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照片，这张照片的编号为33943—PME，美国通信兵拍摄。

展厅入口处，一个循环播放的录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退役老兵，在向观众说话。也许不会有多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但他却是这个展览很重要的存在：“六十五年前，我作为一名美军通信兵团第一六四照相连的战地摄影军士被派往中国，我执行了许多摄影任务，并且足迹踏遍你们的国家。”他的经历，是展场照片诸多摄影者的缩影，此为他生前留影，悉尼?格林伯格，已经于2012年1月在美国去世。

“国家记忆”展的全名是：“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二战中美友好合作影像展”，尽管这并非“国家记忆”第一次公开展出，但是在军事博物馆，在中国人民迎来抗战胜利69周年的前后展出，这个展仍然显出其特殊的意味。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史学家拉纳?米特曾认为：中国以牺牲1000多万人、8000多万人失去家园的巨大代价拖住日本侵略者，为二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却在战后因种种原因被忽略和忘记，是“被遗忘的盟友”。而相对于二战中其它战场的纪念，作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部分的中缅印战场，更是忽略中的忽略。甚至在一些国人视野里，这些有关中缅印战场的图片可说是闻所未闻。

从1946年开始，这些照片便被收藏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楼案馆。而能够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它们其中的一部分，并发现与之有关的164照相连部队的存在，还有一个长长的故事，与一群热爱历史并执著地追寻历史的民间人士有关。

寻找少校，一场关于CBI战区历史的追寻

乔治·寇科瑞克技术军士。

隶属于美军第164通信兵摄影连的罗伯特·纽巴切中士。

追寻164照相连的故事，必须提及两部纪录片：《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它们拍摄于2003年至2005年前后，总策划为章东磐与邓康延。其实，两部片子的每个主创人员，都可以视为这个故事得以展开的线索。其中，作为《寻找少校》编导之一的孙敏，是最早一批在云南从事远征军田野调查工作的云南籍作家，江汶是她的朋友，旅居美国。《发现少校》的故事推动者晏欢，是密支那战役指挥将领潘裕昆的外孙，因为对长辈的这段历史感兴趣，一直在这个领域跋涉。牛子是电视摄影师。基于共同的志趣，他们渐渐会聚在一起，并因为这两部纪录片的拍摄，分头踏上了寻找远征军历史的征程。

《寻找少校》所要寻找的少校名为梅姆瑞，牺牲于滇西战场。对于他的追寻，始于在腾冲民间发现的一张美军在云南乡村举行葬礼的照片。进一步相关资料的查询，从云南扩展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胡佛研究所、美国失踪军人调查机构……不断有历史线索被从各个渠道发现，也总是有更多的美国老兵后代，被他们联络上，并加入到追寻历史的大军之中。2005年，也就是《寻找少校》拍片期间，摄影师牛子根据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先生指引来到美国国家档案馆,他用英文检索“萨尔温江”（即怒江），一批中缅印战场的历史照片因此跃入眼帘。这是那批照片被发现的开始。在那一次，牛子复制了其中的190幅带回来。2009年，章东磐在自己出版的远征军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一书中，用到了部分照片。

更宏伟的计划是在2010年春节前后，这一支民间团队远渡重洋来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打算把馆藏的所有有关中缅印战场的照片复制回来。共同制定的原则是：1、所有美国照相兵拍摄的CBI战场照片要不加挑选地复制。2、照片正面和背面均以扫描仪的最高精度复制。

靠着几位赞助人的慷慨解囊，这个团队解决了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吃与住。而在美国的居住地，是由同样热爱二战史的晏欢的美国朋友唐亨蔚帮着选定，每天150美元的房租，也是由他从250美元砍下来的。

参与复制影像的邓康延至今想起那段时光，仍然激动不已。“我负责的是复制影像。真感觉如入宝库。本来只想呆一周，结果呆了23天。哪都不去，哪也不想去，每天就是和档案馆人员同时上班下班。除了他们的公休日。这里拷贝资料全免费，最高频率的时候，4台机器同时拷贝。”

而整个团队，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泡了两个月。他们复制的图片总量为两万三千张。尽管如此，章东磐依旧坚信，这仍不是CBI战场照片的全部。“一个显著例子是，我们从已复制的照片中，并没有找到梅姆瑞少校的身影。此外，牛子2005年复制回来的那批照片中，有两张没在这批照片中出现。”“不过，两万三千张，可能也差不多了。”章东磐推测说。

历史中的164照相连

尼古拉斯·阿科曼中士正在滇缅公路上某处的一辆吉普车上拍摄纪录片。

大卫·阿尔伯特中士在拍摄桂林难民大撤退过程。

两万三千张，的确已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如此浩瀚的影像图片，在美国档案馆寂寞沉睡了六十年，这仍然无法想象。几乎所有复制团队的人都清晰地记得，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装有这些照片的小推车推到他们面前时，所说的一句话：这里的欧洲战场照片，都被人翻烂了。而翻阅这些照片，你们还是第一批。

这两万三千张照片，部分由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摄影师拍摄，还有一些来自自由摄影师。但绝大多数，出自美国通信兵164照相连。

熟悉军事史的章东磐告诉记者，美国军队照相部队历史，可以追溯到一战。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所以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有完整的美国参加各个战争的影像资料。

CBI战场上的美国通信兵164连，总人数为250人，大多是从1943年年末陆续被派到中缅印战场。“国家记忆”展门口视频中出现的悉尼·格林伯格，是少数健在时被居住于美国的江汶联络到的美国照相兵。2009年，江汶对他做了采访，悉尼·格林伯格做了如下描述：

1941年底我应征入伍。通常的服役期是一年，就是说我的服役期到1942年12月就满了。然而珍珠港事件爆发了，美国宣布参战，我被编到了第164照相部队B连。1943年的一个晚上，我们乘坐火车从密苏里州的克劳德基地出发，前往未知的目的地。到了洛杉矶车头调转方向朝东走。几天之后，整个第164照相连来到了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的新港，然后又登上了一艘叫做“苏格兰快艇”的英国船。船上的食物是奶粉和鸡蛋粉，都是吃不习惯的食物，而我们依然不知道将前往什么地方。1944年1月1日，在船上我被升为技术军士。那时大家第一次得知，我们将前往东亚，目的地是中国。第164照相连一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暗室技师和总部工作人员。我们在大西洋上往南行驶，穿过赤道，到了南非的开普敦，休整几天后绕过好望角，经过马达加斯加海峡后，一路往北走。整个航程都有英国和美国的飞机护航，以防日本潜艇攻击。在漫长的航程中，唯一的工作是学习在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

历经34天的航行，164照相部队到达印度，之后有一半人留在印度，另外的人继续前往中国。这120人的队伍抵达中国后，先后分布于中国的各个战区。据章东磐先生推测，留在云南战场的估计有三四十人。作为战地记者，他们也和作战部队一样冲在最前线，但他们的武器则是照相机。虽然作战人员会尽力保护他们的安危，但是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抓住战争珍贵的瞬间，他们仍然会不顾危险地摆脱保卫他们的士兵的拦阻，勇敢地冲在前面。所幸，从各方的记录来看，他们中没有人在战场牺牲。

时隔六十年，令复制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些非常时期拍摄下的照片，竟然没有一张对焦不准，它们清晰如昨。据章东磐介绍，那时的照相兵，每拍一卷照片，都要在胶卷袋上写上作为摄影师的名字。胶卷被送到特定的洗印中心冲洗，退回来的照片，摄影师必须在后面写上详细的照片信息，再次被送回洗印中心。这时照片会做放大处理，洗印中心也会将这些信息，打在那些放大的照片上面。原照片，则退回摄影师本人。

许多的照片说明都是相同的，章东磐相信：眼前的每一张照片，都可能后面是一组照片。而能有两万三千张照片留存，估计摄影师应该是拍了十万多张。“那时的耗片比是惊人的。”

这些照相连的照片，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等兵威廉姆·萨佛兰正在空中拍摄中美联军夺取密支那机场的战斗场景。

还在为寻找梅姆瑞少校的信息做田野调查时，章东磐曾经问云南当年的见证者，一位当地老人：这个军人的遗骨是怎样被运回美国的？老人答：是用直升机。章东磐并没有相信。他认为美军用到直升机，应该是在后来的朝鲜战场。

2010年，当两万三千张照片被复制回来以后，章东磐看到了一张滇缅战场上的直升机照片。他当时的感觉是想抽自己两个耳光。“由于我的自负与无知，我从内心错怪了这个老人，另一方面也失去了进一步调查更准确信息的机会。”正是这些照片，给了章东磐一个对自己历史认知纠偏的机会。

他还为另一个云南民间抗战史研究者戈叔亚找到了一个史的证据：那张著名的运输卡车经过24拐的照片，原片背后的信息确实注明：拍摄于贵州晴隆（当时称安南），而不是摄于滇西。几年前，戈叔亚曾揣着这张照片一路比对，最后终于找到了贵州晴隆。他举着这张照片在原址拍照，但这个结论却在云南引起轩然大波。有些研究者不信，有些则觉得，这个结论最好别说，因为会抹杀云南人抗战的功绩。

此前，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孙立人将军的，广泛流传于海峡两岸。人们说他曾这样下令：这些被俘的日本兵，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杀掉。故事以此来表示，这位远征军将军对日军暴行的愤怒。但章东磐始终对它的真实性存疑。他觉得这个事情逻辑上不成立。“孙立人将军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受过军事文明教育，同时，他也是在美国将军管理的战斗体系里面，怎么可能下这样的命令？”有了这两万三千张照片，他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这里面出现的所有被俘日本军人的照片，没有一张是脸上现出恐惧的。他们表情松弛，是因为远征军这边对他们也没有虐待。“这是多脏的水！这不是在增加孙立人将军的光荣，而是给他抹黑啊。” “我们是要记住那段历史，但是仇恨一定要消除。”一直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章东磐，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这个准则。

晏欢，这位业余才有时间做抗战史研究的香港建筑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递出的第一个检索要求是密支那战役。他的外公潘裕昆，就是这场战役的主要将领。结果小推车推来，里面的照片让他大喜过望：潘裕昆在战场的照片，远远超出了他在中国所寻找十几年的数量的总和。另一张令他眼前一亮的照片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第50师在缅甸南杜竖立的一座纪念碑的碑文。晏欢曾经珍藏过外祖父一张照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拍出，但一直苦于得不到照片的历史信息。现在这清晰的碑文告诉他，他外公后面那座碑，是为“献身于南杜战役的潘裕昆少将所部中国陆军第50师英勇官兵而立。”

其实，两万三千张照片，就相当于两万三千个故事。正是因为这些照片，人们得以知道，曾经有两个年轻的南京姑娘，她们的亲人在南京大屠杀中丧生，但她们并没有沉浸在悲伤，而是投入了中缅印战场前线。

美国的盟军顾问曾经摘下自己的钢盔，给冲锋的中国士兵，照片背后文字写：美军联络官非常愿意捐出自己的防护装备，而不是让中国战友等待后方的补给。

当然，这些照片能告诉人们的，并不仅仅是战争。那些散布于各个战区的照相连军人，还为战时的中国留下了无数日常影像。章东磐历数他所看到的内容：有钉鞋的，有杀猪的，有补衣服的。“西点军校从来不说自己教的是军事，他们说教的是系统工程。而这些照片所记载的，也是人类最繁杂的系统工程。”

为164照相连所拍的照片，章东磐、晏欢、戈叔亚们曾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的《国家记忆》图文书，但两大本厚书所承载的容量，仍然只是复制回来总量的十分之一。而照相连的故事到今天为止，也只露出了冰山一角。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孙小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