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岳奇观》主创者：王树森、陈长海、张志平

《群芳揽胜》主创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创者：蔚长海

《四海腾欢》 主创者：郭石林

更神奇的是，这“四大国宝”，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卅二万种”。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却又突然现世，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

2006年以来，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极少展览，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其实，不用添油加醋，“卅二万种”的故事也堪称传奇。

“小诸葛”寻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寻玉启事”——《宝玉何在》。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而是一块叫作“卅二万种”的石头。文章向社会呼吁，请知情者提供线索，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早日重见天日。

那时的《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个版面，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全赖王树森的一哭。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频出绝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也被称为“四怪”，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

他们还都有绰号，潘秉衡因从不攒钱，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臭要饭的”，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马马虎虎”，刘德瀛因训徒严厉、为人倔强被称作“小辣椒”，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大脑袋”或“小诸葛”。

“十年动乱”后，“二怪”离世，“一怪”瘫倒，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两件翠活，一件获全国“金杯奖”；另一件“群仙祝寿”高翠玉佩，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在香港卖了180万元人民币。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有块宝石，叫‘卅二万种’，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们给我到处问问，找找。”

“卅二万种”究竟何等模样，不但谁都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何处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开会，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万种”。他说：“国家百废待兴，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艺，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说到动情之处，王树森声泪俱下。

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纪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时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京味作家刘一达《故都子民》的原型，就来源于对刘德瀛、王树森“二怪”的采访。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曾辉煌一时，有2000多人从业，艺术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可好日子没多久，偏又赶上“文革”。

这一哭，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年轻时，王树森技艺未熟，“卅二万种”再好，也不敢接活儿。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手底下高徒辈出，却奇石难觅，“文革”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报》记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吋的电视机的大小说：“三十年了，这块玉都没见天日。老艺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这个建议很好，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你是记者，你给想想办法。”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让他诧异的是，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个头不高，咖啡色脸庞，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卅二万种”的美玉日思夜想，原来大有渊源：

14岁那年，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未曾见过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王树森又提起“卅二万种”来。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某行家曾在“卅二万种”的一角喷洒火酒，点火燃烧，再泼上冷水一激，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水地”，色泽深绿，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鲜润娇嫩，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价值无法估计。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自己并未目睹“卅二万种”的风采。

不过，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卅二万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见到一块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不便再问，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种”？他信心满满地认为，新中国公私合营，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玉器原料，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感染了记者，于是便有了《宝玉何在》一文。然而，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

守玉人现身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干部装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绍信，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王树森和他照面时，不由一愣。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直属储备处翟维礼的介绍信

王树森欣喜若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宝石呢？”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王老先生，翠宝安妥！”

原来，这位干部叫翟维礼，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

1955年，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在一个角落，翻腾出来四块石头。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当即批示：将翡翠转运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维礼接到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为了做到寸步不离，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并没有‘卅二万种’的标记呀。”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翟维礼笑道：“‘卅二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翟维礼担心，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让他没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让秘书传话，一定要有预案。

经过秘密侦查，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拟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就这样，“卅二万种”被运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样，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发现，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种种迹象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于是“卅二万种”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作家徐凤桐的《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上，信口开河，说这块翡翠一直藏在山洞，显然是从河南这段经历中杜撰出来的。

整整25年的守玉岁月，翟维礼已经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由他负责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这块玉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过去，总理让我守着这块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让我请示哪位领导去？”

“86工程”

“卅二万种”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确认，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报》刊发《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一文。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希望尽早见到宝玉，并愿意竭尽全力，把它琢成传世之作。

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万里、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批准此议，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

又经过层层审批，直到秋天，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库中之库”。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最小的一块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363.8公斤。它们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卅二万种”！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石料，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最大的一块翡翠原石

此后，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称。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因而是国家工程。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这不仅在新中国，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慈禧当政后，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使得价钱水涨船高。比如，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耳挖勺、钳子等4种17件器物，共耗银39994两，每件合2352.59两，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

玉器史上堪称“国家工程”的遗存，并不多见。从元朝的《渎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无不是集全国巧匠、用数年之工完成，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与历史上的《渎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图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从此，这里自成一统，封闭管理，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

为了不留遗憾，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上海、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图纸就画了几百张。不过，在第一轮评审中，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新中国一建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社，从业人员达千人。1958年，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不光拥有“四怪”，还有王仲元、夏长馨、高祥、张云等一批大师。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第二轮评审中，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设计图纸78张。此后又经过39选16，16选8，8选4几轮筛选，最后按照传统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八字原则，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二号料做香薰、三号料做花篮、四号料做插屏。

既然是国家工程，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卡在题材上了。

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组像、著名工程、花鸟花薰、五谷丰登、太平景象等，可谓百花齐放。

1985年4月，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张劲夫、田纪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显然，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正式启动后，由王树森大师领衔，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他们是：一号料陈长海、张志平，二号料蔚长海，三号料高祥，四号料郭石林。此外，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相当于读了个大专。

为题材把关、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雕塑家钱绍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华君武、徐北汀、黄永玉、郁风，书法家启功、曹辛之、祝缅，雕塑家傅天仇、刘焕章、邹佩珠，红学专家周汝昌，金石学家朱家晋，工艺美术家郑可、唐克美、张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电影文学教授陈山，作家王名时，知名记者韩笑鹏……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足以说明“86工程”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宝之前，中国玉雕史上，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用时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这8年，人磨玉，玉磨人，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

4号料虽然最小，但在四块翡翠中“色泽最美、质地最优”，是“卅二万种”的精华部分。由于翡翠呈长方体，大家一致认为是做插屏（屏风）的好材料。

插屏上雕什么图案呢？这可就考验磨玉人的境界了。

1982年11月30日，轻工业部副部长季龙亲自参加了“86工程”的第一次方案评审会。他说：“国宝不仅器型要大，更重要的是气魄要大，要做到‘一看惊人’的效果。”

听着部长的话，郭石林脑子里浮现出一幅“东方醒狮”的图像。会后，他连夜绘制了一幅草图，送给师父王树森。王树森看着画稿，默不作声，揣摩良久后开口说：“石林啊，醒狮气魄确实很大，但总觉得还不对味儿。‘醒’者，觉醒也，这是20年代中国的写照，而如今，似有不妥了……”郭石林连连点头，深深被这位老艺人的艺术底蕴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所折服。

1984年10月，为了题材设计方案，郭石林随王树森第四次上泰山，年近古稀的老艺人竟登上了泰山之顶。

他们在岱顶探海石上观云海奇景。雨后初晴，但见云海浮波涌动，诸峰时隐时现，像是海市蜃楼；忽而风力加大，只见云海开始拉长，上下翻腾，继而倒海翻江，不断蜿蜒向前……

王树森灵感一现，他一手抓住郭石林的胳膊，一手指向前方，低声喊道：“石林，你看！那是什么？”顷刻沉默，二人异口同声，几乎同时喊出了一个字：“龙！”

老人对郭石林说：“我们的方案有了，就是‘东方巨龙’！如果说‘东方醒狮’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觉醒’，那么‘东方巨龙’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崛起’！正合四号料插屏的题材。”

郭石林大师在精雕《四海腾欢》

从泰山回来后，郭石林翻阅了大量关于龙的资料，搜集上百张从先秦到明清的龙纹图案，并到北京的北海、故宫观摩九龙壁，到山西大同考察九龙壁、五龙壁，画了很多张临摹图稿。

红山玉龙充满神秘幻想色彩，商周玉龙具有狞厉美与神奇感，秦汉玉龙凶猛，隋唐玉龙浪漫豪放，宋元玉龙雄奇洒脱，明清玉龙重现威猛飞扬……这让他悟出，历代的精神气质都会在龙形塑造上留下明显印迹。

1985年1月5日，杨伯达到玉器厂作题为《历代玉雕龙的变化与特点》的讲座，当讲到《图画见闻志》中“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一句时，郭石林突然茅塞顿开，他抓住“游泳”“蜿蜒”“回蟠”“升降”的形态特征，为飞腾的“云龙”打下基础。

“云龙九现”方案，经启功等专家审定，最终定名为《四海腾欢》。

过审当天，4号料就迫不及待地切下了第一刀。让大家感到棘手的，是原材料的右侧面有个7厘米左右的裂缝。

是否割掉有裂纹的部分？曾开会多次研讨。郭石林不同意把瑕疵清除掉，他认为玉上的瑕疵就像美人脸上的痣，处置得当不但不会破坏形象，反而能增加特殊的美感。

果然，当9厘米厚的翡翠被横切成4片2厘米厚的薄片，再重新拼接后，有瑕疵的部分在整体中已不显眼，而且正好适合镶嵌在图案中。而采取“遮绺”的方法处理，整屏面积达到了1.08平方米，实现了“最大化”。

按照宋代的工艺语言，浮雕称为“隐起”，也就是隐隐约约鼓起的意思。一般来说，这种隐起做工，高低层次大致不过二三层，四五层的甚少。而《四海腾欢》中，五六层相当普遍。龙头等层次丰富的部位均由郭石林亲自碾琢，可谓精致入微。

“86工程”顾问、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形容：《四海腾欢》经历了“艰难困苦”，闯过了“切料关、拼接关、设计关、雕刻关、抛光关”五关，终于“玉汝于成”，拿到了“器型最大、龙形最全、起隐最多”的三个翡翠浮雕之最。

《岱岳奇观》《含香聚瑞》《群芳揽胜》又何尝不是如此殚精竭虑。正如郭老所说，要详细描述这其间的曲折，恐怕得是一本厚厚的大书才能完成任务。

玉汝于成

在四块料中，最受关注的是1号料，也就是王树森早年在遂安伯胡同看到的那块。这块料重达363.8千克，玉器厂除了王老艺人外，其他人都未见过此等巨翠。

因其本身是个山形，雕琢山子最为合理，可以达到保大、亮绿的要求，但从工艺上来说，这正好戳到了北京玉器厂的痛处。作为出口创汇企业，北京市玉器厂擅长的是“平素”“薄胎”“金丝”等小而精巧的工艺，而山子代表着玉器琢制的最高水平，历史上只有江苏扬州的工匠掌握这门绝技，但在清末也失传了。

从头学做山子，当然要冒一定风险。王树森一天天坐在这块玉料前发呆，别人都在着急，就他不急，大家也只有看着他。一天，他坐在玉料前又是半天，中午徒弟把饭端来，他左手拿一个馒头，右手拿支毛笔，画了两条线说：“就这样吧！一槌定音了。”大家一看，泰山主峰出来了，马上开始做第二期计划。

陈长海是王树森的高徒，1号料的主创之一，他为山子做了4年设计，曾经雕出整件作品的模型，然而开工刚三个月，他就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了。

继任的主创张志平，是“四怪”之首潘秉衡的高徒，又经过北京工艺美校的科班培养，其风格可谓独树一帜。他大胆地将有缺陷的一面改做山子的正面，翠材的崎岖不平恰恰与泰山“十八盘”相符，那一抹绯红色，则幻化成冉冉东升的一轮旭日。

眼看玉山即将完工，陈长海却英年早逝。王树森为爱徒的早逝悲痛欲绝，不久也住进医院。住院时，他跟医生说，玉比自己的命还重要，非得回厂看看不可。

在“岱岳奇观”工作间，他先用双手抚摸着这个已有雏形的翠宝，然后紧紧握住张志平的双手不放，眼睛湿润地说：“志平啊，长海走了，这副担子全放在你身上了。我拜托了，拜托了……”好长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王树森（前排左一）最后一次见《岱岳奇观》。

在国宝完成前的几个月，王树森老人与世长辞，享年72岁。虽然他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四大国宝”，但终究未能见到“86工程”竣工。

1989年11月23日，国务院副总理张劲夫、北京市副市长吴仪、文化部副部长英若成等21人组成的鉴定验收委员会，来到了北京市玉器厂。大家一致认为，四件翡翠作品，原料之贵重、创作之精美，都为古今中外所未有，堪称稀世之珍宝。张劲夫副总理还现场作诗，盛赞“四宝唯我中华有，炎黄裔胄共珍藏”。

蔚长海告诉记者，开验收会时，《含香聚瑞》的抛光其实尚未完工，但国务院发的嘉奖令先下来了。北京玉器厂可谓全厂同庆，受嘉奖的41位艺人涨了两级工资，普通工人涨了一级工资。不过，对他来说，最大的嘉奖是国宝底座上玉底金字自己的名字。

庆功会开完，蔚长海仍闷头对作品细细打磨，直到1990年6月，《含香聚瑞》才算正式做完。做完后，这件作品就立即由军方荷枪实弹地押运到中国工艺美术馆，对公众展览。

《含香聚瑞》采用的是套料工艺，花薰的盖由主身中掏出，盖中的余料则掏出来做了底足，这种高难度技艺，充分展示出蔚长海小料大做的本事。由于中间掏空，内部的绿全部亮出来，这件花薰展示了翡翠最漂亮的色泽，杨伯达评价说，“此薰是四件翡翠国宝中最为杰出的一件精美玉雕”。

2000年9月，美国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珍宝展”。中国工艺美术馆精选出286件珍藏参展，其中《含香聚瑞》众望所归地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头戏。有报道说，它不仅吸引了无数观众，甚至美国希望用2亿美金将它买下来，但是中国给出的答复却是：“国宝重器，无价之宝”。

对于这段佳话，蔚长海只谦虚地摇摇头说，没有的事。他说，虽然曾有港商在车间说过“这东西值两个亿”，但那不是指美元。仔细一想，美国以国家行为购买，更是误传，不符合国际间交往的惯例。

玉不能言

讲到这里，“四大国宝”的故事也就到了尾声。然而，有关“卅二万种”的谜团，却仍未解答。它为什么叫“卅二万种”？它产自哪里，曾经属于谁，又是如何在百年流离中藏头现尾的？“卅二万种”在1955年以前的经历，至今没有权威说法，传说更是五花八门。

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上海解放后，有人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向上海军管会举报：外国洋行的地库里藏有巨型翡翠，正欲撤离中国。陈毅一声令下，这批翡翠被拦下来，收归国库。

还有的说，解放前后，仓皇奔命的国民党权贵们，将许多来不及运上船的货物丢弃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这些货物里，就有三个木箱和一只帆布袋子。当时军管会负责清点的人员不识货，并未在意这几块石头，就直接把它们运进了仓库。

蔚长海偏向于认为，滇系军阀“云南王”龙云曾是整块玉的主人。证据就是，切割后的“卅二万种”，在其中一块上写着“龙云”二字。

还有的说，晚清年间云南官员向慈禧太后进贡了这块玉，正因如此，在作坊里制作时才能被王树森撞见。

虽然坊间传说很多，但终归只是传说。相对于流转过程，“卅二万种”少了的那一块，才更值得追寻。

时间回溯到1987年，王树森老人病重不起，当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对人说出了心中的一段未了之事。

他说，自从见到这四块翡翠，就有个疑惑：把这四块料拼在一起，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土豆”。从纹理看，被切掉的一块，起码占玉料的四分之一。

2号料在切割过程中

王老先生接着说，大约在50年代，他游览颐和园时，见过一幅供展览的翡翠插屏，总觉得似曾相识。现在想来，颐和园翡翠插屏和“卅二万种”的“种、水、色”以及石头纹理，两者极为相似。而且，文物局的王世襄也曾跟王树森说过，缺失的一块有可能在颐和园。

为了对这四件国宝负责，也为了却王老先生的生前遗愿，王树森去世后不久，故宫博物院、北京玉器厂“86工程”小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工美总公司和颐和园管理处等五家有关单位的十余名专家，组团来到了颐和园。

看到摆在眼前的6件翡翠插屏，专家们惊住了，都觉得这翠料与“卅二万种”极其相似，而且是整块石料中品质最高的部分。

“卅二万种”真是贡品，并被慈禧太后做成插屏了吗？核查颐和园文物档案，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时期，都没有对这些翡翠插屏的记载。

查找1949年之后的记录时，才发现了简单的记录：1949年初，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逆产”，没收一批珍贵玉器，先贮藏于北京西郊公园（现在的北京动物园），后根据中央首长指示，于1951年移交颐和园。“逆产”是谁的财产？作指示的中央首长又是谁？参加鉴定的专家发现，要探究复杂莫测的历史渊源，已然超出了专业领域。

有一件翡翠插屏，还被考证出是刘启珍老艺人的作品，但老艺人1956年就过世了，这件作品究竟是何时所做，受谁所托，也就没了确切的证明。

不过，在专业范围内，经过审慎比对，充分论证，参与研讨的大部分专家发表了肯定意见：颐和园翡翠插屏，原材料取自“卅二万种”。据估计，这部分原石重量应该在300公斤以上，加上四块翡翠的803.6公斤，“卅二万种”翡翠原石的总重量逾千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重的一块高品翡翠原石。

越是专家感到棘手，越能在民间激发兴趣。至今，人们对“卅二万种”的考据仍在进行中。著名作家白描曾在云南多地实地探访，他推断，“卅二万种”极有可能是云南六大名玉中的振坤玉。

据传，一个叫王振坤的人1910年在缅甸挖到一块2000斤重的翡翠，因为难以运输，只能切割成五块，运到上海。王振坤本想以100万两白银出手，但很难找到买家，后来他以20万两白银，将玉石抵押给了天顺祥商号。由于战乱，王振坤并没有去赎回，这块玉也随之消失了几十年。不过，名玉的历史多是口口相传，谁也拿不出有力证据。

至于为何有“卅二万种”这个奇怪甚至神秘的名称？即便是“86工程”超豪华的专家团队，也只能猜想：或与厂口产地相关，或是岗税徵记，或者就是交易价格。

玉不能言，不然一定会有更传奇的故事浮现。不过，在磨玉人心里，这块玉堪称是“大地的舍利”，它是有灵气的，不然为什么偏偏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世呢？

为什么说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回望北京玉器厂的历史，之前还没有解放思想，也没有人才储备能完成如此巨制；国宝出世之后，玉器厂又受市场大潮冲击，从辉煌到衰落也就是几年间的事情。北玉一度在破产边缘挣扎，如今虽然建制尚存，但整体的技艺水平却已不同往日。

更难得的，当时的磨玉人“心里特别静，就知道埋头干活，很专注，也很快乐”，蔚长海说，他把自己最黄金的8年交给了一件作品，这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里是难以想象的。

内行都知道，玉雕里包含着一种气息，一种态度，领会了这些，才叫懂玉。而玉雕的意蕴，是以人的境界为基础。这几件玉器之所以能够升华为巅峰之作，离不开中国八十年代的蓬勃气象，也离不开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管理体制对慢工出细活的尊重。这种慢对“卅二万种”而言，反而是一种福气。

（参考资料：《秘境》《二十世纪中国玉坛上的伟大创举》《海阔天长》《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作者：孙文晔 监制：王祎 编辑：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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