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无用”于世而有用于己，以全身保性。其实，庄子并没有否定士人的“用世”之心，只是在战国之时，仕途充满了危险，为臣者伴君如伴虎，士人面临多方面的煎迫与扭曲，于是乎，全身保性成为人生第一要义。庄子逃功逃名、避世隐居，讲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实属不得已，是为了保全性命于乱世，或不愿意“为有国者所羁”，而非提倡、引导人们疏离社会，抛弃功名，不思进取，做个单纯的“无用”之人。

其二，“无用”之物，或有其“无用之大用”。借助于“无用”之物可以转移、超脱现实生活带来的痛苦与烦恼，以达于逍遥之境。如庄子在文中提到的“大瓠”，不必忧其瓠落无所容，而可“虑以为大樽（腰舟）而浮于江湖”。携大樽而浮于江湖的逍遥，这一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审美的，而非实用的。人活着毕竟不能只靠物质，还应当有精神层面的需求。

其三，对“无用”之事物，不可仅仅以工具视之，而应以“无为”处之，如其所是，因其固然，容许其自在的存在。如庄子在文中提到的“斄牛”，不能因其不能执鼠而贬低、藐视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在诗意的世界里，万物不再被技术所设定而成为工具，它自身即是目的。换言之，“让物物着”——它们无须对人“有用”，无须仅仅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总之，庄子《逍遥游》中讲“无用”的目的，是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追求个体心灵的逍遥自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有反对人的异化、反对将世间万物一概工具化之意。（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理论周刊 作者：边家珍

编辑：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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