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准考证”浮票

汉代官员选拔首现“笔试”

汉文帝刘恒首推“策问”环节“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考试制度的国家。先秦时，齐国上卿管仲已提出了选拔人才的“口试”模式，“设问国家之患”。到西汉，现代考试最主要、最普遍的模式--笔试已出现。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意识到了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大力推行上古三代时已存在的“察举制”，广招人才。刘恒当了皇帝（文帝）后，在察举制这种选人用贤手段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策问”环节。

所谓“策问”，又叫“策试”，系由皇帝亲自主持、亲自出题的考试，由应试者进行书面回答，即汉文帝所谓“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诏，对所有经三公九卿、郡守荐举的应试士子进行统一笔试，选出成绩优异者。据《汉书·晁错传》，汉文帝很重视策问环节，所有答卷均严加密封，“周之密之，重之闭之”，不得泄露。

汉文帝主张的“策问”，在中国考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笔试，也是世界最早的一次笔试。而且，开创了封建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风尚，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效仿，科举时代的“殿试”模式或许就是受此启发而来。

在中国这次最早的笔试中，获得最好成绩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的晁错，“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晁错也因此成为是史上“笔试第一人”，其答题格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这类考试的模板。

在汉文帝之后，笔试成了通行检验水平和业绩的常规手段。如确立儒术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大儒董仲舒，就是在汉武帝刘彻第一次诏举贤良的笔试中脱颖而出的，其“天人三对策”，受到汉武帝的赞赏，考试成绩名列“上第”，出任江都相。

更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不仅是笔试的受益者，还是“考试”这一词汇的首提者，他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一书中提出了“考试之法”：“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弟之，其先比二三分，以为上中下，以考进退……”

汉代实施“五经课试法”

汉桓帝刘志始设“抽签考试”考不好可以复试

图：宋代科举考试“殿试图”

刘恒实行的“策试”，并不是针对普通的学子，汉代对在校生的考试模式则是“抽签考试”。

汉代是中国教育史上大力兴办高等学府--太学的时代，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建议，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要求丞相公孙弘等人拿出设立太学的具体方案，不久即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建起校舍，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由此开始。

此后，汉代的高等教育进入快车道，太学扩建，学生扩招，校园规模和在校生人数均大大增加。在西汉末期王莽主政时，太学进一步扩建，建成的校舍能容万名学生，一直到东汉末年，汉代太学生的数量都常维持在3万名左右。

汉代太学“宽进严出”，并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以甄别选送为主，但要想毕业拿到“学位证书”（以被选拔当官，即所谓“入仕”为标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太学的学生每学年都有考试，即所谓“课试”。根据课试成绩好差评出甲、乙两科，成绩直接与仕途挂钩，优秀者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课试采用“射策”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将考题（“策”）放在桌子上，考试时由学生随机抽取（“射”）作答，根据答案的优劣评出学业等级，类似于现代的“抽签考试”。另有学者根据《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书音义》，认为射策是一种“选题考试”。

射策是汉代特有的学生考试模式，当时太学生主要学《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考试时便围绕五经出题，因此又称“五经课试法”。

汉代的太学生考试制度先后有过多次调整，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由于太学生在校人数过多，旧的考试办法已不能适应扩招，于是汉桓帝刘志对考试制度作出了重大的调整，将原来一年考一次，改为两年考一次，录取名额也不再加以限制。

据《文献通考·学校一》，在改“两年一考”的同时，又设复试制度，可以多次考试，第一次没考好者还有二次、三次……，只要通过考试都可以“补吏”；或者留校，等两年后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由于复试并没有次数限制，大大减轻了学生的学习压力。

唐朝“乡贡”允许“自学考试”

唐高宗李治开设“制科”特招“非长之才”

图：清代雍正年间国子监学生“监照”

中国考试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革是在隋唐时期。因为此前的考试属于“察举制”时代的考试。而在此之后，中国才进入了真正考试的“科举制”时代。

隋文帝杨坚在建立隋朝后，于开皇年间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人才选拔方式，实行分科考试，设秀才科、明经科“分科举人”。隋文帝死后，隋炀帝杨广于即位次年（公元605年）即对“分科举人”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考试科目多达“十科举人”。在推出分科考试的同时，隋朝还全面恢复中央和地方的公办学校（官学），强调考试制度：“教习生徒，具以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唐代则出现了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与之配套的考试制度也全面建立。唐代考试的特点之一是面向全体国民，不只在校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社会青年等非在校生也可以通过自学参加考试，这种非在校生参加科举叫“乡贡”。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乡贡不仅和在校生有同等的报考资格，在中唐以后甚至出现了“重乡贡、轻生徒”的现象。

起初自学考试有严格要求，考生必须在当地（本籍）报名，必须经过县、州府的考试，合格者才能上报个人档案材料（解状），每年十月参加礼部考试。到唐朝后期，对自考生的限制放宽，不再受籍贯限制，可异地投奔取解，州县考试也不再严格，有时不经过考试也能给予解状，称之为“拔解”。乡贡为平民子弟开辟了一条升迁之路，自学者可以和生徒一同竞争人仕，极大地刺激了民间自学与办学的热情。

上述是唐代的常科考试，在唐朝的考试制度改革中，还设有“制科考试”。所谓“制科”，是有别于定期考试的不定期科举考试，制科又叫特科、制举，目的是防止常科考试埋没特长生，选拔“非长之才”，以弥补常科的缺陷和遗憾。

制科考试类似于现代的“特招”，招收某一方面的特长生。据《云梦漫钞》记载，高宗李治在位时的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始设制科，显庆三年（公元公元658年）始有“志烈秋霜科”，诗人韩思彦考中该科。之后，武则天又对制科考试作了调整，要求进行殿试，加试策文三篇。

宋代进士考试分为“经义”“诗赋”

明清考试“标准化”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

图：明代赵秉忠万历二十六年殿试试卷，”第一甲第一名”六字，系明神宗朱翊钧的朱笔御批

图：古代学生考试卷（鹿门书院特等第1名）

宋代科举考试同样经历过几次较大改革，改革的目标首先是对考试内容进行调整，精减考试科目。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教育家范仲淹提出了“精贡举”的观点。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合并考试科目成为科举考试改革的中心内容。在王安石的考试新政中，罢去明经诸科，仅存进士科，同时设立“三舍升试法”，实行由学校直接升选贡举的制度。

考试制度改革在历朝都是大事，王安石的考试改革由于变化较大，争议也大。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朝廷只好将进士考试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个考试科目，到南宋初，又将经义和诗赋合为一科……就如今天的文理分科一样，分分合合，反反复复。

宋代也有制科考试，还提升了武则天开设的武举考试地位，让“武举”与“文举”一样，拥有同等的“学历地位”，当然这与当时国家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有很大关系。

宋代的考试科目改革，都是围绕为国家选拔出实用人才、急需人才而设置的。如王安石考试改革中就重经义而轻诗赋，去掉诗赋、帖经、墨义，曾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

明清时期，中国的考试制度已完全定型，科举考试分为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等四种固定考级，最明显的是出现了“标准化”考试。考试以“八股文”为典型，作文从开头到结尾都有固定的标准和程式，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目，以朱熹等的注释为标准。

“标准化”考试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但因为脱离社会实际，不利于考生的自由发挥和人才选拔，当时便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清乾隆二年（公元1663年），朝廷曾一度诏废“八股文”。

*声明：本文系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先生供本报专稿，请勿摘转。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倪方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