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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习仲勋在南梁的一次历险:为掩护群众决定不打伏击

2018-10-11 00:01 编辑:TF010 来源:北京文摘

红军老战士王殿斌被誉为甘肃南梁山上的“不老松”。从1931年起,他就跟随刘志丹参加革命,曾任南梁政府警卫班长。1980年7月17日,新华社甘肃分社的张铎采访了77岁高龄的王殿斌,他回忆了1935年4月,时任南梁政府主席的习仲勋所经历的一次历险。

为掩护群众

决定不打伏击

1935年4月13日,即农历三月十一,正逢南梁地区荔园堡的集市日,马鸿宾部1000多骑兵突破红军在老爷岭的防线,直犯南梁政府。当时,南梁政府驻在小河沟的寨子湾,红军主力正在陕西富县黑水寺附近作战,守卫老爷岭的只有政府保卫队和地方赤卫军一二百人。

此前,敌人摸不透我军的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带领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搭设毡毛帐篷、插上红旗,晚上漫山遍野点燃篝火,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依靠老爷岭山高林深的自然屏障,开展山地游击战,阻敌一个多月。

13日这一天,敌人冲了过来,习仲勋率领我们保卫队和边区政府机关撤退到小河沟的寨子湾。第二天,我们退到南梁堡子的后崾岘,这时敌军400多人从雷崾岘追了过来。当时,我们保卫队只有30多人,队长是郭希山,还有一些赤卫队员,连同政府机关人员共70多人。在习仲勋的带领下,我们凭借梢林边打边退。由于我们熟悉地形,依靠子午岭山区的有利地形,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张岔岭顶住了敌人,打得敌人不敢上来。

这时候,刘景范带的红二团闻讯赶来。原先我们准备在这里打敌人一次伏击,但当时南梁附近的许多老百姓都跟着机关撤退到了这儿,山岭上到处是群众,婆娘、娃娃一大片。根据这种情况,习仲勋决定不打,掩护群众撤退。于是,我们在前边跑,敌人在后面追。在平顶川的一个山头上,敌人快要追上我们的时候,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共产党员梅生贵提着机枪,请求去半山坡上掩护大家撤退。疯狂的敌人紧追了上来,他们一边高喊“抓活的”,一边往山上爬。突然,“哒哒哒……”半山一个棱畔后面的机枪响了。随着枪声,敌人倒下一片,没打倒的抱头就往后跑。这样,梅生贵靠着这挺机枪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后来,敌人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便从两面山上包围过来。这时,梅生贵打完了全部子弹,右腿中弹,身负重伤,趴在地上。面对嚎叫扑来的匪兵,他泰然自若。气急败坏的马匪兵将梅生贵捕获后,残忍地杀害于白沙沟下。

面对百余敌兵

“娃娃主席”沉着冷静

习仲勋带领政府机关和部分部队被敌人一路追赶着来到白沙川垴。三天时间,同志们只好好吃了一顿饭,又饿又渴。沟底,恰好有股清泉,子午岭山区的三月仍是春寒料峭,有的战士也顾不得泉水的冰冷,趴下身子就喝。

突然,一大队敌兵,100多人,朝我们迎面而来,后面山坡上三四百人也呼喊着向我们“包剿”过来,前后夹击。我们猝不及防,被敌人打散了。

我当时是南梁政府警卫班长,一直跟随在习仲勋的身旁。保卫队还有个米脂人宋子恭也在习仲勋身边。我们两人掩护习仲勋迅速钻到稍沟的树丛里。

习仲勋虽然年轻,但沉着冷静,叮咛我们“不要慌!”在危急时刻,听着这熟悉的陕西口音“不要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们静静地趴在树丛中一动不动,不大一阵,听到枪声平息,我们上了沟畔。突然,对面又过来20多个敌人截住我们。宋子恭眼明手快,“砰”的一枪,打倒一个,敌人一下全趴下,不敢过来。我和宋子恭占据有利地形,甩出两颗手榴弹,在敌人中爆炸,吓得他们不敢动。宋子恭在一个土坡上掩护,我冲了下去,一把拉住习仲勋跑上山,钻进梢林,脱了险。

我们沿着山林,一口气跑到石峁湾,习仲勋当时22岁,南梁的老乡都亲切地称他“娃娃主席”。我30来岁,血气方刚,人高马大。脱险后,又累又饿,我们趴在地上,几乎不能动弹了。两天多没吃饭,我们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直直地躺在地上休息。

生死之交

老红军受邀赴京

这里是老根据地,刘志丹当年曾在这里练过兵,有句山歌就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习仲勋平易近人,当官不像官,有集时,还常常和秘书长蔡子伟一块到集市上了解民情。许多老乡都认识他。老乡一见我们饿成这样,赶紧烤洋芋、熬小米汤给我们。

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听到敌人吹收兵号,知道敌人撤退了。当晚,一些失散的同志也回到了这里,我们集合了22人,到了瓦子川。14日,我们又遭敌突袭包围。习仲勋果断决定分散突围,我们又同他失散了。后来,习仲勋骑马突围脱险。第二天上午到石峁沟,我们才同他见面,失散70人回来60来个,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一段时间。

由于之前我们就做好了撤退南梁的准备,习仲勋组织大家坚壁清野、深藏密窖,组织群众进深山老林躲藏,连猪羊都一起赶走了。敌人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找不到粮。他们疯狂地烧杀抢掠一番后只好返回。

此后,南梁政府主动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1935年冬,我离开仲勋到康健民的骑兵团当了班长。在一次战斗中,我的右眼被弹片炸伤,1937年转业到地方从事行政工作,先后任村主任、乡长。

由于我和仲勋有这一段生死之交,所以他对我一直很关心。1956年,我在南梁当乡长时,报社同志代我给仲勋写了一封信,一个月后,我收到回信,仲勋邀我到北京去。后来,我到仲勋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一家待我像亲人一般。

(据《百年潮》 王殿斌 张锋/文)

 

 

来源:北京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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