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专掌审判。宣统二年（1910年）在司法部街建造大理院衙署，解放后，高检、高法等政法机关在此办公，大楼于1958年兴建人民大会堂时拆除。之后，高检、高法暂时搬迁到阜成门外，后又迁往东交民巷。（模型还原图）

1958年之前在司法部街办公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门前能看到有轨电车的轨道。 

司法部大街南北走向，南起西交民巷，北接长安大街，长约二里。司法部街东侧是居民胡同区，从北到南依次是垂露胡同、小中府、大中府、左府、大四眼井、小四眼井、宋家胡同、前府胡同。大街西侧主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两院机关和司法部机关大院，司法部南面是司法部街小学。四家占据了大街西侧的绝大部分。这些政法机构的入驻，让这条古老的大街显得庄严而肃穆。

一次，去北大南燕园拜访著名历史地理学泰斗侯仁之先生。老人指着明清两代北京地图告诉我，司法部街在明朝时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清代的太常寺、大理院都在这条街上。如今，司法部街早已消逝在历史烟云中，安详地躺在雄伟的人民会堂座下。

司法部街街景

司法部大街上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这条线是连接前门与西单的唯一交通。电车有两种：一种是带拖车的老式电车，还有一种解放后生产的单体瘦型电车。老式一般是黄颜色的，新式单体车一般是深紫色的。电车司机站在车头左边，一根磨得发亮的活动铁管儿把司机与乘客隔开来。司机是站着开车的，手握一只车速摇把，脚踩着当当车铃开车。老北京给有轨电车取名曰“铛铛车”。电车顶上安着一长方形弹簧铜杆与一单根电线相接，电工称之为接火线，铁轨充当地线。夜里，当电车行驶在高低不平路段上，放出耀眼的电弧，给人留下极深的记忆。电车内两侧有两排纵向长木座，车顶固定着两排扶手，像如今的地铁列车。当年的电车售票员不允许坐座，一律站着售票。黄色翻毛牛皮售票包外缘是一个被磨得发亮的铁夹子，皮包里面放着一个木板，上面钉着各种价码的电车票。不管车内有多少乘客，售票员总能麻利地用红蓝铅笔把乘客的下站代号画在票上。

那时北京城人口不足200万，平日马路显得空荡，电车里有的是空座，像今天坐公交、地铁被挤成“沙丁鱼”或“相片”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司法部街路宽人稀，驶出大栅栏的电车行进至这里，常听电车司机用脚轻轻打着拍子，铃声有节奏的响起，吸引着路人侧目。

街上的司法部街小学是我的母校，位于原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西边半里处，是本世纪初建立的一所小学，解放前这曾是北平法院的审判厅。校园里，整齐的教室和走廊环绕四周，中间是个正方形大院，灰色花岗石台阶镶嵌四周，院内铺着清一色白瓷砖，它经历了几十年的日晒雨淋竟无一块损坏。

学校北面是个狭长院子，音乐和美术教室及校图书室就设在这儿。这方寸之地让我们受了高尚的艺术熏陶，音乐老师人近中年，中等个儿，胖胖的，红脸膛，不管讲课还是弹琴总是挺着笔直的身板，一副浑厚的男中音，唱起歌来常常震得纸窗嗡嗡响，同学们最爱听他唱歌了。老师突破当时的音乐教材，教孩子们演唱西方歌曲。印象最深的是莫扎特的《渴望春天》，他唱得那样动听，那是很多孩子头一回听到西欧名曲（当时只有苏联歌），他还对曲子里出现的一个半音4做了高度的评价与生动的分析。尽管我们还不大懂，但聆听着老师娓娓讲述，看着他那陶醉的神情，大家深深地被他所感染：像春风把我们送到莱茵河边的草地上，尽情地呼吸着春日的花香，沉醉在明媚的艳阳里。那几节动人心弦的音乐课至今难以忘却。

1958年前的共和国司法部与我们小学北面一墙之隔。高检高法的职工家属来司法部必经杨公祠，这个古迹位于原司法部史良部长办公室西头几十米处。小庙只有十个平方米左右,庙内摆一张方桌，青布铺其上，两边下垂带尖儿的黑带，学生们常趴在窗口，踮着脚尖好奇地观看里面的东西，还借此小庙说恐怖的神鬼故事，小男孩儿们为比谁的胆儿大，互相打赌看谁敢趁黑去小庙一游，以在杨公祠窗台处写上自己名字为傲。

小庙旁有棵枯槐，此树是杨公在押时手植之物,早已枯死,树围特粗,两个小孩都搂不过来。枯木内嵌一方方石,镌刻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国,留得忠魂补!”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庙是纪念明代大忠臣杨继盛的。杨大人遇害前被严嵩关在锦衣卫，400多年前它就是位于司法部院内。一次偶然机会，我得到一本七十年前北京的旧旅游手册，从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杨公小庙。

学校斜对过有家早点铺，早上卖3分钱一个芝麻火烧，2分钱一个果子及2分钱一碗的豆浆。店虽小，擀面棍却敲得贼响。小学时，家里每天给我5分钱买早点吃，这生活水平在班里真算是“阔主”了。烧饼铺往北走十余步是家小摊。屋子用木桩和碎砖头垒砌而成，屋里住着一位中年光棍汉，做洋铁活儿。门外摆满了他做的打油舀子、拔火筒、烧水汆子等物。屋里长年点着一个煤球火炉，炉里放着烙铁，炉旁摆着盛粥的黑锅。铁匠人过中年，大头、大眼、大手、大胡子，腿有点瘸，面部总无表情，少言寡语，偶尔说话，嗓门特大，像在吼人似的，孩子怕他，然而他的小摊，却总能把孩子吸引过去。

司法部对面有家小饭馆，它也是整条街上唯一的饭馆。门口挂着一个红灯笼似的幌子，随风招摇，屋里被烟熏得发黑，地下摆着几张旧桌子。放学路过，总见门口停着三轮车、胶皮排子车。随着伙计的吆喝声、叮当的炒勺声，沙哑的划拳声，饭馆里飘出香喷喷的炒面味儿和浓烈的烧酒醇香，那会儿常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香味。家里来客，母亲总让我到那儿打啤酒，遗憾的是却从没尝过馆子的饭菜。

高法高检大楼

共和国的高法、高检大楼是清末建造的，当时这里是清政府专管审判的大理院所在地，是一幢雄伟而精致的西洋式大楼。大楼楼高四层，南到北百十余米，东西宽近六十余米。大楼朝东。楼的中央镶着一块大钟表；大楼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北面塔楼离西长安街不到百米，是国庆、五一节机关干部观礼的绝好地方。鸟瞰高法大楼，呈标准日字形；楼内两个开阔的天井，每个足容下两个篮球场。大楼中厅，宽阔精致的红木楼梯环周而上，环抱着一个大约二十平方米天井，小天井四周悬挂着铁网，以防止人员坠落。阳光穿过这三个天井洒向大楼的每个角落。

高法大楼共有八个门，正面三个，南北各一个，楼背后正中是地下室出口，自1956年大楼修整后，成了机关职工上下班的必经通道。楼后两侧各建一座外裸式的盘旋钢铁楼梯，既是进出楼的通道，还能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

国庆和五一节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礼花大多是在高法大院里用迫击炮射向夜空的。在那炮声隆隆天空五彩缤纷的时刻，其实孩子谁也无心观赏礼花，一个个借着耀眼的光芒，在大院里要么像小鸡逐米似地捡滋花（即礼花弹落下的残留火药，其状呈方块形，约一厘米大小），要么上树够降落伞。这时铁楼梯便成了争相攀登的“圣地”，大伙儿把捡来的滋花码在铁楼梯上排成行列燃放，五颜六色的耀眼光芒映照着孩子无比兴奋的笑脸。

主楼的中厅门前之上有座巨型华盖。当年董必武院长每天都从这里走下汽车，步入二楼中央大厅办公。一楼中厅宽阔明亮，给我印象极深的是：每逢国庆节前，花匠把四大盆桂花树摆在中厅两侧；那颗颗金米粒般的桂花，给楼里送去缕缕幽香，像是在告诉大家，金秋已经来临。一条紫红地毯沿楼梯一直铺上二楼，在董老办公室门前形成一个红色小型“广场”。那阵子孩子们都不懂规矩，如此庄严的地方，倒成了我们摸爬滚打的游戏场。

高法大厦中厅门前有一个喷水池，四周种着鲜花。大院东南角是一排整齐的花屋，花匠是位健壮的小伙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学生们特别崇拜肌肉发达的男人，只记得花匠端花盆时，他那健壮胳膊和块块古铜色发达的肌肉，令我们男孩羡慕不已。花匠人健壮，花儿也侍弄得艳丽动人。前面提到的秋天置于中厅的桂花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内院中央是个巨大的养鱼池，中间有座假山。以鱼池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分别通向大厦地下室出口、小南楼、小西楼和大北楼。这四条砖路将内院分成四块场地，东南为灯光球场，西北为网球场兼电影放映场地。在鱼池边还围着四个同心圆花池，相间于砖路之间。近来，偶读《周易》，竟吃了一惊：假如把鱼池当作太极，那么四条砖铺小路便处乾、坤、坎、离卦位，将内院分成四个象位；而鱼池边的四个花池，则处于震、艮、兑、巽卦位。原来内院竟是按标准的《八卦图》设计的。

院里的大人喜欢种树，宿舍楼前植满了海棠、丁香、桃树，还有桑树。一到暑假，我们就养起了蚕，每天到中灶食堂前采桑叶养蚕，还借此机会打摘桑椹，个个吃得蓝嘴岔子，像喝了墨水。大院里长廊，是整个建筑群里唯一按中国古典风格建造的，它把办公大楼与大西楼宿舍连接起来，职工上下班免受日晒雨淋。大院东面和南面沿街院墙，是用铁制的矛形栅栏构成，涂着绿色油漆，是典型的西欧式的围墙。

高检、高法大楼中间的塔楼东、南、北三个方向镶着三面大钟。其形与现在人民大会堂南面的中国人民银行老楼大钟表非常相像。

前些时候，一个星期天，去胡同口磨刀，与师傅攀谈起来，不知何故聊到了司法部街。这位年近七十，走街串巷的老人感慨地说：“唉，可惜司法部街那个院子拆没了，那可是大衙门，当年真够气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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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尹西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