥、玉兔与孙悟空都曾在天界生活过。这样，画家的想象和大胆，打通了不同文本的界线，画家在不同文本的重构里，才气得到尽情的施展和亮相。只是不知为什么，一轮圆月的面前，孙悟空画得何其威猛高大，但画名却是一只比孙行者小许多的玉兔。

“美人绘”是浮世绘的重要品种。《王昌龄诗意月》就是这样一幅美人绘。画家把唐人王昌龄的《西宫春怨》全诗抄录在画的右上角：“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如果两女（一正一背）的服饰不是和服与诗加框这一日本浮世绘特有的标识外，这幅画放在中国的仕女画里，就是一幅标准的国画仕女画。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女人的和服，原本就是中国唐装的日本化。仅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在宋唐时期多方面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即便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明治时期（这幅画印行于明治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的文化依然顽强且又有生命力地浸淫在日本文化之中。或者换个说法，即便是明治时期，像《月百姿》里中国题材画作，或许就是对中国意象和中国想象的致敬。

不过，《月百姿》并不是中国画，而是日本特有的浮世绘。浮世绘是日本江户时代（1600–1868 年）兴起的一种艺术种类。据一日文介绍，说“浮世绘”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为“虚浮世界”所绘的画。并依据“虚浮世界”这一短语的寓意，来表现佛教里的暮死朝生，以及表现幕府后期和明治时期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月百姿》，内容多姿多彩，线条优美，套色华丽，是其同类作品的上乘之作。而这种套色木刻版画，浮世绘称作“锦绘（錦絵/にしきえ）”。锦绘，或许源头与灵感，也来自中国。

苏轼赤壁月月冈芳年绘

晚明（十七世纪中前期），中国的插图艺术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如祟祯印行的《绣像本金瓶梅》中的200幅插图，便是当时的杰出代表，或许也是后世望其项背的杰作），肇事于天津杨柳青和苏州桃花坞的多色年画，便是这一时期套色木刻的代表。大致同时期出现的《十竹斋书画谱》及《十竹斋笺谱》等，套色木刻正式走进了中国艺术史。反观浮世绘的发展史，直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套色木刻才进入到浮世绘的制作里。从此，日本艺术史多了这一术语“锦绘”。有些遗憾的是，中国的套色年画和套色版画没有走向世界，反而是浮世绘走向了世界。在艺术传统和现代化（或者西化）彼此碰撞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浮世绘，让日本艺术走向世界，让日本艺术家得以光耀。前者，它们进入欧洲后，经德加、塞尚、高更、梵高等的仿画、借鉴，改变了欧洲的艺术传统。后者，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涌现了足以让日本艺术史骄横的艺术家，如葛饰北斋（1760-1849）、歌川广重（1797-1858）、歌川国芳（1797-1861 ）等。歌川国芳正是《月百姿》作者月冈芳年的老师。

现在就说说师生都画过的《水浒传》人物。在《月百姿》里，有一幅叫《史家村月夜》。《史家村月夜》题材选自《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庄》中的一个段子：“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只说只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力气，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月冈芳年便依据“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这么一句描述，画了这么一幅《史家村月夜》。但画家却没有去描绘史进的演习武艺场景，而是一幅极为抒情极为安静的场景。画面中，柳树婆娑舞动，婆娑柳树的身后便是一轮明月。一轮明月的下面，一壮汉，手持蒲扇，身向前倾，一付妖魔鬼怪不在话下的英雄气概。这画，最为精彩的是，主人公史进，一不持弓、二不握棍，三不拿他最惯用的刀（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而是稍倾端坐于藤椅（这恐是日本的藤椅），右手持蒲扇，左手刚键地撑在左腿上，一副付悠哉优哉的样子。正是这样，画家的情趣得以突出，那就是柳树柳叶稍遮掩的一轮明月。

史家村月夜月冈芳年绘

月冈芳年的老师歌川国芳，是一个画《水浒传》的高手。国芳画过《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锦绘浮世绘巨制。“九纹龙史进”自然是“百八豪杰”之一。老师的史进形象不同于学生的史进形象，老师的史进就是《水浒传》里那位风风火火出场就打架格斗的英豪九纹龙史进（史进是《水浒传》108好汉第一个出场人物）。如果说歌川国芳的史进是“武绘”的话，那么月冈芳年的史进便是“文绘”（不知浮世绘有没有“文绘”一说）。虽然，月冈芳年绘制的史进敞开的健硕胸肌和双手双腿壮实模样，依然是画家心目中的武士。但是，月亮的温润、柳条的袅娜、设色的平衡等元素的综合构成，无不显示出了日本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寂。寂所显现的唯美，或唯美呈现的寂，便是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艺术的重要构件（见，大西克礼《幽玄、物哀、寂——日本美学三大关键词研究》）。唯美与寂，即是《月百姿》的母题。如：曹操的东山初升之月，孙行者背后的那一团硕大的明月，王昌龄诗意画里的卷帘半遮的粉月，牛郎织女银河相隔的半轮新月，夜照子路读书的淡淡满月……百种姿态的月亮，以及与之对应的各色鲜活人物，就是画家对寂的呈现、对唯美的追求，以及画家人文情怀的表达。虽是中国故事，却是日本标配的浮世绘佳作。

与之相对应，日本画及日本画家走向世界时，正是中国画的衰退时期。特别是人物画，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期，除任伯年极少的人物画家外，国画的人物画走向了沉沦。说得极端些，或许直到今天，国画的人物画也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