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手艺出众受到了周总理表扬，于瑾光的事业一路坦途，年纪轻轻就成了红都的技术主管。改革开放后，于瑾光留学日本，这让他比同辈人更早有了国际视野。回国后，他做过服装研究所所长，下海后又成了国内最早一批与欧洲同行交流的中国裁缝。那时候，于瑾光迷恋并致力于在国内推广西方的流水线技术，那意味着高效率，但不久后他就开始反思流水线，那让他想起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流水线说到底就像一门面无表情的生意，在红都时为国家领导人定制服装的情景沿着记忆“逆流而上”，他常常忆起“布料上手摸过的地方会留下的余温。”2000年后，他决定重拾红都传统，手工定制服装。他喜欢说自己就是一名裁缝，语气低调而坚定，仿佛有意识的与服装设计师区别开来，对他来说，服装设计师太过光鲜，那是名利场上的事，与剪刀、尺子、布没多大关系。他对“手工技艺”的珍视倒与今天人们推崇的工匠精神不谋而合。

于瑾光的工作室位于CBD某小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穿过中心花园，如果不是一幅外国老先生正在裁剪布料的照片张贴在醒目位置，你不会想到，这里藏着一家国内顶级定制服装工作室。

于瑾光站在工作室门口，脸上挂着微笑，合体的西装一丝不苟，仿佛害怕怠慢任何一位访客。工作室的风格是西式的，大理石地板，配深红色的墙。工作室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定制西服，一些漂亮的手工皮鞋在角落里点缀着，经过时能闻到一丝淡淡的只有真正的好皮革才会有的清香。这位曾经给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制作过服装的服装制作大师，仍喜欢大家叫他裁缝。这倒不是刻意低调，而是经历了服装业的起起伏伏，于瑾光觉得这个老派得有些过时的称谓倒最能体现他的身份。裁缝代表着对传统的传承，与热热闹闹却又有些华而不实的服装设计师无关。

红都根据领导人风格定制服装

作为国内著名的定制西服专家，于瑾光职业生涯的起点是著名的红都服装公司，那是1970年，他16岁。

对北京的老一辈人来说，红都家喻户晓。1956年上海的七家服装公司，波纬、造寸、蓝天、雷蒙、鸿霞、万国、金泰迁到北京，与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成立了北京红都时装公司，跟随这些公司北上的还有上海滩一批著名的裁缝，其中就包括毛氏中山装的设计者田阿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都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定制服装，坊间也习惯把红都的师傅称作“御用裁缝”。

于瑾光因为年少时患小儿麻痹，一条腿有残疾，不能像其他男孩子那样，能整天在屋外打闹嬉戏，他倒习惯了一个人静静的琢磨事、捣鼓东西，这是他比一般同龄人都有耐心的原因。也正是如此，躲过了上山下乡的他，在进入红都后不久就开始崭露头角。“当裁缝不仅要心细还要奈得住性子。”听到老师傅的话，于瑾光心里暗暗高兴，这两样都是他的强项。

刚进红都，于瑾光被安排做裤子，这在厂里属于比较简单的活计。他也不挑，就老老实实做，能给国家领导人做服装心里已经很光荣，想想身边还有田阿桐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每一针每一线都觉得格外踏实。有一天车间主任突然找到他，在那个坏消息满天飞的年代，领导的出现让他心里发毛，所幸车间主任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原来邓颖超大姐托人给红都带话，说总理特别满意红都的新裤子，而那条裤子正是于瑾光做的。

对还是孩子的他来说，这份鼓励的份量不言而喻。“还能回想起当时的心情吗？”我问，“应该是兴奋和慌乱都有一些吧。”于瑾光说，那时候能给国家领导人做服装是政治任务，心里既光荣又紧张，有了成绩也从来不敢表现得太高调，高调跟炫耀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回事。

周总理的一句话改变了于瑾光的人生轨迹，这个做裤子的毛头小伙，随后被调到了做上衣的部门，这意味着提拨，火箭速度的提拔。这之后两三年独立制作衣服的过程中，于瑾光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这一行，穿针引线这类大家觉得女孩才能干好的活，他却得心应手，他喜欢手摸着布料的感觉，厂里的各种布料，他闭上眼睛，用手一摸就八九不离十。“手触摸布料时一股热量就会蹿到手心里。布料还会留下手的温度。”能做好衣服的裁缝不仅要心细，心里有一丝丝多愁善感最好，裁缝本来就寂寞，能与衣服交心在于瑾光看来是一种境界。

在红都于瑾光的手艺突飞猛进，他也欣喜于自己做的衣服穿在了一个又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上，“那时候也没电视，就知道衣服送给了国家领导人，但即便幻想一下，那种幸福感也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像的。”

“应该说您在这方面比别人有天赋。”对于我的问题，于瑾光顿了顿，“这算天赋吗？”，似问似答。对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代人来说，天赋是个不太会被提及的词，成绩跟勤奋似乎关系更大些。而这方面，于瑾光也完全不缺。

于瑾光入红都时，文革虽已开始，但厂里受冲击不大，越往后，厂里日子越发不好过了。那个时候钻研技术会被当年不务正业批判，好学反倒受歧视，于瑾光忧心忡忡，生怕把技术放下了再捡就捡不起来了，于是私下里偷偷地跟田阿桐大师学习，小心翼翼，不敢声张。被抽去搞政工工作时，白天喊口号，晚上回到家，因为腿不好，索性不再出门，跟外面那个乱哄哄的世界“划清界线”，一门心思练习他的裁缝技艺。

1976年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逝世，下午一点多中央办公厅突然来通知，厂里领导和技术骨干一个都不能走，有特殊任务，大家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直到下午四点，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才正式发布，红都必须在当天晚上赶制出毛主席的寿衣。于瑾光现在还能依稀记起当时厂里的气氛。毛主席寿衣的材料是国产的灰色派力司毛料，大家强忍着泪一针一线地做，不敢哭出声来，生怕眼泪打湿了寿衣。就这样大家默默无语的工作，沉痛的哀乐伴随下大家度过了一宿。完成这个任务不久，于瑾光又接到参加为毛主席纪念堂研制遗体服装的任务，至今这项技术仍属秘密。

留学日本迷上流水线

1978年刚刚复刊的北京晚报招记者，一直爱好文学的于瑾光报考了北京晚报，并顺利通过了考试，但由于小儿麻痹带来的后遗症行动不便，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记者梦决定留在了红都。当年跟他考北京晚报同桌的朋友，后来一路升迁做了大领导。于瑾光说，“你看，这都是命。”

第二年，年轻的于瑾光升任红都的技术主管，他庆幸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没有荒废自己的技术。对热闹过头的东西，于瑾光总本能地排斥，这是拜文革所赐。如今对于风光浮华的时装设计业，他也总是冷静地保持着距离，原因也在于此，“我们那代人多多少少对文革是有反思的，对太风光的东西对会有警惕。”。

1980年，国家要选派一批年轻人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于瑾光被选中赴日本著名的服装企业花菱株式会社学习。日本丰富的物质生活给了初到日本的于瑾光不小的冲击，但他说，那时候真正触动他的还是日本公司在管理水平。

“刚到日本时，我发现日本人的工作台干干净净，没有一件跟工作无关的东西，而在国内，我们的工作台上还专门有一个放茶杯的设置。日本人干活的强度非常大，干完一天活真是爬着出来的。但在国内，大家的工作强度就小多了，也松散很多。”

更让于瑾光震惊的是在那个时代，日本花菱公司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管理时装制作流程，实行流水化做业，一件衣服360道工序、裤子90道，每道工序都有标准，，所有体型的服装板型也是通过计算机管理，而在国内，每个裁缝从学徒开始，都是整件衣服一个人做下来，好处是特别锻炼手艺，问题是不标准，而那时候日本公司在标准化方面已非常先进了。

在那个年代，普通的日本人对初来乍到的中国人并不友好，眼光里常常充满猜忌，甚至敌意，这让于瑾光很不适应。不过他渐渐明白，就像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人一样，当时的中国人对现实中的日本人其实也一无所知。你不可能用电影里面看鬼子的逻辑去揣摩他们，这就需要彼此从心灵上相互理解，语言不通，就用技术说话吧，在手艺面前，人人平等。

于瑾光渐渐发现日本人性格很有意思，当他发现你的优点，并认可你之后，就会变得毫无保留，你想学什么就会极认真的教你。“其实论手艺，中国人一点不比意大利人、日本人差，但中国人一扎堆就出问题。中国人也太机灵，日本人缝一条线，如果十针，绝不会十一，更不会九针，但中国就不是一样了，十针的活，缝着缝着就变八针了，还会笑话缝十针的人是死木疙瘩。”于瑾光觉得这是中国服装工业整体比日本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思流水线 重拾传统

一年后回国，于瑾光自告奋勇，向红都申请用一个车间做试验，采取流水线的方式生产呢子大衣，结果日产量从原来的20多件一下提高到了60件，这是一个让人惊讶的速度。速度同样快的还有北京市服装公司领导，他们意识到于瑾光是个人才，于是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服装研究所当所长，他是当时所里唯一留过洋的。流水线作业不仅让于瑾光着迷，同行也都羡慕不已，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不仅渴望效率，也渴望着效率背后隐藏着的西方文明。

1989年于瑾光出任意大利品牌贝纳通中国首代。接下来他成了中国与欧洲和日本服装领域技术交流的重要使者，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众多中国服装企业。“中国的服装加工水平大幅提升的背后，于瑾光功不可没。”于瑾光现在的搭档，也是京城有名的裁缝刘福林这样评价他。

但流水线越来越普及的同时，于瑾光却开始反思这项给自己带来诸多荣誉的技术，“它让我想起桌别林的《摩登时代》。某程程度上，流水线可以说是不道德的，是冰冷的。”于瑾光说，有一段时间自己常常回想起在红都做衣服的时光，一针一线都那么有感情，朋友说他怀旧，他感慨的说，那时候织的不仅是衣服，还是青春呀。

于瑾光觉得，如果用心去做一件衣服，衣服最后就会被赋予生命。他决定转向，转向定制与手制服装的生产，重拾针线，决定好好做一个“裁缝”。那时新千年的钟声已快敲响。

“英式传统、意大利风尚、日本精细工艺”，说起定制西服的理念，今天的人已不新鲜，但在的九十年代，能明白的人就没几个了。那时的时装潮流还是以仿效香港为主，社会上有了一小部份先富起来了的人，但品位都还是停留在顿顿吃龙虾、用人头马漱口的暴发户阶段。

“一件好西装是运动学与生理学的结合，一件西装好不好，要看他的重心做得对不对，重心就是在脖颈根处，这也是好西服不会起褶子的原因。”于瑾光谈到好西服的标准，今天的人都未必能明白，何况二十多年前。显然那时候他的理念太超前了。

于瑾光的定制西服梦直到了2000年后才真正变成现实。时代在多年后才追上了他的理念。“其实红都当年做的就是定制，给国家领导人定制，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太高不可攀。今天中国人富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能接受定制，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于瑾光觉得，定制西服与普通时装不同之处，除了精湛手艺之外，不可或缺的还要有心灵的沟通。与客人交流，为客人量体裁衣，向他们介绍面料知识，推荐款型，于瑾光享受交流的过程。“裁缝做到一定境界就成了心理学家。”我对他说，他点点头，深以为意，补充到，“还要是一名艺术家。”

不像一些服装设计师喜欢名人客户，他给很多明星定制过西服，但他显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不知道“保护隐私”是否也是定制的一部分。他唯一愿意举的例子只有帕瓦罗蒂。帕瓦罗蒂生前来北京演出，指定他们定制演出服，帕瓦罗蒂太胖，于是他们只能上门为他量体裁衣，几个裁缝围着一个大胖子忙碌的情景，想起来就让人忍俊不禁。

忧虑“裁缝”传统技艺失传

这些年工匠精神越来越被推崇，定制也渐渐流行起来，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动手制作喜欢的东西，于瑾光觉得这是件大好事，但他也发现了年轻人更在意的是自己做的东西酷不酷，在技术的层面追求就弱了些。像裁缝这行业，听上去实在不够潮，所以想学的年轻人自然就少，好手艺的裁缝越来越少了。

“现在匠人手艺失传问题很严重，很多手艺人都带不到徒弟，自己孩子都不学。而从定制角度说，师承关系是很重要的，代表着手艺术的传承有序。日本社会对工匠特别推崇，所以百年老店很多，手艺传承比我们要好。”

对于红红火火的服装设计行业，他认为很多服装设计师路走歪了，多数人基本功都不扎实，热衷于玩概念，不像以前的大师级人物，自己动手的能力特别强。

这些年有机会于瑾光就会把一些手艺高超的“洋裁缝”请到国内来交流，去年曾获意大利金剪刀奖的卡里斯图大师就来到他的工作室。工作室门口醒目招贴上的那位老人就是卡里斯图。“在意大利获得金剪刀奖的裁缝是挺受尊重的，我喜欢裁缝这个称呼，在中国他好像代表着保守与固闭自封，但我觉得他代表着手艺，手艺其实就是文化。”

“前些年流行一句话‘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这样的语境里裁缝好像挺没文化的，你听着是什么感觉。”

于瑾光被逗乐了，“拿裁缝开涮，证明大家知道裁缝没死，我就老老实实当个裁缝吧，这样挺好。”于瑾光用手指了指满屋子精致的手工定制西服，发出爽朗的笑声。

吴勇/文　张宏江/摄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