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

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1989）

1、疾病造就他永恒的作品主题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伯恩哈德对这些主题的兴趣来自他的疾病。1947年，16岁的伯恩哈德放弃学业，进入萨尔茨堡的一间食品店作学徒。就在第二年，他染上肺病，之后的三年一直在多间医院接受治疗。羸弱的身体让托马斯始终被疾病与死亡的阴影所笼罩，这成为他很多作品中无法回避的结局。他笔下的主人公很多都选择了自杀，或者想到过自杀。《石灰工厂》（1970）中的主人公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最后又自杀；《修改》（1975）中的主人公费尽心力为妹妹建造了一座堡垒，而他的妹妹一走进去却突然死亡，失去目标的他也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波斯女人》中的波斯女人在被相处了四十多年的生活伴侣抛弃后，也选择了自杀；《历代大师》中，失去了妻子的雷格尔待在曾经与妻子一起生活的房间中，无数次想到自杀，最后依靠叔本华支撑了下来。

因为对人类扭曲精神的探索、对存在之荒诞性的表现，伯恩哈德被认为是继承了卡夫卡的文学遗产，也被称作是“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而在此之外，对国家、对同胞、对艺术家的批判是伯恩哈德最容易为读者所注意到的特色。他被”当时奥地利的报纸形容为“一只臭虫”，“必须铲除”，“狂妄”，“玷污自己家园的人”，但伯恩哈德十分认同自己的奥地利人身份。他与自己的国家为敌，却从来未曾想过把自己与祖国切割开来。1967年，在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的颁奖礼上，文化艺术部那位“令人生厌”的部长先生在讲话中把伯恩哈德称为“一个出生在荷兰的外国人”，这令他感到极其受伤。由此可见，他所有关于奥地利的批评与痛恨的言论都是站在内部发出的。伯恩哈德说：“时代是都是弱智，我们心中的魔性是一座永远的，维护祖国的牢狱。”而他则一直在破除这座牢狱。对国家和自己的同胞投以严厉的审视目光，是伯恩哈德文学的特色，也是一个作家真正独立、理性和自由的表现。

伯恩哈德作品

2、对祖国不满，缘于奥地利二战后的表现

伯恩哈德的批判性倾向一方面源自他自身的经历和个性。1930年，未婚先孕的赫尔塔·伯恩哈德离开奥地利，来到荷兰做保姆。1931年，赫尔塔在荷兰生下了托马斯·伯恩哈德，同年秋天，还是婴儿的托马斯就被送到外祖父母家寄养。他是一名私生子，终其一生从未见过逃到德国去的亲生父亲，与母亲的关系也很紧张，在十岁时被母亲送往专门针对适应不良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在他的早期生活中，唯一的温情来自于身为田园作家的外祖父，这或许也是他日后决心以写作为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他那对祖国强烈的敌视也与奥地利政府和普通民众在“二战”后的表现有关。接受过二战时纳粹学校教育，感受过奥地利人对希特勒崇拜的伯恩哈德十分痛恨政府在战争结束的胆怯与虚伪：奥地利不仅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形象，还否认和试图埋葬那段曾经向纳粹妥协，协助迫害犹太人的历史。

伯恩哈德的小说（或者称为长篇散文）《退休之前》（1979）、《消除》（1986）和剧作《英雄广场》（1988）和都涉及到奥地利的纳粹历史。《退休之前》的主人公是曾经的党卫军军官鲁道夫·霍勒，他在战后竟然成了法庭庭长——多么讽刺。鲁道夫与姐妹维拉和克拉拉住在一起，他每年仍旧给纳粹头子希姆莱过生日，并强迫克拉拉穿上集中营犯人的衣服。某一年，他饮酒过度，以为“好日子回来了”，因为过于激动，终于心脏病发而死。《消除》中，主人公木劳无法忍受曾经为纳粹服务过的父母而离开祖国，却不得不回国处理父母和兄弟的意外死亡，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面对麻木 和残忍的同胞，只得再次离开，依靠写作不断消除自己的记忆，也消除自己的祖国。

《英雄广场》是伯恩哈德发表的最后一部剧作。1938年，奥地利加入纳粹德国后，犹太人、数学教授舒斯特不得不举家流亡到英国。1988年，他回到奥地利后，发现这个国家和五十年前没什么两样，绝望中选择跳楼自杀。而她的妻子在午餐时忽然听到英雄广场传来喧哗，正是当年人们希特勒进入奥地利时欢呼的声音，这些声音从来不曾停息，无法承受之下她一头栽到餐桌上。这出剧在公演前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对，有人甚至要伯恩哈德“小心脑袋”。但戏剧仍于11月公演，观众们踊跃地观看，积极地讨论，批评和赞扬的声音都异常地热烈。戏外的这一切也构成了一出伯恩哈德式的喜剧。

直到去世，伯恩哈德一直都对祖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感到失望。1989年2月，他在遗嘱中表明，自己所有已经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在著作权年限允许的范围内，不得在奥地利发表、公演和朗读。直到伯恩哈德死亡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91年，奥地利政府才决定对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予以补偿，1994年，总理弗拉尼茨基才第一次公开表示奥地利对该国的纳粹罪行负有责任。

《英雄广场》剧照

3、接受文学奖，令他精神痛苦

尽管一再批评祖国，伯恩哈德却一直备受奥地利本国和德语区文学奖的青睐。他与文学奖的关系也颇为复杂。不过，他受领文学奖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奖金。每一个文学奖都与一笔数额不等的奖金有关，也与伯恩哈德的生活密切相关。

1967年，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文学奖的通知到来时，伯恩哈德正因肺病复发需要住进鲍姆加特山医院接受手术，而在那之前，他不得不先预付一万五千先令的医疗费。为了不想再用“姑姑”（黑德维希·斯塔维阿尼切克女士，伯恩哈德的挚友、资助者，“毕生的恩人”）的钱，同时也想还清编辑以私人名义借给他的两千马克，伯恩哈德两脚发软地登上开往累斯根堡的火车，脑子里想着那八千马克的奖金。之后，自由汉莎不来梅奖的奖金让他买了一座破烂的农家院子。尤利乌斯·卡姆佩奖的奖金让他购买了一辆汽车。当他收到安东·维尔德甘斯奖的通知时，想到的是可以用这笔奖金来将已经朽烂的窗扇换成新的，这样房间内就会更温暖一些。

1967年，奥地利文化艺术部决定颁给《严寒》（1963）奥地利国家文学奖（小国家奖）。伯恩哈德感到异常屈辱，因为正是这部作品的发表让他卷入舆论的漩涡，而当时批评他的人也正是这个奖的评委会成员。岛屿出版社在1963年的春天出版了伯恩哈德在停笔五年后写就的《严寒》，这部作品在奥地利引发了极大的震动。“从令人窘迫到称赞到恶意的贬损，应有尽有。”伯恩哈德形容自己“掉进了可怕的深渊”。但正是曾经强烈批评过这部作品的那些人决定将小国家奖颁给伯恩哈德，这让他感到十分难受，“但我又不愿意看到因为拒绝接受而招致麻烦，如果那样的话，他们照例就会大做文章，指责我如何傲慢和狂妄。”并且，两万一千先令的奖金对当时负债累累的伯恩哈德来说，可谓雪中送炭。“鉴于这种情况，我也就不再去计较什么荣辱了。”

伯哈恩德一边面临精神上的痛苦，一边又不得不因生活拮据而接受文学奖的奖金。违背自己本心的行为令他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和更加深沉的精神痛苦。因为与自己国家的紧张关系，以及出于对国家文化部和基金会虚伪本性的厌恶，或许还要加上对自己思想与行为间出现矛盾的厌恶，伯恩哈德在四十岁以后宣布不再受领任何文学奖。

虽然伯恩哈德称自己是“描写坏消息的天才”，但我们不能仅仅把伯恩哈德当成是一个表达仇恨和厌恶的作家，如果他所拥有的只是这样的感情，那他就不过就是个浅薄的讽刺作家。在他滔滔不绝、喷薄而出的仇恨之下，蕴藏着极大的理性，也带着极大的热烈。他借雷格尔之口说道，“我一辈子都是远离赞叹这种精神状态。……长久处在这种赞叹下，国家和其中的人民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灭亡。”（王俊逸）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