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外当工人，这是目前很多人对劳务输出的定义。随着世界各个地区间经济交流的不断加强，劳务输出已超越了早年间“当劳工”的单调形式。

刘超今年不满30岁，2009年至今5年里，累计起来，他有近4年时间在国外工作。他，是劳务输出大潮中的一名“资深人士”。提起在北京举办的APEC会议，刘超说，“我理解的APEC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商务往来和人力资源流动。虽然没在APEC内工作，但我是受益者。”

“手机换地方卖就赚大钱”

2009年，经公司指派，刘超和另外两名同事怀揣着工作签证，一同前往印度。此前，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到印度工作，一去就是近3年。

那是一家民营旅游公司，规模不大，外语好的也不多。英语专业出身的刘超因此颇受领导重视，得以成为首批外派员工之一。到达印度新德里后，刘超和同事三人按照事先做好的工作计划，从零开始，逐一拜访当地的旅行社进行推广活动。

“工作基本都是那样，没什么新鲜，有时候甚至觉着乏味。”刘超说，如果是在国内，这样无聊的工作内容，恐怕他干上一个月就要辞职了，但在新德里，他觉着“还能忍”。

让他忍下来的，首先是明显高于国内同性质工种的工资，其次，便是异国他乡带来的新鲜感。“以前也知道印度社会的阶层比较明显，也有过担心，毕竟自己是个外国人，怕会受排挤，但在当地，所有人都比较友善，可能因为我英语还不赖，还交到了几个当地朋友。”

渐渐地，刘超熟悉了当地务工华人的情况。“像中兴、华为，过去的基本都是技术人员，小一些的企业就会有一部分像我这样的办事员或者项目专员，还有不少人，在印度的工作类似于咱们国内的小商贩，他们定期往返于国内和印度之间，性质也类似于跑市场了。”

在印度的华人“小商贩”里，刘超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卖国产手机的”。他说，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新德里摆摊儿卖国产手机时，自己特别不理解，“因为在国内，那样档次的手机绝对是占领低端市场的，但在印度，销量至少我觉着能说‘可观’，后来跟摊主闲聊，人家说，就是看准了印度底层民众这个消费群体，一样的东西换个地方卖就能赚大钱。”

“最大收获在个人能力和思路”

两年前，刘超决定接受公司指派前往非洲，促使他下定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赚钱，为以后发展打基础”，工种则从之前的市场专员转变为翻译。

在国外工作近4年，刘超自称亲眼见过不少中国人在国外做生意走了弯路。他把原因归结于“思路不同”，“也可以说是因为人家当地的文化背景跟咱们不一样。”他说，当初在印度，不光是他所在的公司，“业内同行、其他行业过去做推广的，也都是‘交过学费’的，很多人会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带到国外，可是这跟当地人的思维接不上，很多办法行不通，等到中国人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白白浪费了不少钱、人力和物力，更惨的甚至会把自己的生意拖黄。”

刘超甚至见过一家中国人跑到印度开公司，光是凭着对印度市场的揣测就想在当地发展家族企业，“恨不得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都叫了过去，他们家里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跟我岁数差不多大，跟着到印度待了一年多，钱没赚着，公司也没起色，天天在那边闲着。”

工资明显高于国内同类岗位，这是促使国内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往境外的主要动力。几年之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省吃俭用，带着辛苦赚到的钱回到家乡，买房，生活；还有一部分人靠着这笔钱，举家迁往三线、二线城市，接下来的故事依然是买房，生活。还有一部分人，年轻，希望能在一线城市打拼，回国后发现手里的钱依然够不上高企的房价，想创业，资金底子却略显单薄。

“现在看来，在国外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在个人能力和思路方面，赚钱反倒是其次了。”初到印度时，刘超做过“最傻”的事是“带着忽悠人的心态去跟当地公司谈合作”。现在，他觉得自己最大的竞争力是对东南亚和非洲的了解。“对当地文化背景、风俗的了解，光靠出国前的培训很不够，只有真正在当地工作过、跟当地人打过交道之后才能有实实在在的体会，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跟当地的企业、工人做有效的沟通，少走弯路。”

刘超坦言，结束在非洲的外派工作后，自己很可能“不会再出外”，“但我会更倾向于跟东南亚、非洲国家打交道的工作，即便是以后跳槽也会优先考虑这个方向，毕竟今后咱们国家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往来会更多，了解当地情况和相关规定的人，肯定会有市场。”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