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1日讯,2015年江南的雨总是连绵着下,5月最后一个周末,众多曲友聚在苏州昆曲传习所。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笛声悠悠、余音袅袅。曲友余心正给我布置了个讲座《张充和与昆曲艺术》。其他曲友们正在闲聊着什么,其中谈到了张充和女士的生日,有说102岁,有说103岁,还有说110岁了,这明显是把允和夫婿周有光老先生的年龄“借”来了。
张充和102岁生日照
由此可见,很多人并不是那么准确地了解张充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她的喜欢和敬佩。不少曲家都曾与张充和女士拍过曲,在山塘街、在怡园、在昆曲传习所、在苏州大学校园、在昆曲博物馆等地。从来没有哪个人能与一门艺术如此“长相厮守”,一辈子都不够。
从传习所出来,我去了九如巷3号,那是充和在苏州的家,一个真正能让她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一个提起来能让她霎那落泪的地方。雨还是那样的密,满头银发的周孝华女士移开木门,轻轻地走出来,她是充和五弟寰和的夫人,与充和情同姐妹。她曾亲手为充和缝制了很多衣被寄到美国,她担心“四姐”“水土不服”,尽管充和已逾百岁,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习惯性地担心着。周孝华女士不时地念叨着,要是回来就好了,在哪里都不如在家里呀。
但是一说到充和与昆曲,周孝华女士顿时觉得欣慰很多,“她一辈子就欢喜这个,所以那一年回来,我就提议去附近怡园拍曲,她唱的时候你会忘记她的年龄”。那是2004年秋,恍惚已11年,那一年充和91岁,依然杜丽娘:“没乱里,春情难遣……”。继字辈金继家和“西厢”:“彩云开,月明如水浸楼台……”。
那是充和最后一次回到苏州,当时五弟寰和先生还在健在。2014年冬,寰和先生去世,至此,“和”字辈十姐弟独留充和。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先生悼念说:“小五哥也走了,不是说谁带走一个时代,但那个时代的痕迹,确实在渐渐湮灭,不是自然更替,而是失了传承……”
欣慰的是,充和还在;欣慰的是陪伴充和的昆曲还在;欣慰的是,海内外的昆音,接待美国回来的充和昆曲弟子安娜女士,海外昆曲社继芳女士,她们说,充和百岁后,拍曲活动依旧,曲人汇聚充和家里,认识的,不认识的,会唱的,会吹的,会解说的,笛声一起,充和的心就轻了,轻若梦境。
从童年接触昆曲剧本,到少年时期学习昆曲,再到抗战时期流离拍曲,再到美国延续雅音……不须百战悬沙碛、自有笙歌扶梦归。二十六年里,充和曾辗转北美二十三个大学演出、演讲昆曲,有人说正是充和对昆曲的不懈推介,才使其得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充和的一生充满着戏剧性,她自己也说“看世事看多了,亦如看戏看多了一样,只知道看做人的艺术,只知道应该如何涂上生旦的脂粉,唱着付丑的戏……”,但纵观充和长长的一生,却又是那样的轻盈、随意,似戏,非戏。她总是懂得戏剧里的“化”,一切都在掌握,一切又都随缘而去。
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十分冷淡,一曲微茫。充和的生活在继续,充和的艺术在继续,充和的“生活的艺术”也在继续中。
张充和
戏里戏外,何以为家?
20世纪六十年代初,充和从美国致信给大弟宗和,说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并说“(孩子)种种不听话、不怕冷,也是因为父母太保护了。我当初虽然无父母保护,却仍是不保重身体,原因是并无责任。现在有了孩子,觉得他们需要我,我病了他们怎么办,所以也就特别保重了。这似乎是天地生成的……(1961年8月1日)。
充和生下来时,先是遭遇奶妈奶水不足,后来父母考虑烟叔祖母识修膝下无子女,就把她许之寄养。识修是李鸿章的侄女,知书达理,信仰佛教。识修希望能找算命的选个日子看看,充和的母亲陆英说,她有她的命,接着就给充和手腕上套个手链,以示离别。
从此,有人问起你是谁生的,充和理所当然回答:祖母。别人笑。充和大惑:笑什么,难道你们不是祖母生的?直到有一天,祖母喊她过来,把她的带颜色的外套翻过来传,说从今天起,你没有母亲了。母亲去世了。几年后,叔祖母也去世了。充和回到了苏州,但此时她还是一个人,因为姐姐们都出去上学了。充和此时有个要好的同学,叫许文锦,是钱存训先生的夫人,后来两人在美国相聚,一见如故。充和在家信中多次述及许文锦的情况,并对许在生活里的遭遇深表同情。
抗战时,充和随着转移人员颠沛流离,曾参与过国家制定国乐的工作,并与西南联大一些师生拍曲不断,有人说,这坚持的精神也是抗战的一种。在这期间,充和失去了两位亲人,一是父亲张冀牖,二是外甥女小禾(周有光与张允和的女儿)。自此后,父母的概念便深藏于充和的心底。我曾发现充和早期写作的一篇《晓雾》,记述的是朦胧的母爱,像晨间的秋雾,不确定,不容忽视,淡淡的,深深的,像刻痕,又像是抚触的手。
再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物不是,人亦非。充和当掉了首饰,亲笔书写了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校名,帮着复兴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寄居在二姐兆和、二姐夫沈从文家中。由此也给她带来了一段美好的跨国姻缘。也就是那个最了解她的男人,高高的,憨憨的,被张家人称为“好人”的傅汉思。
只是在婚后去美国后,充和的家居生活也是处在动荡和不安稳中的。似乎这就是她的命运。对于充和来说,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具体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天八小时,六点半起来七点半动身,八点到校。下午回来已是五点半,好在有冰箱,可以一星期一次去买菜。但有时周末弄得不好,就得现买现做,我现在不挑嘴了,肥肉也吃了。不过觉得腻一点。但是谁做呢,还得自己做,做了就又不想吃了。普通洋人不大吃猪肉,尤其是怕皮,汉斯见到就是命,狮子头也是命。可是六七年来我就做了一次,是上次李济之来了,点了我的狮子头,吃后剩下的吃了两天。我们总是一个菜翻来覆去的吃,省的做菜,实在没有工夫……收入说起来也不能算坏,但房子上太贵了,借了放债公司九千五百块,每月九十五块,十一年还清,利息也就是好几千了……”这是20世纪五十年代,充和在家信中述及的境况,此时的充和还没有感受来自于养孩子的压力,后来她就提到,有一次过节,女儿说要是哪一天她自己能一个人吃一棵生菜就好了。说的无非是蔬菜价格。
但充和总会把生活当作戏剧看,她常有回转之声:“今天有件大兴奋得事必须告诉你,我们买了一个洗碗机器,又换了新电灶,洗碗机器可洗上百件碗碟(刀叉筷子在内),放进去三十二分钟,人可以做别的事,先刷一次,再用化学肥皂洗一次,再刷两次,只用七加仑的烫水,洗出来比手洗的干净多了。洗后用热风吹干,吹干了机器就自动停下。我们一天只洗一次或两天洗一次。……这两件东西至少可省我一个钟头在厨房。但其余要做的还太多。”
充和省下来的时间干什么呢?我发现她有个重要的工作:演出昆曲。“久不提笔写信,你不能想象我的身心如何忙,一台戏四十分钟,从场面起到一针一线,你都是亲自顾到,戏演了后又是倒下。先是在演的前后病,胃一直疼,呕吐。可是上台并不吐。正如我在苏州义演六场时吐血(笔者注:1946年,张充和从重庆回到苏州,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苏州考察昆曲,并在拙政园里观看演出,张充和参与演出《牡丹亭》,扮演杜丽娘,连演多场,张充和出现了吐血)情形一样。……这次的辛苦所得为何?这是常常自问的,也不能自答。反正爱好的东西不能用价钱买也不计算时间与精力……”。我查了下傅汉思先生记录的充和北美昆曲演出记录,发现充和在20世纪五十年代昆曲演出和演讲活动不断,没有笛师,她就自己吹先录音。中国笛子到美国会开裂,她就选用合适的金属管子,自制笛子。化妆无人梳大头,她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软大头”随时可以套上。她还自己做贴片,还用游泳橡皮帽吊眉。有杜丽娘,没有春香怎么办?充和后来就培养八九岁的女儿艾玛上阵,后来这个洋娃娃能唱二十多折戏。
196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余英时看了充和的演出《思凡》,赋诗一首: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有此音。
十年后(1978年),张充和的二姐张允和,接棒北京昆研社参与复兴昆曲多年,在南京观看昆曲演出时即兴和诗:十载连天霜雪侵,回春箫鼓起消沉。不须更写愁肠句,故国如今有此音。
张充和昆曲剧照
张充和自撰的对联
梦里梦外,归去来辞
1983年,张充和阔别多年回到北京,来到北京昆研社并作感言。此时她已在北美二十三个大学里完成了演出和演讲昆曲。傅汉思记录:“她于1964年和1965年在麦迪逊的大部讲课和演出,均已收入斯考特的著作《中国传统戏剧》第二卷。《思凡》和《十五贯》两剧也由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出版。”
斯卡特在前言中谈到《思凡》时写到:“这出戏是我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戏剧的主要剧目。我相信,这出戏对西方研究的学生是有启发的。因此,我邀请现在美国居住的张充和到我的班上来和我共同工作一个时期。她是这个古老剧中的权威和天才的表演家。这个经验对学生是有益的,他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评论可以在这里引用一下。一个学生(W?麦克利亚)写道‘有人会觉得,女演员动作的逼真性就像东方摹拟哑剧,但区别是明显的。女演员并不试图摹拟实在的东西,就像尤金?奥涅尔的戏剧那样。她也不像西方芭蕾舞那样,幻梦似的避开真实性,也没有西方哑剧的一些严重缺点(缺乏交流及其手段)。她利用手势加强语言和音乐,而不是取代语言和音乐。’有趣的手势,也就是具有巨大戏剧冲击力的方面,有鲜明的舞台价值。观众为精彩的演出所征服,并不是仅仅为了她的华丽、漂亮,而是由于从美学角度上讲是真实的。中国女演员表现出来的巨大魅力,就是对我国演员的一种评判。对比之下,我国演员不由得感到震惊。现在我至少明白,中国戏剧要比我初次接触时所能理解的要好得多。我发现我有一种落后感。在我们自己的剧院中,虽然很少有人能真正了解那些身段动作的丰富涵义,但是我们在实践上和演出中也没有足够的训练来充分运用它们。”
且看回国后的充和如何看待那一时期:“我到国外已经卅四年了。初到美国的时候,提倡昆曲的,项(馨吾)先生在东部,我在西部,还有李方桂夫妇,我们在三个地方,联系不多,我很奇怪,那里有些中国人听到昆曲竟哈哈笑,但美国人却不笑。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心里很难受。有些中国人学了点外国音乐,并不了解什么叫民族音乐。这些中国人不大看得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我想我要发扬昆曲艺术,不从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崇洋’。我从另一个途径,教外国人。开始教他们我们的民族音乐、戏剧、舞蹈。主要从‘文学’、音乐、舞蹈开始。我尝试组织一个古典舞蹈的表演,又表演一段昆曲。时间不长,一个钟头左右。选的是舞蹈性质最强的昆曲片段,配上解说,如解说《牡丹亭》、《西厢记》等,这些年来从美国、加拿大到法国一共有三十多个大学。”充和教的学生中,有博士、有硕士,有学民族音乐,有学昆曲,有学吹笛的,他们都很出色,让充和为之欣慰。
“现在我精神上轻松了。因为在中国南方和北方,昆曲完全复兴起来了。我有两句诗寄托我的感情:‘不须百战悬沙碛,自有笙歌扶梦归’,是说不须我一个人在那里苦战了。今天带着我的梦来听你们的歌,把我的梦扶回来了。”
至今,周孝华女士还记得,2004年,充和在苏州怡园拍曲时,两个女记者来采访她,充和反问她们,会不会唱昆曲,对方答不会。充和站起来作要打状,说你们竟然不会唱昆曲。一旁的曲友们都会意地笑了,两个记者也笑了。充和的这个小小玩笑,让人想起很多的内容,在昆曲的故乡,在昆曲的国度,作为采访昆曲活动的人,怎么可能不会唱几句呢,她已年逾九十,她对昆曲的热爱、虔诚,又有几人知呢?
合肥四姐妹之充和、兆和、允和、元和
张充和捐赠苏州中国昆曲博物馆的昆曲点翠头面。为当年学昆曲时特别定购之物。
笙歌扶梦,归去来辞
充和从小在合肥陪伴叔祖母时,就接触了一些昆曲故事、剧本,《牡丹亭》、《西厢记》,但那时她还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可以唱出来的。等有一天回到苏州后,嗜好昆曲的父亲自然不会忽视对小女的言传身教,况且家里来往也不乏昆曲名家,后来她的大姐夫顾传玠就是“第一小生”,她的老师沈传芷更是名声在外。二姐允和与周有光在上海结婚时,充和就献上了一曲《佳期》,唱的是张生生和崔莺莺欢会的一段。周有光戏说,如果四妹知道词意,大概不会唱了,说的是词意不可深揣。但充和辩说,唱曲题目应景即可,上台表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寂来紫玉双双调,按出红牙袅袅音”。这是充和叔祖母识修一对箫管上的对子。识修就给她讲箫的故事,她想学箫,可是手指不够长,识修在箫管写上“凡工尺上乙四合”,教充和认谱、放音。这几个充满律动和奇妙的字将陪伴充和一生。有一天,充和终于学会了吹箫,叔祖母去世七年后,充和写道:
“祖母故世已七年整了,我带着两支箫就整整在外游荡了七年;又学会许多新调子,但会了就忘记,还是记忆中的调子忘记不了;若是我亦能有六十七岁的高寿,一定还记得。把往日事、昨日梦,一起在这支箫上吹出来。”
在美国期间,充和结识了很多新友。但在她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些旧人。国内“文革”起,好友遭受不测,她感念万千,以诗排忧;挚友饿殍台北,她黯然伤神,泪墨齐下。大弟宗和与她既是同胞姐弟,又是很多年的曲友,一起加入俞平伯的谷音社;一起东奔西走呼朋唤友组织拍曲;1949年后,两人一个在北美,一个在黔南。两人通信二十八年,直到宗和在文革末期病逝。唯独是这一次,充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20世纪五十年代,宗和致信四姐:“我想我们总会见面的,解放以来很少有诗词的感情,今天早上写好总结,到照壁山上走走,嘴里不自觉的哼出‘几回魂梦与君回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种境界我想将来也不会消灭的。交通再方便,别离还是有的,生死也还是有的……”。
实际上,到美国后的充和一直想回家乡,只是她几次申请都没有成功。再后来,据说她的闺阁被拆了,她心有戚戚。再早些时,当北平红旗飘飘时,她的挚友章靳以曾致信劝她回来,短短一百多个字,靳以写了三次“回来”。章靳以曾在苏州听充和唱昆曲《芦林》听到泪流满面,他们曾在北平组织曲友浩浩荡荡地去捧北昆韩世昌的场。1949年,两人再未见面,多年后,章靳以女儿在美国拜访充和,充和说:“小东,你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我姨妈,我和你爸爸是非常近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三十年后,黄裳收到张充和书写的《归去来辞》,他怔怔自问:“女书家到底为什么在去国三十年后写下了这么一篇《归去来辞》呢?”
按照周孝华女士的说法,充和在临走时落下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无非是想着不久后回国。只是形势突变,变到让她无法想象。最终她自己在异国他乡亲手建立起了一个家,一个容纳六百年曲音的梦境一样的家。
2003年秋,傅汉思去世。允和的孙女周和庆去看望四姨奶奶充和。四姨奶奶的楼房简陋,布置朴素,楼道都是书籍和纸箱,墙壁上还有水渍印痕,一切都是那么陈旧,恍如梦境,这梦境一直持续到和庆离去,偌大的房子前有个瘦小的身影冲她轻轻地挥手……
2004年秋,充和回到苏州小住多日,回美国后致信五弟说:“苏州仍然是老家,小小的屋子,总还是温暖的,最可喜的是见了第四代。可见这屋子是而甜蜜的,不知何时再能团聚?”
何时能相聚?2014年冬,张寰和先生溘然长逝。未免老人伤心,至今尚未告知充和。
有段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翻译家刘文飞去看充和,刘文飞是安徽人,且会合肥话,两人一对上乡音,顿时引来了充和的兴趣。“她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但她提到的明教寺(俗称菱角台)我是知道的,我告诉她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破败不堪,她闻之摇了摇头。她说她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她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便跟着学唱。说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唱了好几分钟。她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震撼之一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纯净的嗓音,宛若天籁;震撼之二在于,常在佛教寺院听到录音机反复播放那枯燥诵经声的我,一直无知地以为佛教音乐难以称之为真正的音乐,但听充和先生吟唱她童年偷学到的诵经声,却顿时让我对佛教音乐刮目相看。”
依依不舍,刘文飞一家在告别充和时,“充和先生送我们到门边,和大多数美国人的习惯一样,她在我们身后便关上了门,但我走出两步后回头一看,她还在门上开出的一块长方形小玻璃窗后张望,她瘦削的脸庞像是镶嵌在一个画框里,我甚至能看到她略显浑浊的双目。”事后刘文飞说充和孤独,有人说充和很忙,“怎么会孤独呢?”“我还是有些不信,因为我看到了那双在门后张望的眼睛。”
种种画面,梦里梦外一般。望着眼前曲友找出的《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题签,恍惚已15年过去,可惜也只找到了复印件。当时顾笃璜编辑《昆剧传世演出珍本全编》大书,特邀在美的充和书写“昆曲四梦”题签,充和于病中提笔,书写温婉、清丽、洒脱。我把复印件送到九如巷张家,在细密的雨里,犹如梦境。不禁忆起了寰和生前的一段日记:四位姐姐健在的就她一位了,姐弟情缘,分外珍惜,她多才多艺,柔中带刚,热爱生活。临别时,全家老小送到巷口,依依不舍。上车前,她一一吻别,连声呜咽地说:“明年再来,明年再来……”
今夕复今夕,明年是何年?由此想到充和的挚友章靳以室内悬挂的一幅画,印刷的,《归去来辞》,一生相伴,视若珍物。章家女儿接手后,继续珍藏着。充和一定会想起她受章靳以所托为黄裳写的《归去来辞》卷,楷书,皮纸朱丝栏,工整、婉丽,柔中带刚。此卷由充和的另一挚友卞之琳从美国带回,更是多了些许传奇意义。卞之琳还附信说充和:“今年八月在南德明兴(慕尼黑)客居三个月,回到美国新港,发现田园荒芜,手植菊已被草掩盖,连根都找不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充和的归与不归,相信理解的人一直都是理解的,不理解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理解。用黄裳的话说:“也不应该要求他们理解”。(本版图片选自《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王道)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