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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因百元外快被疑犯罪 40年来人们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

2018-12-10 11:04 编辑:TF020 来源:北京晚报

从两位数的工资性收入到个人财产性收入,从第一批中关村“倒爷”到第一批私营高新技术企业创始人,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看得见,摸得着。

大兴农民“万元户”李文瑞一家的承包田大丰收,他们将剩余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叶用才摄

而在人们的心中,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巨变,更为难以描述与计量。开放的,不仅仅是市场;改革的,还有人们对于生活、金钱,乃至于未来的观念。

从这一角度审视生活的变化,人们就能发现改革开放的要义所在--用更开放的心态,去迎接社会的变化,推进社会的变革。

1993年4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副食商店购物景象。张风

回首40年,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心中播撒了一粒种子,任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终成参天大树。

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发《观念之变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从收入、消费、教育不同视角,感受北京市民在分配观念、职业观念、知识观念上的思想变革。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通讯《雁滩的春天》,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成了第一个为人们所知的“万元户”。

时至今日,家中的老一辈,仍能清楚记得40年前自己的月工资,有零有整。在那个薪酬以十、百计算的年代,“万元户”所带来的冲击,毋庸赘言。

而对于年轻一代的听众而言,几十元的月工资、拿着粮票换米的故事,更像一种现代都市传说。201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406元,首次突破6万大关。从不敢赚钱,到能挣会花,居民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几代人观念的演变。

1991年1月20日,北京西单购物中心开业。张风

第一笔外快300元 被疑是“犯罪”

讲述人:梁小民 身份:经济学家

老百姓想挣钱,能挣钱,这在如今已然司空见惯。追溯40年,这却是经过十几年思想观念转变才实现的。

经济学家梁小民,可谓深有体会。

20世纪70年代,北大经济系毕业的梁小民,被分配到黑龙江工作。多亏了那段时间,他有了足够的时间读书,自学英语。1978年,梁小民以439分的高分,考取北京大学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那个年代,大家对西方经济学不了解,甚至抵制。”

从大学毕业的梁小民,成为了一名经济学教师,这时候他发现,想要了解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

“老百姓的物质欲望释放出来了,这是人的天性。”随之而来的,是政策一步步放开,老百姓提高收入的路子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有知识、懂技术的人才,有了更多赚钱的出路。“当年有这样一批专家,平时在自己的单位工作,周末去兼职。后来就有了个称号,叫‘星期日工程师’。”在梁小民看来,“星期日工程师”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老百姓想要挣钱的愿望强烈,另一方面也说明,全国各个企业都有对新技术、专业知识的需求与渴望。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梁小民也有了自己的“外快”,平时在学校里教书,到了周末,他就会到各个学校、企业讲学:“因为懂经济学的人太少,很多地方都在请老师讲课。”

只不过靠自己的知识挣钱,梁小民还是遭了不少麻烦。

曾有家企业找到梁小民,连讲课带教材,报出的价格为300元,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当梁小民讲完课,把讲义资料都上交企业后,企业的管理者却反悔了。“对方直接就说,一个人怎么能赚300元,这不是犯罪么。”费了一番口舌,梁小民才要回属于自己的报酬,由此他也发现,老百姓仍没能从教条的想法中摆脱出来:“有些人认为多挣钱是罪恶的,怕挣多了惹麻烦。”

纵然如此,老百姓对挣钱的渴望,还是越来越浓烈。

1984年12月15日,《北京晚报》的头版头条,是一则名为“北京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出现变化”的稿件。时任北京市宣传部长的王大明分析,“过去‘衣着朴素’、‘节衣缩食’曾是多年宣传的美德,现在正在被丰富多彩的时装和‘能挣会花’的新的消费观念所代替。”

“当时于光远有过一句话,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引来巨大的争议。但争议过后,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从不想赚钱,不敢赚钱,到挣钱光荣。”观念的转变,带来的是经济潜力的迸发,无论国企私企,在改革开放后,都开始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如今回头看,改革开放的历史告诉我们,想要激发经济潜力,最重要的还是制度的转变。”

第一次当“临时工” 挣的比工资高

讲述人:李春生 身份:退休职工

李春生端了一辈子“铁饭碗”,直到1999年退休。他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再干上8年的“临时工”。

李春生没上过大学,刚进工厂的时候,算是技术工种,之后跟机器打了一辈子交道。干的年头长了,外加好琢磨爱学习,李春生是单位有名的技术能手,只要机器出了岔子,老李一来,准能“药到病除”。

“受尊重是受尊重,但收入差了点。”20世纪90年代,行业竞争愈演愈烈,与许多老国企一样,老李的单位陷入了经营困难。李春生的月工资只有不到一千,还常常发不出来。“当时的脑子死,没想过什么跳槽,更没想过创业。”李春生就这样“熬”了几年,到了退休的年龄,机会主动找到了他。

“我退休没多久,单位曾经的一个同事找到我,问我想不想返聘。”听到同事的询问,老李心里还纳闷,单位经营如此艰难,为何需要返聘人员?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同事早已辞职下海,与几个朋友创立了公司:“做的业务跟原来单位差不多,但他们缺人。”

同事报的薪酬,也让李春生“心里一哆嗦”,每月2500元,比单位工资翻了一番。

觉得自己干得动,还能拿这么多钱,李春生没有太多犹豫就去新公司上班了。回想那段日子,李春生感叹,自己端了一辈子铁饭碗,最终却给人当上了临时工:“刚发工资我都怪不好意思的,觉得我一个退休的拿这么多不合适。”

“现在回想起来,我拿的根本不多。”临时工干了五六年,李春生眼瞅着身边人的收入越来越高,进入新世纪,月入万元已经成了平常事:“我这样有技术的,当初要五六千他们也得给。只可惜,当年咱们不懂技术的可贵。”

1998.9.6,北京。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率先开办汽车消费贷款业务试点。从此京城买车热兴起。王希宝

第一堂投资课 认识“财产性收入”

讲述人:王科 身份:国企员工

在朋友眼中,王科是老股民;在王科自己心中,自己还是个投资“小学生”。

王科接触股票,是在2007年。与大多数股民初次进入股市的经历一样,都是看到身边人赚了钱,在牛市行情里,开始了自己的炒股生涯。

要说有什么不同,则是王科的父亲曾经炒过股,3万块炒成了1万块,乃至在家中,股票一度成了忌讳。这样的过往,让王科多了一些风险意识:“说不定我一入市,就成了牛尾巴上的接盘侠。”

那几年,“财产性收入”的概念刚刚走入人心,寻求财产保值、增值的途径,成了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初入股市,王科的“战绩”不错,每天都有几百块收益进账,“对于我这种月收入几千元的工薪族,心态影响绝对是巨大的。”

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改政策发布,给火爆的股市降了温,也让王科有了防备:“在父亲见好就收的建议下,我在牛市的后期加入了打新股无风险套利的大军。”

成功逃顶的王科,成了朋友身边的“股神”,而在他看来,只是自己“胆子更小”,寻求了更丰富的投资渠道。“老百姓挣钱的路子越来越多了,只要不是只盯着股市,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可以给每个人带来财产性收益。”炒股十年,或者说投资十年,王科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非理性激进,到相对保守,又转变为现在的根据大环境的理性配置,这些都源于炒股给自己带来的软性收益:“现在看看我手机浏览器里储存的网页,基本都是财经类的网页,从一开始功利性的学习,转变为现在的一种习惯而有兴趣的学习。这种学习让我更多了解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更多以经济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

【晚报留声】

十万块钱能买什么房不清楚。拿两毛钱去买肉的年代,只盯肥膘,很少关注斤两。我想冒回傻气,用书包兜着钱,打听准地方:“劳驾,您给来十万块钱的……楼房。”——晚报读者高克芬

1996年元旦,《北京晚报》曾刊登了一版大开脑洞的读者来信--假如我有十万块钱。读者们有的想回馈社会,有的想投资股市,还有的想开书店。如今20年过去,回首看看这些脑洞,这位想买楼的读者,大概已经发财了吧?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吴楠 栏目主持:张硕

编辑:TF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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