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齿罩（杨天民 摄）

张丫子（王虹军 摄）

浑沟（茅永宽 摄）

他们的热忱让我感动，也让我有机会两次走近里下河。里下河是江苏苏中地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空间的简称。是一个一万三千多公里的平原，也是古往今来诞生了很多文学名家和文化大家的著名水乡。以那些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认知里下河，那便是施耐庵的《水浒》，汪曾祺的高邮、胡石言的柳堡与秋雪湖，还有毕飞宇的“平原”与“王家庄”。但是，令人欣喜的其实是，里下河文学在当代还在生长中，而更多的里下河风貌，也因更多作家书写，而被外面的世界广为认知。

以今年那套合力编纂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来看里下河，里下河的文学版图似乎已出现了更多小地标，与当代一批新锐作家的名字相联，那便是鲁敏的东坝、刘春龙的兴化、罗望子的苏北……当然，文学前辈笔下的里下河，这套书中也有选录。两相参照，更可知，哪些文学里的风景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逝，哪些依然还存在着，但也在悄然改变。

胡石言的《柳堡的故事》，有一个造句今人会觉得匪夷所思：“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一个“十八岁的哥哥，爱上了小英莲”的最自然不过的故事，在当时的作家笔下，却还是需要勇气去书写的。今天的里下河作家，当然无需在这上面有所顾忌。也所以，即使你知道毕飞宇的《玉米》、《玉秧》、鲁敏的《逝者的恩泽》里的主人公是里下河的女人，也知道她们肯定不会照着歌中唱的那个小英莲来写。人心的复杂与暧昧，是对故乡另一种方式的审视与描摹。由此也能知道，笼统地以汪氏小说的温润、文人式的乡土眼光、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等来界定里下河文学，已经不能诠释年青一代作家的角度、视野乃至文学野心。

但这恰好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这片土地。

在今年的这次研讨会上，我还有幸得到当地作家刘春龙一本《乡村捕钓散记》。用的是散文笔记体形式，在我眼中却是一份珍贵的田野记录。虽然里面所记录的里下河地区那些曾经的渔事与农事，多少于我这北方人有些陌生，阅读中还常会与一些陌生字词相遇——也或可叫冷僻词，却让我从另一方面理解了中国的汉字与生产方式的关系。有一个字我是有感知的，那是我后来游溱湖，一个“籪”字，连同一排竹篱笆一起，竖于湖中间。真是一个形象得不能再形象的汉字。而这本书告诉我们，打簖是当地渔事中特定的生产方式之一，当地人不陌生，因为这个字打小就在他们的生活中。而一旦这种生产方式消失了，那么对当地的孩子来说，这个字会变得重新陌生。

文字在这本书里，显示出双重功能，一方面记录一种文明的存在。另一方面，也直接成为遗存。能让人看到文明内部的构成与流变的，在我眼里，都是好文本。同样的，罗望子的小说《我们这些苏北人》也让我喜欢，因为我从中读出了类似的很多信息。不过不是农事方面的，而是乡村伦理与个体命运扭结在一起的种种。

这些，到底算不算标准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写作，对我来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在以文字表达着他们对里下河的新认知。

而里下河，于我们又有什么特殊？

“里下河文学，说到底是汪味小说。”同样出生于这一带的批评家王干是这样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在他的概念中，汪味小说虽然是写乡土，但却是以文人的情怀与眼光来看。这是它区别于山药蛋派们的乡土写作的根本所在。

但是同样出生于里下河，现在已居于南京的作家鲁敏则这样认为：我觉得里下河受关注，恰恰因为它不特别。它是平凡的、典型的中国乡村的面孔，有河流、平原、稻田，有四季、节日，风俗与婚丧嫁娶，有乡村伦理的裂变，还有乡村权力的变迁。也就是说，里下河正因为有一张乡村大众脸，所以可以做中国乡村的按钮。

这个观点给我以启发，也让我尝试着，从罗望子、刘春龙这两位当地作家作品里，来启开里下河内部那个乡村中国。他们创作的样本意义在于，虽然都打着故乡的胎记，但笔下的风物流转，更能透出这个时代的信息。

——孙小宁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