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光阴如梭， 一百年，斗转星移。独自走在中山（中央）公园这座历史名园中，坐在古柏树下，抬头望着湛蓝的天空，恍惚中似乎回到了百年前的那些人，听到了那些事……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身上清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笔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

这是1930年在《啼笑因缘》自序中张恨水的描述。其中提到的“四宜轩”是北京中山公园一处很有名气的茶座，这里和中山公园一起成为了很多人的岁月记忆。说起茶座中山公园还有来今雨轩、长美轩等。当海棠花开，在大小茶馆三五成群的人们围坐在桌前，一缕缕茶烟伴着淡淡的茶香，与头上眼前的粉白相间的海棠花交织着，俨然一幅人间仙境。

二三十年代中山公园的茶座可以说是“文化茶座”，已故学者邓云乡甚至认为，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文化活动，“足可以编一本很厚的书，足见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其建成不到五六年，便成为京城文化圈每遇重要活动一个首选去处渐而成为习惯。中央公园有各种类型的茶座，无论男女老少，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在“红尘十丈”的北京城，能找到这么一处清静雅致的所在，殊为难得。

曾有人诙谐地介绍：“来今雨轩是国务院”，因为政界要人们公余在此碰头，也常常能见到文化界名人、大学教授在此驻足，其中不乏北大《新青年》杂志同仁们的身影。1926年，鲁迅就是在来今雨轩的茶座上，与友人共同翻译了《小约翰》一书。还有“长美轩是五方元音”，因为这里的客人是三教九流，茶点引人垂涎，物美价廉；“春明馆是老人堂”，老人们在此下围棋、鉴赏古董，一坐就是大半天。

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所有茶座中，来今雨轩的经营可以说是特色突出、首屈一指。大厅南北有窗，四周有廊，廊前有铁制罩棚，夏天大罩棚前还要搭大芦席天棚，前面和右面是朱栏围着的牡丹，左面是故宫端门的一角，红墙黄瓦，画栋雕粱，旁边是龙钟老态的百年国槐。环境风景之好令人称道，其经营方式，亦独具特色。一是设计和设备方面，房子的位置是在社稷坛墙外的东南角，社稷街门的西北方。正对着东南方的端门城楼，和那两株四五百年树龄的老槐。家具的设计也很好，户外用的铁架子、人造白色大理石面的茶桌，又结实、又清洁、又稳妥。二是招待和管理方面，夏天不论生意多么忙，其清洁程度，招待周到，也是第一流的，最难得的是茶房把主顾们记的一清二楚，真使人有宾至如归之感。三是烹饪技术好，有独创的点心，如肉末烧饼、冬菜包子等，是别处吃不到的。今天的来今雨轩旧址还可以品茶，只是显得孤单了些。

中山公园一直与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有着一种特别的关系，它的文化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自身范畴……

20 年代，鲁迅曾经与文化名人在这里喝茶聚会；

1920 年夏，周恩来在来今雨轩举办茶话会招待邓中夏、张申府等人；

1920 年底，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 12 人在北京开始酝酿组织文学研究会，翌年１月４日，在来今雨轩召开了成立大会；

1920 年 7 月 1 日 ，李大钊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在这里举行。

1924年7月13日，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50余个团体及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反帝大同盟”在来今雨轩成立。

林徽因在其文学创作高峰期，经常光顾这里。

另外，蔡元培、章士钊、蔡和森、于右任、朱自清、沈从文、萧乾、陈师曾和老舍、齐白石等我国近现代的知名人物，也都曾在这里留下身影……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龙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