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以促进医生与患者“共情”、“共策”为目标的医患共同决策论坛，进行到了第三届。这一持续性畅所欲言的平台，有医生和患者最真切的表达，也渐成解决医患矛盾的有力驱动。

“这间诊室里有两个专家，你不能自己说了算”

大屏幕打出的照片中，一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英国医生Dr Andrew Markus（安德鲁·马库斯）双手插兜，对着镜头露出温和的笑容。

“这是我的第一位全科老师，对我在全科领域方面启蒙起到很大作用。”演讲席上，正在发言的郑家强教授面向台下近百名参会者，语气里充满怀念。如今身为知名公共卫生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研究发展中心主任、英国伯明瀚大学应用卫生研究院院长，他依旧会时常想起30多年前那间小小的诊室。

1984年，还在牛津大学求学的郑家强第一天去全科诊所见习，坐在Dr Andrew Markus旁边共同接待患者。“这间诊室里有两个专家”，英国医生笑意吟吟。以为自己也被当做专家看待的郑家强“受宠若惊”，但还没来得及谦逊一番，对方立刻解释，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高兴，不是说你。

“患者是他自己身体、精神、价值观的专家，他对自己各方面的认识更深。”60岁的郑家强一字一顿在演讲席上复述着“第一位全科老师”当年给他的教诲，“他说你快毕业了，一定要记住，你在诊室里，病房里，乃至病床旁，每一个过程都有专家，你不能自己说了算。”

这种医生和患者基于最佳证据而共同做出决定的沟通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医患共同决策。当四年前郑家强和他的朋友，钟南山院士在飞机上为医患关系所感慨时，“医患共同决策”作为可能解决医患矛盾的途径之一，被二人不约而同提及，并有了希望在医患群体中探讨一番的想法。

“太需要了，太需要了！”

与此同时，第一次从郑家强口中听说“医患共同决策”，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健康节目主持人安杨激动不已。彼时她年近八旬的母亲脚踝疼痛，安杨“近水楼台”问了四位名医，给的治疗方案不尽相同，依然难以决策。

“那么多没有资源的患者，又该怎么办？”做了多年节目，安杨接触到的患者无以计数，深知他们“排队一上午看病三分钟”的焦虑；鼓足勇气张嘴询问，被医生一句“你不要说话”顶回的无奈；以及只有等医生离开，才敢偷偷问问护士“他刚才说的是啥意思”的不安……

“治疗方法铺天盖地而来，却不知道哪种适合自己，就像掉到海里，看见很多救生圈却抓不到一样。”一位肿瘤患者的表述令安杨觉得无比形象，而医患共同决策不正是最好的“获救”之道？

“知识不对称带来的沟通障碍，要由医生先行跨越”

于是在郑家强、钟南山等医届“大咖”推动，与安杨的协调组织下，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于2015年6月得以举办。整整一天，几十位名医挤在北京广播大厦10层小小的会议室，五个话筒四个讲到没电……当年人民网出台的医患关系修复报告中，这一论坛的影响力排到首位。

而今年，医患共同决策论坛走到了第三届。基于主办者“小而美”办论坛的理念，人数并没有显著增长，来源却更加广泛。有医学教育界的领导、外国专家、北医、协和等近十家知名医学院校的教授、医学生，当然，还有不可或缺的患者代表。较之第一届概念介绍、现状抒发等“广泛而感性”的层面，与会者主要聚焦在医患共同决策中的难点应对与做法上。医生们对自己的要求具体了，也更“苛刻”了。

例如，共同决策的一大障碍，是患者“听不懂”医生的解释。“小大夫们其实已经非常注意和患者之间的沟通，比如跟胰腺癌病人谈怎么治疗，预后如何，小大夫认认真真按所学知识讲了一通，结果患者没听懂。”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王维民一席话，引得几位年轻医生默默点头。

这种知识不对称带来的沟通鸿沟，在王维民看来要由医生先行跨越--转化成通俗的语言告诉患者，实现相互理解以作出“共同决策”。他以外科的疝气为例，“病人来了，这儿鼓了一个包，一检查是疝气得手术。病人问吃药行不行？不行，再问为什么？别背书，就告诉他兜漏了，不赶紧缝上越漏越多、越漏越大，他不就听懂了吗？”

再一个，“解释”要到什么地步？曾患颅内出血的张丽（化名）接过话筒，谈起令她“吓得发抖”的经历。经过康复治疗后，复查时张丽要做血管造影。“我主治医生说，你不是喜欢共同决策吗，咱们来一起决策一下。”然后一张单子甩到她面前，上面列出的12种后果，每一条都在告诉她可能会怎么死。

后来张丽才明白，这位医生将知情同意错误地当做了共同决策，但那一瞬间，他的确令张丽开始讨厌“共同决策”。她当然明白医生“总是喜欢”把最可怕的结果告诉病人，但她仍希望沟通过程中能得到一些更好接受的表达。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共享，结果变成了恐吓。”来自丹麦肿瘤医院的Karina Dahl Steffensen（卡瑞纳·达尔·史提芬森）教授同情地望向张丽。她认为，医生推着一堆纸给病人，说你看吧你选吧，其实就是一种恐吓。“我们要了解，自己作为医生，职责是在决策过程中扮演‘教练’的角色，帮患者去恰当地了解他所处的环境状态，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

现实情况改变不了怎么办？ “靠情怀啊，同志们！”

论坛办到第三届，医患共同决策在治疗方案、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已无需多言。而与会者深入交流了各种决策工具、研究数据等专业领域的内容后，话题仍不可避免地回到医患共同决策绕不过去的槛--时间。

大夫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因为没空去卫生间，连口水都不敢喝，每个病人依然只能分到两三分钟。这种情况下，谈何共同决策？当一位协和医学生抛出这个“老生常谈”却无法回避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讨论并没有全然陷入僵局。

荷兰专家A.M.Stiggelbout（安妮·斯蒂格博特）给出的建议是，通过更加结构化的工作来节省时间。比如通过团队里护士的使用，将相关信息给到病人，以及将与病人的整个互动视作一个整体。“很多时候医生会说我没有时间，这个问题你先不要问，先不给你解释，但对患者而言，他会想那我不理解，下次再找你还要问这个问题，还会占用你的时间。”

郑家强的想法与之类似，他认为医患共同决策不一定需要大夫一次做完，可以几次，也可以纳入护士、甚至社工一起来做。“像是在病房里，病人躺在床上，住院医也不至于说忙到完全不能跟病人沟通，所以哪怕现有的环境其实也可以做一点事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韩晓宁举手示意发言，她腰杆挺拔，声音抑扬顿挫。“医患共同决策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病人有足够的时间，医生也有足够的时间。但目前的现实是，一上午我不让病人说话，替他们当‘家长’，可能看了40个病人39个都是对的；我让病人各个都说话，能看10个病人，一个错的都没有。”

“那我们要不要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努力和患者共情、共策？”韩晓宁环视四周，大伙儿在默默点头，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现实状况改变不了，我们在没有支持、没有经费、也没有认可的情况下怎么办？”

她的同行们从各个角度望向她，目光在各自的镜片后闪烁。

“靠情怀啊，同志们！在座的各位不都是出于情怀才来的吗！”话筒传递出来的声音饱满而具感召力，各张桌间荡起医生们一片笑声。

继而，掌声雷动。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 魏婧 插图 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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