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6日 战争时期,作战地图对作战双方都有着重要意义。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晋冀豫根据地的八路军队伍作战地图匮乏,靠战场缴获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所需。此种局面下,晋冀豫根据地的“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应运而生,从未接触过翻印地图的战士们靠着边干边学的热情,出色的完成了翻印地图的任务。
张国器所绘太行敌情分布图
此后,在烽火硝烟中,他们走入太行山深处,利用对地形的掌握与敌人巧妙周旋,绘制出一张张精细度极高的军用地图,为部队避开敌人的“扫荡”立下了汗马功劳。
历经枪林弹雨的“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我国军事地图测绘的专业机构——总参测绘局军事图书制印处。
张国器就是“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在战火的洗礼下,张国器和他的战友们也成为我军较早从事专业绘图的骨干。张国器生前曾写下多篇回忆文章,讲述了这支绘图队伍发展壮大的经历。如今,经后人整理,读者也得以了解穿梭于烽火中的绘图队伍的故事。
1941年前后,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八路军作战用图非常匮乏,只靠战场缴获已不够用。“决死一纵”决定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复制翻印地形图。
193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工学院的张国器就是其中一员。从没有接触过地图绘制的他们,边干边学,凭着毛笔和药纸,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此后,在烽火硝烟中,他们走入太行山深处,利用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巧妙周旋,并深入当地群众了解敌情,翻印绘制了多张精细度极高的军用地图,为部队避开敌人的围剿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
在战火的洗礼下,张国器和他的战友们也成为我军较早从事专业绘图的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还涌现出一大批绘图人才,他们也成为新中国军事测绘队伍的雏形。
历经枪林弹雨的“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我国军事地图测绘的专业机构——总参测绘局军事图书制印处。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器曾任总参测绘局副局长。2007年5月,张国器病逝于北京。
抗战胜利后,太行军区制图股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部队从河南武安(今属河北省)移驻邯郸。到达邯郸当天正是“五一”劳动节,部队刚到,就听到印刷厂的同志叫他们合影,大家都非常激动。后四排右起一为张国器。(王友唐收藏)
毛笔和药纸翻印地图
1939年,在晋冀豫革命根据地,以“二沁”(沁源、沁县)为中心的太岳军区八路军部队,除129师的386旅全部外,还有2个山西新军的决死纵队,共有近40个团的正规部队。此时,部队对地图的需求非常大,只靠战场缴获已不够用。“决死一纵”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决定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翻印一批一比五万的地形图出来,解决部队急用之需。20多名从抗大学习归来的同志,就被抽调集中起来,由候济东任组长,张国器任学习组长。
接受任务后,他们直挠头:谁也没有接触过翻印地图的工作。好在组长候济东当过排长,打仗时用过军用地图,他自己也能勾画草图;张国器在山西大学工学院读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抄讲义、描红机械图挣学费,与图有过接触;张惠民在抗大二分校曾学过地形测量;裴元晓原来在印钞票的工厂做过校对,也懂一些复印翻版的基本原理。他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会之后,就铺开摊子干了起来。
他们边干边学,用毛笔和药纸蒙上图底描红,照葫芦画瓢。几天后,每人描出一张,送到司令部,薄一波在张国器画的那张图上批了“大有可观”四个字,这大大鼓舞了他们的干劲。最后,他们都学会了制图,顺利地完成了翻印复制地图的任务。
此后,司令部又下达了翻印太岳全区一比五万军用地图的任务。翻印地图工作开展不久后,“百团大战”第三个阶段的反“扫荡”战役开始了。绘图小组便在山里和敌人兜格子、转圈子。“百团大战”胜利,“二沁”收复后,绘图小组回到原驻地——沁源县流水峪继续制图。
此时,绘图小组还处于草创阶段,当时手中的唯一工具就是毛笔,画直线就靠把毛笔用笔帽的竹片夹住来画,最后的效果居然还算不错。司令部还有一个小型石印厂,能印刷地图,印完的地图太岳本区用不完,送给机关一部分,也解决了上级和兄弟部队用图难的问题。
测图室石印机房驻地旧址
分工合作一个月绘完地图
1941年2月,“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也只剩下张国器、张惠民、裴元晓三人,其他成员都已先后调出分配或回原单位了。薄一波找来他们三人谈话,并写了一封给左权副参谋长的亲笔信,介绍他们到八路军总部工作。
他们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前方总部驻地辽县五军司后,作战科长王政柱代表左权副参谋长接见了他们三人。王科长问了一些情况,并问还需要什么工具,张国器回答:“‘七紫三羊’鸡狼毫小楷毛笔,制版的药纸、药墨必须有。最好能有一支画直线的乌嘴笔和一支画道路的双线规。另外还需要一个印刷厂。”
王科长雷厉风行,亲自与冀南银行、新华日报社联系。在衡量了各种客观条件后,左权副参谋长确定使用新华日报社印刷厂。他们三人就到了教导队所在地的辽县苏公村附近的河北沟(一个小村庄),工作单位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总部测图室”,任务是翻印“太北”以桐峪为中心的这一地区的一比五万的地图。
他们于1941年3月18日到新华日报社印刷厂简单商量后,决定采用各取所长的流水作业法:张惠民的字写得好,由他负责地名、山名、河名的文字书写;裴元晓负责画道路、曲线;张国器负责地物的描绘,也画等高线。到4月18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十八幅一比五万的地图。送到科里去后,王政柱科长觉得地图质量不错,他报告首长后,以左权副参谋长的名义给测图室写了一封慰勉信,还带了一挑子猪肉到印刷厂看望慰问他们,这一挑子猪肉在当时说可是相当贵重的。测图室三人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了。
八路军测绘女烈士宋磊
女烈士宋磊英勇就义
测图室绘制地图取得了一些成绩,总部也决定从冀南、晋鲁豫、太行三个军区各调三个人来总部学绘图,为各军区培养绘图人才。宋磊就在这批人员中,她也是我军测绘战线上的第一个女同志。
1942年2月,日军对华北开始进行疯狂的“扫荡”,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测图室的几个同志响应党支部的号召,担任起侦察工作。他们懂地形图的使用,能从图上判断敌人出没的地域和规律,也能深入到群众中了解和侦察敌情,反“扫荡”一个多月,测图室的几个同志在交锋中还取得了主动。
不久,敌人又开始了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在军事上采取了所谓“捕捉奇袭”的战术。这次敌人“扫荡”延续了28天,左权副参谋长就是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英勇牺牲。当时印刷厂得到情报比较迟,印刷厂的同志们只好连夜埋了机器,立即转移。印刷厂(当时也叫七连)在老红军厂长的带领下和老乡们在一起,安全度过了一段时间。
这次敌人进攻的总目标,是袭击和企图摧毁我总部和129师的指挥机关。七连在接到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的“就地分散”命令后,从敌人的合击圈里突出来。可是不久,当七连转移到一个北艾铺西南边的小村庄时被敌人包围了。队伍中的10多个人,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有几个同志被敌人抓住,其中就包括印刷股的夏股长和调去当校对的宋磊同志。宋磊同志被俘后,被敌人押解到太原。敌人企图诱骗招降,被宋磊严词拒绝。后来敌人又对她动用各种酷刑摧残折磨,想从她口里“打”出情报来,宋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在总部阶段,测图室除翻印太北地区一比五万的地图外,还做了一份《最新华北明细图》,并绘制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战略区的地图以及《太行地区路线图》,特别遗憾的是,《太行地区路线图》绘制成功后还没来得及印出来就遭遇了5月份的“大扫荡”。如果能用上地图,会减少部队的损失。而《最新华北明细图》因为难度很大,花了很长的时间。
1946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经理部和华北新华书店部分人员合影于邯郸。
熟悉地形帮助队伍安全转移
5月反“扫荡”胜利后,总部的人陆续回延安,王政柱科长在回延安前找张国器谈了一次话,决定把测图室全体人员留在太行,拨给129师领导。1942年12月初,129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张廷发到印刷厂听取汇报后,立即以129师司令部的名义,成立了新的机构,任命张国器为制图股长,张惠民为副股长。机构的名称,经向刘伯承师长请示后,正式定名为“129师司令部作战科制图股”。
此时,制图股的具体任务是:翻印“太南”地区的一比五万地形图,继续完成在总部时没有最后完成的《最新华北明细图》;复制以黄岩地区为中心的一比两万五千地形图,这个地形图是战时实测出来的。
1943年5月,敌人又开始了“扫荡”。在转移时,制图股碰到抗大6分校的彭宗珠教导员和童国贵大队长,他们正带领学员向黄岩村的山后转移。彭宗珠是张国器在抗大学习时的教导员,他们彼此认识,当时彭教导员问张国器:“你熟悉这一带的地形情况?”张国器就向他讲了这一带的山岭、地势、道路情况,并提示他们拟转移的地方不能去。部队研究了张国器的意见后改变了转移方向,结果,部队得以安全转移。因为地形图上已经标明了山岭走向和山头的高低,制图股的同志就能从地形图上分析判断出敌人进攻的方向和道路。在转移过程中,制图股的八个同志为一个转移单位,因为熟悉地形,没有和敌人遭遇过。
反“扫荡”后,129师因为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等高级领导同志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成为军事系统的指挥机构。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找到制图股,要他们做一幅《太行军区形势图》,分层设色,并包括所有太行管辖的地方。他们很快完成这份图的制作任务。另外,《最新华北明细图》也在这段时期完成。
之后不久,在南委泉举办生产和战绩展览会,制图股绘制的地图全部参展,并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那时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图股的同志在制图之余,还生产了许多农产品。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太行军区作战科长廖克峰找到张国器,要绘制一比二十万的地图,以备未来战争之急需。由于绘图股一些同志调出去,张国器就写了一个报告,征调了几个大学生和高中生,开始了地图的缩编翻印工作。1945年,上党战役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延安回太行,成立晋冀鲁豫大军区,原“129师司令部作战科制图股”也改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张国器被任命为科长。他们也开始了为刘邓大军南下作战翻印战略地图的任务。
1948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合并为华北军区,制图科也改称为华北军区司令部作训处制图科;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制图科全部迁到北京;1950年春成立总参作战部测绘局,测绘局接受了原华北军区制图科的原班人员。(张联群)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