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京

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

初春时节，西北地区，早晚温差很大。几乎在艺术氛围里泡了一辈子的张安东，留着锃亮的光头，在人群中很好辨认。作为活动的一部分，沿途各地的政府、文化促进会、侨联等，也参与进来。美国、英国、法国、南非等多地的华人合唱团，遥相呼应。此外，寻访团的二百余人，与西北民族大学合唱团的二百余人，定于四月十三日前，在延安“胜利会师”，也是盛举之一。

第一站演出，在壶口瀑布，岸边早已建起一座固定的戏台。两侧本该写着“出将”、“入相”的“渡古门”，换成百姓人家的窑洞门。中国的观众，对那处景观太熟悉了。报刊、影视、MTV、大型文艺活动的背景等，随处可见。但亲临现场，仍十分震撼。如果不是被腾起的水雾打湿，会觉得那简直就像奔涌的岩浆。

第二站演出，在乾坤湾，据说是伏羲演八卦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伏羲村。河道形成七个相连的S形，已被列为国家地质公园。最突出的特征，是一望无际的山峦，并非造山运动的产物，而是平坦的高原，被流水侵蚀和冲刷的结果。故而所有的山峦，几乎一般高。中心区域加外延部分，约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

别林斯基说，诗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很有道理。生命的激动，仅靠符号是很难唤起的。歌词中，“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等，显然指的是乾坤湾一带的地貌。而“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则是壶口瀑布气势的写照。

黄昏时分，河水柔美地流过峡谷，与壶口那边的景观相映衬，活脱一幅至静至动的阴阳符。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原秘书长金坚范，将自己收藏的光未然先生手书《黄河颂》，捐献给乾坤湾所在的永和县。该县遂将此手迹，镌刻在一块麒麟状的石碑上，置于“高山之巅”。为苍莽的天地，平添一缕人文的香气。

问世之初

《黄河大合唱》的问世，有很多偶然因素。抗战时期的宣传工作，由郭沫若领衔的第三厅负责，隶属陈诚和周恩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先后组建了十个抗敌演剧队、五个社团，分别奔走于不同地区。光未然先生率领演剧三队，在山西一带鼓动群众，本无前往延安和创作大型作品的计划。

但队伍行进中，他不慎坠马骨折，被中央组织部召去延安治疗。最后七百里地，是队友们用担架抬着走的。没有麻药，他只能忍着痛。仿佛宿命就是要让他发声，便将国家和民族的痛，转移到他身上，让他痛到骨子里。沿途被战火摧毁的村庄、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以及壮阔的地貌等，都给予他极深的刺激。

冼星海先生也是几经辗转才到达延安。光未然先生原想将沿途的感受，写成一首长诗。经众人提议，改为大合唱。以口授方式，五天便赶出歌词。冼先生兴奋地抢过手稿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光未然先生却记得，那句话是“这是属于我的”。也许是其他场合讲的，但他更认同这一句。

那时生活物资紧缺，冼星海先生创作时有吃糖的习惯。友人们便各找门路，“借”来两斤白糖。

仅用六天，冼星海先生就谱好《黄河大合唱》。除了天赋和学养，也因战局不等人，三队将在次月重返前线。合唱队缺人，特别是女声部，便从“孩子剧团”找来未变声的大男孩充数。整个延安加起来，也没有几件西洋乐器。于是二胡、三弦，柴油桶、茶缸一齐上，也算是玩后现代的先驱了。

版本流传

《黄河大合唱》在传唱中，形成多种版本。冼星海先生经手的，是“延安版”和“莫斯科版”。延安版是突击出来的，他对音乐部分不是很满意。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他对曲式做了调整，变得更加繁复和精致。无奈赶上德军入侵，没条件排演。他颠沛流离一段，就病逝了。其他人无缘接手，致使那个版本被束之高阁。

邬析零指挥黄河大合唱

后来，不同的指挥家，便有不同的版本。最有趣的，是刚粉碎“四人帮”时，李德伦先生指挥的那一版。凌空做一个手势后，合唱团延迟片刻才发出声音。观众对此感到不解，报纸专门做了采访。他的解释是，合唱团对节奏间隔，心里是有数的。他那个手势，只是情绪使然。这倒不难理解，他的风格，就是激情澎湃。

目前流传最广的，是“严版”。指挥家严良堃先生，一生指挥了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作品经数十年打磨，所有细节都浸透他独家的理解和儒雅酣畅的气息。合唱者和演奏者，也觉得比较协调和适宜。加上他精力充沛，不辞辛苦宣扬讲授，门下弟子不少。便逐渐在这一项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对此，冼星海先生的女儿，稍有异议。从自身的立场，她理所当然恪守先父的原创版本。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与“严版”存在着分歧，但并不干预严先生及其“严版”的演出和传播，只是不参与。实际上，这些分歧，为作品增添不少训诂的色彩和流变的丰富性。没有冲淡和削弱作品，反而是可以增值的。

比如，《黄河船夫曲》中，有一处“划呦”的处理。原版是三连音，“严版”却处理为前十六后八。在内容表达上，形成两种效果。三连音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产生的动作分解或“飞矢不动”的间离感；后一种强调的，是扳桨最吃力时，那种“一过性”的爆发力，保持了激情的连贯性。

这一分歧，与体验派和表现派的差异十分相似。严先生虽然指挥过一千多场《黄河大合唱》，但大都在国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方式比较东方化。如果仅演奏《黄河船夫曲》，可能采用三连音的效果会更好。因为整部作品中，这一曲最富有哲学意味，把中华民族奋勇求生、百折不挠的精神，单独提炼了出来。

《黄河大合唱》的首演指挥，并不是冼星海先生，而是学数学的邬析零先生。他在回忆文章中谈起过，《冼星海日记》也有记载。那年邬先生十九岁，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不论学什么专业，都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但他学指挥，第一堂课却是冼星海先生教的，也算是冼先生的学生了。

作为三队的音乐组长，邬先生随光未然先生一路走过来。曾将自己的见闻，向冼星海先生绘声绘色讲了一夜，特别是船夫号子。拿到乐谱后，一天一曲的紧张排练，也是他操持的，冼先生抽空指导。《黄河大合唱》背景庞大，但写词、作曲和排演，仅大致各用一个星期。犹如短促有力的“三连音”，托起整部作品。

回归主场

在很多人印象中，延安还是“革命圣地”的样子。其实主要街区，与大城市没什么不同。两路人马会师当晚，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在颇具现代气派的延安大剧院，举办了本次活动的第三场演出。词曲熟得不能再熟，听的就是情感的表达了。

如果说，以中老年为主的寻访合唱团，与当年的抗敌演剧三队最相似之处，是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的非专业性；那么，这支以学生为主，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得金奖的合唱团，最相似之处则是青春。歌声纯净、赤诚而热烈，令人感慨万端。但愿情怀依旧，却不必再冒生命的危险了，这是老年人最想表达的祝福。

延安大剧院不仅造型很现代，从海报的内容看，国际交往也不少。比如，以色列民谣摇滚乐队的“曳动幽灵”演唱会、亚历桑德拉罗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音乐品鉴会、普罗科菲耶夫交响儿童音乐剧“彼得与狼”，以及更为时尚的“街霸时代”钢琴大斗法等。反映了这座城市，略带魔幻色彩的观众趣味。

此次活动的第四场演出，也就是“压轴戏”，是四月十三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广场上，由“胜利会师”的两路人马，共同唱响《黄河大合唱》，与八十年前这一天的首演相呼应。最奇妙的，是合唱团身后矗立着一座天主教堂，犹如靠山一般。那便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旧址，或称新中国左翼文坛的“孵化器”。无形中提示着，大合唱曲式的由来。冼星海先生完成创作后，曾用英文在封面上标注——黄河“康塔塔”。而“康塔塔”的原意，是声乐套曲，从纪念耶稣牺牲的“大弥撒”演绎而来。

创作过程中，冼星海先生曾对邬析零先生提起过，要摆脱宗教和学院的影响，融入中国元素。事实上，在此之前，他创作的一系列歌曲，已经完成这个蜕变。“康塔塔”是他渴望已久的大型作品，不啻新的挑战。但那种曲式和多声部结构，毕竟不是本土产物。一经发声，便在形式和氛围上，引发相关的联想。

促成《黄河大合唱》问世的偶然因素中，也应该包括六届六中全会。终结“王明路线”，在政治和组织上，实现本土化的转变。试想，如果“王明路线”占了上风，以他惟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教条主义”做派，文艺也免不了被“纳入正轨”。即使歌词仍是原样，《黄河大合唱》也有可能向苏联音乐靠拢。当然，苏联卫国战争歌曲，也很好听。但能不能被海内外华人传唱八十年，就说不准了。因为音乐的传唱，比较依赖文化气质的认同，或“集体潜意识”的唤醒。

作品遭际

冼星海先生除了这部作品，还写过《生产大合唱》，光未然先生也写过《三门峡大合唱》，都没有流传下来，却可以帮助人们，从侧面理解《黄河大合唱》。这三部作品，都有特定的时事背景。但《黄河大合唱》，是以民族史诗的形式，表现人类反法西斯的共同诉求和坚强意志，便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时事。《黄河大合唱》问世后的遭遇，很有戏剧性。歌谱是怎样带出延安的，就有不同的说法。由于整部作品中，惟有《保卫黄河》唱起来最带劲，便很快流传开来。起初在国共两边军队里唱，几乎成为军歌，继而各自所辖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唱。大部分人都是先知道这首歌，后来才知道有一部大合唱。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黄河大合唱》最红火的时期。不仅专业团体必唱，群众歌咏活动也少不了，特别是《保卫黄河》。在东方阵营，每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节目上半场，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下半场便是《黄河大合唱》。《第七交响曲》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枪炮呼啸声中创作出来的。当时列宁格勒已被炸成废墟，四十三万人在围困中饿死，葬身战火的更多。绝境中，指挥家伊利亚斯伯格，在仅剩十五人的列宁格勒广播乐团基础上，想尽办法征集人手，排演了这部作品，用大喇叭向全城播放，堪称“战斗的民族”最美丽的时刻。

年轻时的光未然

《黄河大合唱》也一样，当“过日子”的中华民族，受到野蛮侵略，也照样会成为“战斗的民族”，焕发出异乎寻常的美丽。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美国著名歌唱家罗伯逊，演唱了英文版的《黄河颂》。日本也有一些团体，相继将日文版《黄河大合唱》，录制成唱盘、胶带、钢丝等，寄赠光未然先生。毫无疑问，反对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立场。

“文革”中作品曾被禁演，唯一传唱的《保卫黄河》，歌词也被修改。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期间，有人提议，按原样演唱《黄河大合唱》。身为抗战中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宿将，对这部作品自是有感情的。经请示最高领袖，终获同意。然而，随着他再度失势，这部作品也被按下。直到粉碎“四人帮”，《黄河大合唱》才得以正常公演。

那段日子，《黄河大合唱》一连演了十几场，由光未然先生亲自朗诵第三乐章——《黄河之水天上来》。首都体育馆外的大灯，把广场照得如同白昼，音乐震耳欲聋。明知不会有人退票，许多人仍密密麻麻地站在那里等。一方面说明，这部“老”作品很受欢迎。同时也说明，其他文艺演出太少了，毕竟刚刚解禁。

造就传奇

渡过圪针滩那一天，恰巧是光未然先生二十五岁生日。他们那代人，无论文艺还是学术，大都二三十岁就写出一生的扛鼎之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一个高地。其生成机制，无非以经典诗文启蒙，而后不间断地砥砺精进，较早地完成语言、情致和格局的训练。后世欠缺的，主要是这份以经典“洗髓”的“童子功”。

时事的推助也是重要因素。旧文化解体，新文化草创，加上强敌入侵、民族危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什么是应时之举，什么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基本架构，都不得不通盘考量。所有的“是什么”，均须追究“为什么”。思想是自由的、彻底的，也是独立担当的，那注定是一个出史诗的年代。

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除了与光未然先生在气质、才能和史诗情怀上，存在难得的契合,也与他所在的环境，存在隐秘的契合。陕北音调，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唢呐和腰鼓。信天游之于唢呐，只是“换了一副嗓子”。如果见识过当地的自然景观，就会明白，它们在民众精神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严肃的演奏家，端起唢呐，涌上身心的“基调”，并非热闹，而是空寂和苍凉，那便是“塬”的整体意象。摇曳着优美曲线伸向天边的黄河，勾画出它的旋律。那也并非悠扬，而是大悲和大喜归于一处的“极乐”。生死嫁娶，领衔的都是它。从《黄河颂》和《黄河怨》中，难道不可以听出，那份“叫天”式的倾诉吗？浩大的腰鼓阵，则像是壶口瀑布的人间“镜像”，一场宣泄原始生命力的竞赛。如果不把那只鼓系在腰上，加入方阵试一试，很难体会人这种动物，怎样将狂野的天性发挥到极致。与唢呐的单旋律相比，腰鼓阵天然是“多声部”的。《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的背后，潜藏着同样的音乐原型。

中国老话讲，凡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黄河大合唱》不仅占尽机缘，而且近乎传奇。（历史图片均来自www.yellowrivercantata.com)

（原标题：《黄河大合唱》创作之路寻访）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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