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法院判决陪同李某前往医院的11人负有较轻微的责任，应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万余元。三中院二审审理认为，19名被告对李某的大量饮酒行为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对李某的醉酒后果存在一定过错，但已及时送医，对就医过程不应担责，故二审改判同饮者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同事聚餐饮酒过量死亡 19名同席人均担责

为庆祝2016年元旦，北京一五星级酒店的19名后厨同事一起聚餐。席间李某和徐某醉酒昏迷，两人被柴某等人送往医院。但李某二人在医院仅接受了输液保守治疗，医院病例称“送医人拒绝洗胃”。第二天，徐某出院，李某却被转至重症监护室抢救，17天后因急性酒精中毒不治身亡。

李某家属认为同席者延误救治时间，且拒绝医院为李某洗胃治疗，导致李某死亡，故将19名同席者全部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共计136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证明19名被告曾对李某劝酒，并已及时将李某送医，已尽到了注意义务。但根据司法鉴定结论，饮酒与拒绝洗胃与李某死亡之间存在同等因果关系，现有证据无法排除被告作出“拒绝洗胃”决定的可能，故酌定陪同李某前往医院的11名被告负有较轻微的责任，一审判决柴某等11人赔偿李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7万余元，各被告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三中院经审理认为，作为相对比较熟悉的同事，在李某饮用大量高度白酒时，19名被告没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对李某的醉酒后果存在一定过错。但在醉酒后19名同事及时将李某送医，已尽到了送医救助义务。

由于洗胃是特殊的诊疗方案，应当征得患者本人或近亲属的同意，或在紧急情况下由医生决定实施。作为陪同同事，决定诊疗方案不属于其法定义务，无论其是否作出过“拒绝洗胃”的意思表示，均不应认定其违反注意义务而承担责任。

综合全案证据，三中院二审改判19名被告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共计14.4万余元。

法官：裁判要纠正陋习 不干涉正常社交

“聚会饮酒是人们的正常交往，为什么司法要介入，进行裁判？”三中院民四庭庭长宋毅表示，司法裁判的功能除了解决纠纷外，还要为社会提供价值选择，促进社会良性秩序的建立，“要纠正劝酒、强迫饮酒的陋习，而不是干涉正常的社交”。

正常情况下，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饮酒者本人应当对饮酒的后果责任自负。但同时，同饮者对彼此的人身安全应当尽到注意义务，席间劝酒不应超出合理限度，而出现醉酒情况后，同饮者应当扶助、照顾醉酒者，视情况将其送至家中交由家人照看或者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当然，注意义务的范围也并非是无限的。宋毅表示，一般应当以一般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与行为能力为限，结合案件的情况综合确定。

“细节往往是法官对饮酒者责任界定的重要因素。”三中院民四庭副庭长李春香表示，由于家属通常对席间情况并不知情，而同饮者又会为了规避责任而不如实陈述事发情况，加上人的记忆偏差，这对法院查清事实增加了难度。

在李某一案中，席间李某饮用的主要是高度白酒和啤酒，但19名同事并未尽到提醒、劝阻的注意义务，因此存在一定过错。李春香表示，这是由于同席者的同事关系所确定，如果同席者是首次一起饮酒，则不应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刘苏雅

编辑：付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