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九故事》（美）塞林格 译林出版社

单手拍掌，林子祥一张专辑的名字，和塞林格一样，来自禅宗。

1953年出版《九故事》的时候，塞林格已经像“垮掉的一代”一样对禅宗顶礼膜拜。最迟至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渴望成为一名佛教徒，追随伟大的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心静自然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博览佛教方面的典籍，还和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见了一次面。

对美国人来说，印度瑜伽和中国禅宗大概没什么区别。学习了几年禅宗之后，1952年，他又读到了印度灵修导师室利·罗摩克里希纳的书，立即为之倾倒。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说，在阅读了这位大师的作品之后，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已成为Sri Ramakrishna的信徒，后者鼓吹独身，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

这直接导致了之后，塞翁隐居遁世的“僧”活方式。

1955年6月，36岁的塞林格和克莱尔·道格拉斯结为连理，后者是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学生。婚后不久，他们就双双开始修习瑜伽。1955年的夏天，在华盛顿特区一栋印度教神庙前的小店里，他们接受咒语仪式和呼吸的训练，每天两次，一次十分钟。塞林格的女儿玛格利特·塞林格在他的回忆录《梦的守望者》中感叹：“如果当时我父亲已经接受了印度瑜伽导师的思想的话，我的父母就不会结婚，那么，也就没有我玛格利特·塞林格这一号了。”

大的方向没有变，但在具体的宗教信仰方面，塞林格可谓水性杨花。在克莱尔还对瑜伽死心塌地的时候，塞林格对此已经兴趣索然。他长时间离开康沃尔去写作，可是常常他带回来的，只是一些未完成的小说断片，他回来只是想把它们给撕了。不过，他回来时也不总是愁眉苦脸，他总有新的发现，新的宗教、新的主义都会让他欣喜若狂，就像刚开始发现禅宗一样。而克莱尔则开始相信，沉迷于宗教的塞林格在文学上已经完蛋了，他不能面对出版，也不敢正视他所写的作品。

抛弃瑜伽之后，塞林格一度喜欢上排除忧郁的精神疗法，他甚至专程去拜会了这种疗法的创始人哈伯德先生，可是好景不长，克莱尔说他很快又开始见异思迁。果真如此，之后，基督教科学派的灵修术、顺势疗法、针灸、长寿食疗法……像走马灯一样成为瑜伽男塞林格的新宠。

从他高寿91岁才自然而亡这一点来看，塞林格的各种养身之道似乎也不无成效。他每日沉思冥想，读《圣人罗摩那教义》《道德经》《淮南子》和各种《医学大典》，狂吃维生素C，还喝自己的尿，他用舌头来说话，口齿不清，认为这样说出的才是神的语言，他还坐在一种所谓的“生命箱”之中沐浴着“生命力”，他有没有炼丹我们就不知道了，为了达到超凡脱俗的目的，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

塞林格的宗教信仰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写作中。《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写的则是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表现出吠檀多哲学家的洞察力。塞林格也研究罗摩克里希纳的弟子辨喜的作品，细心的读者将会在他的小说中读到这位印度神秘主义者的名字。比如，他最后一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是近3万字的《哈普华兹十六，一九二四》，书中的主角西摩·格拉斯这样称赞辨喜：“他是我们世纪最激动人心、最独特又才识渊博的巨人。”

在中篇小说《弗兰尼和卓埃》（又译《弗兰妮与祖伊》）的“卓埃”部分，弗兰尼的哥哥卓埃试图和她一起讨论这世间的宗教体验，目的是解决她内心的惶惑。而塞林格的其他角色，比如西摩·格拉斯，则更为极端。他唯一的信仰，就是逃离这个地狱般的世界。这种极端性在他的名篇《捕香蕉鱼的好日子》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已经不只一个人在那嘀咕了，西摩·格拉斯为什么要死呢？在海滩上，小女孩西比尔遇上了天真的西摩，他们相谈甚欢，可是，那天晚上，西摩就在他的旅馆里，用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他瞥了一眼躺在半边床上熟睡的姑娘，然后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从一叠短裤、内衣的下面取出了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牌自动手枪，抽出弹夹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再把枪上的击头扳起。然后，他走到空着的那半边床坐下，望望那个姑娘，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太阳穴。”了解了塞林格的宗教追求，简单来考虑，自杀是避世一劳永逸的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

1950年代，随着塞林格越来越沉溺于宗教体验不能自拔。他的小说变得更长，也更缺乏戏剧冲突，充满了禅宗公案式的“离题”和作者跳出来所做的评论。正如路易斯·梅南德在《纽约客》上所做的评论：“塞林格不像在写小说，他似乎对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小说已经失去了兴趣——也许他觉得，文学设计和作者的控制力反而会让作品显得匠气太重、虚假不实。”

在禅宗中，师生关系是重中之重。《古尊宿语录》等禅宗语录，常常是弟子向老师讨教禅宗问题，被老师不是拿棍子胖揍，就是说一些字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以求顿悟。师生关系，在禅宗中，是演绎和分析禅理的一个基本人事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会发现，在塞林格的小说中，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们在小说中种种怪异的举动，正如禅宗中的棒喝、双关语、似答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是一种禅宗的“心印”或“公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塞林格则是他的读者——获得顿悟。

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倒数第二章中，霍尔顿·克劳菲尔德已经获得了顿悟；他涅槃了，在最后一章，他对我们说：“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些。”好像《守望者》这本书只不过是向你倾诉——或者要教导你——而写的。正如他在开头第一句话所写的：“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谁是你？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是塞林格假想的棒喝对象。

美国评论家斯丹莱·爱德加·海曼说塞林格将自己束缚在很小的空间里，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狭窄，限制了他的写作，最终文思枯竭片纸不得。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塞林格之所以不写了，并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他在身体力行禅宗的教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如果再让他再选择，他也许会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和《抬高房梁，木匠们》付之一炬。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好？

单手拍掌，此时无声胜有声。

（原标题：单手拍掌塞林格）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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