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怕鬼男孩到坦然赴死的求变者，此书记载谭嗣同“彗星般的一生”

记得曾经和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聊天，他说，一般不愿意和自己所研究历史人物的后人有太密切的联系，甚至还会刻意地保持距离，以便从情感上疏离出来。这或许是不少史学家在治学上的共同态度，但李礼在写作有关近代人物的新书《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时，却一次次地重访历史现场，在过去和当下间游走，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了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

作者：杨涵

《求变者：回首与重访》，李礼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写出《瀛环志略》，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人物——徐继畬（yú）开始写起，下到张之洞、梁启超、林觉民等，重访现场，把当代众生相也纳入历史考察的视野。历史人物和当下当地市井生活之间的差异，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对比。在新书发布会现场，马勇也认为，从一个历史学者的立场观察这些历史人物，回到他的现场，回到他的家族，回到他的活动场景当中观察他、思考他，这使得本书有了特别的价值。

李礼是资深媒体人，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求变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术著作，用余世存的话来说，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因为不是专业论述，所以特别的“流畅”。但它又不同于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现实之上的“历史游记”，它不是文人之笔，而是史家之笔。马勇也认为，《求变者》很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好读”。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就考虑了读者对象的问题。比方说，史学研究者往往在读书的时候就研究徐继畬，但是徐继畬对今天整个中国，对知识界和读书界来说，还是非常陌生，普及度不够。

“怀古”是不是只是属于古典时代的责任？作者在书中感叹道，“今天，互联网和手机时代的人们像缅怀逝者一样缅怀新闻纸，不觉恍如隔世。一切正在逝去，历史如疾驰而过的列车，快得让人来不及纪念。”或许正是因为变化的情景自古以来始终未变，作者才选择了“求变者”这个书名，暗示我们仍然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李礼在这本书里写的这十几个人，皆是近代中国没法绕开的人物——从徐继畬一直到严复、沈家本，每个人在某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有一个亮点，讨论的意义或许也正如书的扉页引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那句话：“我们向前生活，但我们向后理解。”

徐继畬几乎越来越被认为是近代史开篇人物之一，而且他比人们所说“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某种程度更加睁开了眼睛。当年，《瀛环志略》的出版因其独立思考的精神令外国人惊讶，可惜徐继畬睁开眼睛看世界，却没有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思想。不过，也许有人会觉得徐继畬可能是瞎猫撞到死耗子，他的思想能不能成体系，他的思想在当下还有没有意义，现在都难以肯定。

书中写谭嗣同的一章叫《彗星》。寻访谭嗣同，未必要去他的墓地和湖南祖宅，北京就有很多他的历史旧迹。比如谭嗣同最后的被捕地：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他的出生地就在旁边不远的烂缦胡同，离浏阳会馆大概一两百米。而戊戌年就义则在不远处的菜市口——历史被压缩在如此近的范围之内，而他的人生也如此短暂，真的像彗星、烟花一样，在刹那间燃烧了自己。

如果仔细去寻找的话，我们会看到，谭嗣同写的一篇回忆录现在仍刻在陶然亭的某个碑上，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年少时的谭嗣同在书斋读书，很害怕鬼，听到黑夜的一些动静比如风声，他会害怕，哭着去找他的哥哥。李礼说，原来谭嗣同在年少时曾经那么胆小，而他在英年之际却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即便有活下来的机会。

李礼还曾和一些朋友私下聊起这样的问题——从近代到民国甚至整个20世纪，在这些变革当中，哪些人已经有了所谓的现代心灵，而不是停留于中国古典，或者说在价值观、知识结构等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现代人的“面貌”？

以本书论述的张之洞来说，他非常聪明，在古典知识方面很有才华，确实算是体系内的开明派，也促进了一些改革，有人评价张之洞为“儒臣”。张之洞曾经写信劝告张园国会的留学生说“不要走上革命道路”。后者写了一封信回击张之洞，指责张之洞分不清朝廷和国家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内心深处，张之洞仍然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求变者。张之洞在晚年确实特别痛恨“公民”这样的新词，他确实很难走出臣民观念。但李礼也说，这并不是苛责他，作为后来者，写历史的时候肯定要赋予一些观念去考察和评论，如同一百年以后还会有人写张之洞，一定还有新的理解。区别或许在于，每个人通过不同的材料和角度，重新赋予历史新的秩序感、意义感。

有人曾说过，最值得尊重的是每个人的个体和全人类整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该从比较长的时段来看社会和文明。如此说来，现代和未来都是值得乐观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