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6日 今年是二战纪念七十周年,隔着轰轰烈烈的二战,一战给人的感觉有些淡远。在有些人看来,那是别人的战争,因为战争的烽火是在欧洲战场燃起并展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战后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一员,无缘分得胜利一杯羹的屈辱,事实上还有几十万华工,因为这场战争,被招募到异国他乡。一些人工作劳动的营地,距一战战场只咫尺之遥。
1918年一群华工过境加拿大集结整训时的场景
作为壮劳力被运输过去,华工的作用是填补欧洲因战争而造成的人力亏空。战后,他们大批归国,但也有一部分继续留在那里,参与战后欧洲的重建。在欧洲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的生命与足迹显得无足轻重,如今也仅留下墓碑与一些战壕艺术品。但是他们身后的遗存,却是“一个被卷入工业化战争漩涡的非交战国子民,其战争体验的变化无常的混合物。”
一战始于1914年7月28日,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最初还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是此时的中国租界林立,租界又分属于交战双方,利益之争,使得中国不可避免地被拖入战争。在听取了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建议后,当时的民国政府决定派遣平民劳工前去帮助处于战争中的协约国。以工代兵,几十万劳工(其中法国招聘4万,英国10万,俄国20万),于1916年后陆续踏上征程。他们中以文盲居多,到达目的地,要经过长达几个月陆海路辗转。有人在艰苦的途中丧生,最终到达人数,法国招募的有四万,英国招募的九万四千人之多(全都在法国境内)。在营地做工,却也不得不融入西方社会。这是一个艰难的双向过程,一方面打量西方,另一方面也被西方打量。承受着身份卑微与文化冲突带来的误解,却又在以智慧不屈地抗争。
一战华工的历史其实还远不止于这些。一本由旅法历史学者马骊编著的《一战华工在法国》今年推出,诸多海外学者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在他们劳作于法国期间,一批勤工俭学的中国留法学生怎样与他们相遇,蔡元培、晏阳初等一批中国知识精英,怎样为他们办学校、办杂志,致力于“华工行为现代化的培养。”
套用本书中一位国外学者研究的说法,这是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跨国度文化体验。“许多旅法华工从这时起,视野超越了村庄、家族、或者小圈子,‘民族’意识开始萌芽。”而那些参与了劳工教育的留法知识分子,有的后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的先躯。而如晏阳初这样的知识分子,则成为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一代先师。
当然,比起这些与他们有过交集的留法知识分子归国后的际遇,一战华工的历史仍然属于小人物的历史。书中一位法国学者评价他们说,“就个人的际遇,……无论是好与坏,都是他们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就集体而言,这段旅法的历史,丝毫没有改变这些华工的集体角色或集体命运。……”
即使是这样,这本由不同国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研究结集的历史论著,仍然提示我们,一战华工身上,有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解读。他们,在历史大背景下,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诚如马骊教授指出的:“我们不能忽视‘小人物”群体性的重要作用。
一战期间,“华工团”成员在法国北部布洛涅码头装卸粮食
一战华工,改变中国命运的一群人
不能忽略“小人物”群体性的重要作用
一、 将一战华工刻意夸大成被奴役,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描述不准确
孙:书中介绍您是研究明史出身,现在却成为研究一战华工的学者之一。这算不算一种跨界,还是从此转行研究?
马:我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明史。实际上,我研究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史,所涉及的范围,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上说,跨度都比较大。可从春秋、战国时代延伸到二十世纪。主要涉及的内容是中国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史:它涵盖了政治哲学与中国文化、政权符号以及社会构成,国家实力及人民认可度。我对明史特别是对元末明初的研究,重点是分析如何摆脱外来势力,建立一个强大自立,为人民拥护支持的社会。至于明太祖没有达到其目标,乃至于事与愿违,这也是选择研究元末明初的目的所在。由于研究的跨度与野心较大,所以,在分析中国社会发展史时,我必须分析构成社会的种种原理和因素,其中包括国家实力与外交,社会经济与移动人口,以及对外移民等等。这也使我有机会介入欧洲华人移民史的研究,该项研究已经有15年了,主要是探讨中国20世纪革命与华人华侨的关系,可归纳为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文明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与一战华工这段历史结缘并不偶然,因为一战华工其实是构成法国最早的华人移民群体(加上少数一战前来自浙江青田的移民,以及勤工俭学运动留下的华人)。他们也是欧洲内陆华人移民的先驱。所以,研究一战华工史既不是跨界的,也不算是转行研究,因为一战华工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点。而且就个人经历,从2002年底起,我开始在法国滨海大学执教,获悉滨海大学四个校区的所在城市都曾有过一战华工营地;当我发现周围50公里内外零零散散地布满了华工坟墓时;我为之所震撼……这些都是我与一战华工的历史结下不解之缘的源头。
孙:提到海外华工,国人大体只有一种泛泛的模糊印象,很少能有人对应到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说,中国在不同时期何都有华工在海外,一战中的这批人,特殊性在哪儿?书中能看出,这批华工,不仅与这场战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西方社会——而且不止法国——还包括亚洲的其它国家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一战可以理解他们,通过他们,同样可以理解一战。我想问的是,如果从他们来理解一战,您觉得还有哪些历史信息被当今的我们忽略?
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指出,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一些研究者经常把一战华工刻意夸大成被奴役,任人宰割的“羔羊”。这种描述是很不准确的。这个群体虽然绝大多数人来自于社会底层(80%以上是文盲)。但是,他们像所有的中国平民百姓一样,有他们的智慧与骄傲,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生活环境中,他们都有非凡的耐力与自尊。他们能为正义与自己的利益去积极争取,去努力抗争。
如果从他们去理解一次大战,我觉得以前,我们忽略了“小人物”群体性的重要作用。其实,他们象征着一个中国百姓阶层,有着大背景的见识与力量。比如,除了上面提到的:他们不会默默忍受奴役,会反抗之外;当他们获悉“巴黎和会”上,协约国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划给了日本,也是最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贪婪的群体之一。通过他们,我们理解到,一次大战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战争,“弱国无外交”。但是,却忽略一战华工在下意识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这种力量来自于中国老百姓的大智慧,来自于一个群体性象征的力量。
一战华工
二、当一战华工与留法中国学生、中国知识分子相遇
孙:华工到了海外,不可避免地,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他们也处在文明的冲撞与融合中。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个存在,您认为这段历史对西方看中国的角度,有什么改变?还是始终没什么改变?
马:我认为,从当时来讲,华工助战并没有改变西方看中国的态度。当时的西方认为中国是个“壳大内虚”的国家。华工助战并没有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但是,后来西方也意识到了,因为这段一战华工的历史以及北洋外交的失败,中国被推上了独立自强的历史轨迹,引发了翻天覆地的革命。
孙:一战华工虽然大多数人是文盲,但也混进了极少数学生,并且,华工和当年留法的勤工俭学的学生还有一些互动。从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这是巧合还是必然,这种互动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
马:我认为,虽然相遇是历史的偶然,但是,互动即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忽略他们相遇的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法国这片自由民主的土地上,也正是在这种坏境下,他们的互动更加有互动的、强大的影响力,充满了亲切感与使命感。
这种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其一,一战华工的经历的历史结果,不仅跟“五四运动”的爆发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影响了旅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政治取向,一些曾与华工有过接触的,或者共同在工厂干活的学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与智慧,有的学生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分子与领袖,如:邓小平、周恩来、陈毅等,他们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我觉得华工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一小部分华工归国后,也参加了革命,有些成为了工会的领袖。
孙:从这本书中,看到晏阳初、李石曾、蔡元培等一些知识分子与华工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教育史有了进一步了解。不难看出,教育家晏阳初后来在国内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从法国这段历史中催生萌芽的。他们所开办的华工学校,也是这种教育的实践。从华工学校到《华工周报》,您觉得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华工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什么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在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作用?
马:“亲民”经验!教育目的不再局限于培养精英。这批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华工的教育实践,自身也受到了启发与教育。知识分子从华工身上看到了推广平民教育对国家强大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也从华工身上积累了普及平民教育的技能。因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经验后来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8年3月28日,“华工团”在加拿大威廉·黑德检疫所附近,途经温哥华
三、迟到的纪念,以及怎样纪念?
孙:书中一篇论文提到,法国很晚才承认这段历史,以及华工在一战中的作用与贡献。您认为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华工在战后参与了欧洲的重建,但为什么直到1988年才有了一块华工纪念碑?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这与法国政府在战后没有重视一战劳工的作用,以及法国学术界对一战外国劳工研究不够关注有关。
众所周知,法国是一战的大战场,当时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站在协约国及其属地一边参战,尤其在西线战场——法国。战后,法国忙于重建及清理战场;纪念为协约国参战,特别在法国领土上牺牲的各国士兵。相对来说,对于在法国战场后方工作的各国劳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尤其是法国政府当时受到人力及资源的所限,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后来,学术界也是一直倾向于研究一战参战国及其士兵及战壕等等,而对于劳工的研究相对处于边缘部分。我想,这就是迟迟没有对华工纪念的主要原因。
2009年,我向法国国防部提交了准备在法国组织迄今为止,西方唯一一次“一战华工国际学术交流会”的资金申请,其中我提到华工在一战中的功绩,以及这段历史几乎被人遗忘的问题。希望法国政府通过对这次会议及其会后的论文编篡出版给予支持,来象征性地表达法国对一战华工的贡献的肯定与纪念。我的申请立刻得到法国国防部的支持。另外,很多别的政府机构也给予资金支持。从这些资助可以看出,法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一战华工的贡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汉学家,我能召集起学术界的同仁们,将这段历史加以还原,以唤起法国公众的关注及缅怀,我深感欣慰。
因此,我觉得,假如学术界早一点呼吁纪念这段历史的话,也就不会等到1988年才有第一块华工纪念碑了。当政府对某段历史重视不够的时候,作为历史学家,就有责任去加以还原。
1918年5月26日法国加莱海峡省萨梅尔的华工营地,一名华工与英国军官
孙: 一般人在谈到华工在法国的境遇时,可能还停留在被西方列强压迫奴隶之类的想象中,但这本书很多论文以丰富的史料表明,他们的境遇还有复杂的一面。这也给我们当代人提出一个课题,我们该怎样继续这段历史的研究。哪些值得再开拓,或者仍然被人误读。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国外比,实际情况怎样?书中一篇文章提到现在华工墓地在法国是被作为旅游开发的一项内容而被认知,就您的考察,国内是否也有类似现象?
马:研究华工历史不仅局限于研究华工的经历及对他们的纪念。一战华工不仅对法国做出了贡献,所涉及的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法国的历史,还涉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战后,巴黎和会引发了“五四运动”, 华工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启动的作用,‘五四运动’是新中国革命的爆发点,这次运动与一战华工息息相关。这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所以,华工历史的研究还有待继续进行。这段历史的头绪庞杂,涉及到二十世纪历史的众多关键点。
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国外比,不同的在于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有些局限。《一战华工在法国》的不同之处是:它大量挖掘多种语言的资料,如:中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日文、越南文等等;并且能广泛召集学术界研究一战历史各学科的同行,从多学科、多角度对一战华工历史进行全面的分析。目的是集思广益,对一战华工的历史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因其头绪庞杂,涉及众多领域,所以,这本专著打破了原来的研究范畴,对一战华工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分析,使这段历史得到更加准确的诠释。
就我的考察,国内华工招募地点等遗址并未作为旅游开发的内容而被大众认知。这一点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政府或民间机构好好保护这些遗址,并且能够搜集各种资料,如:地方志、华工遗物等等,建立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等。
孙:书中一些论文中提到法国文学中一战中的华工形象,以负面的居多。这种情况现在是否有所改观?您是否希望中国的作家,有朝一日能有这方面的书写?
是的。近年来,由于法国媒体与读者对一战华工的历史更加了解,还有,法国民间关于华工的资料有不少被挖掘出来,所以,华工的正面形象已被逐渐认识到,其贡献也得到了法国政府及人民的充分肯定。对于中国关于华工的文学作品,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希望能有更多作品问世。比如,法国和中国的一些电影制片人、导演等,他们多次联系我,希望聘请我做历史顾问,将这一题材改编成故事片。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