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地平线”略显夸张，但也差不了太远，因为那时北京很少有高层建筑，就连五六层的板楼都很少见，居民的住宅多是平房。从建国门桥往东，像样子的建筑也就是友谊商店和国际俱乐部，此外就是一片片平房，那时根本没有“国贸”这个地名，北京人只知道那个地方叫大北窑，往南有很多工厂，黑黢黢的烟囱倒是不少，一根根地对着天空，从早到晚吞云吐雾，为每天的日出伴舞似的。

呼延云

我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妈妈抱着身穿白色毛衣的我，身后是异常干净也异常空旷的长安街，道边树是只有儿臂那么粗的小树苗，以至于二十年后，我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时看到那些树，不无得意地想：“嗯嗯，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照片的背景是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觉得国际俱乐部是一座米黄色的琴房，高大敞亮的窗户里永远在弹奏着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而友谊商店在当时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地方，因为购买里面的商品只能用外币或外汇券，一般市民连“大团结”（10元人民币的简称）都没有几张，进去只能干瞪眼。我们家那时虽然就住在马路对过，但从来没有过进去的意愿。

我真正喜欢的，是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后面的那个世界。

从日坛路沿着白杨掩映的林荫道一直往北，穿过使馆区以后，就到了日坛公园。那时，这里是一个相当清雅的场所，一到夏天的傍晚，游人比蜻蜓还稀少，我追着一只蜻蜓，穿过覆着琉璃瓦的拱形大门，绕过雕纹精美的朱棂华表，跑过郁郁葱葱的古树掩映着的配殿，一直跑到小广场上，坑坑洼洼的砖石地面凹凸不平，但跑起来很少绊倒和跌跤，我时常爬到正中间那个“大土堆”上蹦蹦跳跳，却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何其胆大妄为的僭越，因为在古代，这里是只有皇帝和礼部官员才能登临的地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句话出自孔融的《论盛孝章书》，原话为“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表达的是孔融对岁月流逝和自己天命之年的感慨。今年恰是日坛公园建成并接待游人五十周年，而元旦一词的字面之意，本又是一年初始、太阳初升的第一天，应该说说记忆中的日坛公园吧。

清代对日坛的两个重要改动

日坛始建于嘉靖九年，《明嘉靖祀典》中记载：“礼臣率钦天监正夏祚等，会看朝阳门外三里迆北锦衣卫指挥箫音地，东西阔八十一丈，南北进深八十一丈，堪建朝日坛。”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一规划后，工程开始施工。日坛的整体布局与建筑设计，参考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由于祭拜的对象为太阳，故坛内各建筑的长、宽、高等尺寸之尾数皆为阳数（奇数）。

建成当年，“春分，于朝日坛祭奠大明（太阳神），隔年，帝亲自祭祀。”皇帝由北天门步行至具服殿，通过神路进入坛台祭祀，此后又定下规制：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自登坛祭奠，乙、丁、己、辛、癸年派遣礼部官员祭祀，祭日时，坛上正位设金版，用红字撰写大明神位的字。此规制延续到清代，祭祀程序更加具体，《大清会典》记载“卯时，玉用赤壁，礼神制帛一，色为赤。牺牲用太牢，乐为七奏，舞为八佾，祝版为纯朱色纸，祭器均有陶瓷，色赤，祭服御大红礼服……”从这段记录不难看出，这是一场主色调为红色的祭典，恰与红日相配。

乾隆年间的北京风物名作《日下旧闻考》中，详细记录了日坛那时候的建制：“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

清代对日坛在建筑层面上也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动：一是将具服殿从坛的西南角移建于西北隅，二是将坛面的红琉璃砖改铺了金砖。金砖可不是纯金的砖头，而是一种专供皇家御用的铺地方砖，规格有三种：一尺七寸、二尺和二尺二寸，都是正方形，颜色纯青，细如端砚，敲之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我儿时戏耍于“大土堆”上时，这种金砖肯定已经不在了，但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日坛时，不仅见过，也许还用手指敲击并听过其铿锵之声。

《北京繁昌记》中的日坛古诗

清末，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清政府自顾不暇，祭日活动从潦潦逐渐了了，日坛也就逐渐衰败，棕荐库、钟楼相继遭火，祭祀用的礼器也被盗，民国期间遭到军队占用，西天门、北天门外的照壁被毁，西北部被附近居民当成了坟地，满目凄凉，乏人问津。

那时先农坛已经开放为城南公园，天坛虽然还未以公园的形式开放，亦已经可以自由出入，散步者多，且附近开了很多小饭馆，各种导游用尽手段拉客人赚钱，这让时任北京联合通讯社记者的中野江汉相当扫兴，相比之下，“日坛人影稀疏，游客可以独占这个广阔的且历经了明清两代天子亲祭的圣地”，更让他喜爱，他觉得这里是超越了俗世的静寂场所，适合摇曳手杖游走吟啸，也可以会见挚友饮酒畅谈，“此乃人生之一兴哉”！

中野江汉在《北京繁昌记》一书中，记述了自己游览地坛的一次经历。他从朝阳门出城，在东岳庙前穿过右侧的旧衣市场，朝南走后向东转，即可抵达日坛的北门——“拜访日坛的人由北面的三座门进入为宜，入门两侧有门卫居住的小屋，未经许可一概不得入内，倘若门上了锁，轻扣门扉会有人开门。入门后向里走，西北角可见一片殿宇，继续朝东面繁茂的树林里行进，林中设有祭坛。坛的构造呈方形，西向，一层坛，坛面以金砖铺砌，四面设九级汉白玉石阶。”

按照中野江汉的记载，日坛当时的西门外残留着破损的焚帛炉，此外，无论井亭、神库、神厨、宰牲亭，“盖已腐朽”，而乐器库、祭器库、棕荐库等，竟成了军械库，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曾在此地驻守的军队的工具。

中野江汉在文末录下了一些和日坛有关的古诗，其中大部分都是些歌君颂圣的陈词滥调，唯一让后人看了惆怅满怀的，是劳之弁的一句“九厌告终归飒缓，金乌已射古垣红”，夕阳虽好，已是黄昏，坛宇虽在，已近残败，怎不教人黯然神伤？

日坛祭台的高度为什么不协调？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日坛的坛台区域损毁已经十分严重，几乎成为一片废墟。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建设和重修日坛公园，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1969年的10月，日坛公园正式建成并接待游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坛公园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增加了池水亭台，增植了花草竹柏，于古朴典雅的传统风格之外，更显得绮丽灵秀。

鲜为人知的是，我国著名古建园林学者王仲奋先生在1985年日坛扩建完工后，做过一次“名侦探”，推理了一道谜题——日坛祭台的高度为什么不协调？

王仲奋先生当时是从西棂星门步入，第一眼看上去“感到祭台特别高，石阶也格外陡，看上去不大协调，上下台阶很费劲”，似乎与古制不符，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米尺量了一下，坛高1.89米，边长为16米，石阶每级高21厘米，超出常规尺度约二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回家后查了一下《日下旧闻考》和《大明会典钞略》，发现按照明清营造尺（每尺32厘米）换算，坛的边长与高度都与史书中记载的规制相符，他又查阅了著名建筑学家单士元先生所著的《明清天坛史料》，发现坛庙的规制所用之尺，其他都用营造尺，但高度用的是周尺（每尺23厘米），由此换算的话，日坛祭台的高度应该是1.3米，石阶每级是14厘米，这样看上去就不会不协调，上下台阶也不会费劲了。王仲奋先生说：“由此可推理，日坛祭台重修时，其高度可能是依照史料所记的规制尺寸，按明清营造尺量度换算选定的，而不是按周尺量度换算的，所以造成现高度超出原高度约二分之一，形成比例失调。”

王仲奋先生的考证，绝大部分游人是不知道的，比起颐和园、天坛、故宫和北海来，日坛始终是“小众”所喜爱的地方，但也正因为游人稀少，我和小伙伴们才有了足够奔跑、蹦跳、喊叫，让童年的能量无限释放的快乐空间，只是玩儿得无论多晚，我终究还是要回到我的大杂院去。

从大杂院到日坛公园

著名作家常利民先生说够得上大杂院资格的院子应该具备三个特点：一大二老三杂，“大”是指得有占据的空间和气派，上房下房，东西厢房，青石台阶门楼子什么的，“老”是指得有些历史见过些世面，“杂”是指住户多，嘴杂手杂成分杂关系杂——按照这个标准，我童年住的大杂院只占据了一大和三杂，是不够资格谈“老”字的。

按照父亲的叫法，我们那个大杂院是个“趟院”，就是南北相对的三趟平房，每趟六户人家，围在一个大院墙里。房子是七十年代中期新建的，院门在最东头，朝南，紧挨着院门的是厕所和只有一个自来水管的池子，居民们用水只能排着队去接，水池子旁边有一排花架子，除了喇叭花之外，还有人种了猫耳朵豆。两趟房屋中间的道路约有五六米宽，起初还挺干净的，后来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盖起了小厨房，于是通路就狭窄和脏乱起来，尤其早晨上班时，推着自行车出去难免磕磕碰碰的，但那时的北京人特别讲文明礼貌，一句“劳驾”或“对不起”可以防止和化解一切纠纷，院子里从没听过吵架骂街的，更别提动手打架的了，到了傍晚，满大院的锅碗瓢盆交响乐，还有咔嚓咔嚓在搓衣板上洗衣服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富有生活气息。

我家住在大杂院中间那一趟的最西头，一共只有十二平米，是父母结婚时跟单位申请下来的，除了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小书架和两张木头椅子，没有别的家具，而我的玩具也始终只有一把可以打塑料子弹的木头枪。

儿时的许多事情，我已经记不大确切了，但有一桩在脑海里却特别清晰，就是我每次半夜醒来，总会看到父亲披着件外套，坐在台灯下吭哧吭哧地写稿子，那么小的一间屋子，拢着那么小的一豆灯光，很像是山洞里的一簇火苗，微弱，但让人感到温暖。

我并不知道，那是父亲最彷徨也最劳累的时期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一所新闻单位工作，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很长时间他连书写消息和通讯的基本格式都没有掌握，更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新闻线索，而领导要求严格，动辄毙稿，这给父亲巨大的压力，他只能靠着日以继夜的努力，拼命写稿，反复修改，但仍然进步缓慢。

“那个时候我每天推着自行车出了家门，站在长安街上特别迷茫：到底我的路往下该怎么走呢？”后来，父亲这样告诉我。

也许那时的许多青年都有这样的困惑吧，但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无论怎样迷惘，只要埋头努力向前，终究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台灯下夜夜笔耕的父亲，后来终于成就斐然，而我们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1983年，我们从大杂院搬到了西三环花园村的楼房，临走前不久，父亲“嘿儿喽着”（让孩子两腿分开坐在自己的颈肩处）我去了一趟日坛公园，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其中一张我叉着个腰站在修葺一新的曲池畔，池水中一对儿石雕的腾飞天鹅，迄今仍在。

再一次走近日坛公园，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了，那时我也在媒体工作。有一次我去首都儿研所采访，旁边就是日坛公园。是个傍晚，夕阳给红色的垣墙刷上一层流金，里面传来歌声和胡琴的声音，门口进进出出的游人比过去多了许多。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终于没敢进去，有些时光，最怕打扰：走进去，或许只能见到岁月的碎片；不进去，那个追蜻蜓的小男孩，就还在，还在日坛和大杂院之间的那个童年。

（原标题：日坛公园，一个“小众”的历史记忆）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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