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次空袭

延安城到处残垣断壁

宝塔山位于延安市区中心，登临而上，圣地景色尽收眼底，游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赞叹：“只有登上了宝塔山，才算是真正到了延安。”宝塔山因“塔”得名。延安宝塔（岭山寺塔），塔高44米，塔基周长36.8米，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在塔边，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敲响防空警报。

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之前，曾派飞机到延安上空侦查。当时延安百姓尚以为是中国飞机，有的拍手大呼：“我们自家飞机，蒋委员长送钱来！”但是中共很快从飞机的飞行高度做判明，来的应该是敌机。

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回忆，1938年11月20日上午，他正在抗大开会，听到外面有声响，赶到室外的高坡上瞭望时，就见第一批日军飞机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

第一批飞机刚投完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缺乏防空火力，只有用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小小的延安城里，顷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日机空袭的重点是凤凰山，因为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轰炸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所住的窑洞洞口被炸塌，人被困在了窑洞内，所幸并未受伤，从废墟中脱困后，他第一时间来到毛泽东借住的窑洞查看主席的安全。这里同样也遭到了轰炸，不仅如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也都没能幸免，30多名八路军干部、士兵阵亡。安全起见，毛泽东被迫从延安城内凤凰山麓迁至延安城外杨家岭。

为防止空袭，当晚，延安城里的中央机关、单位、学校也全都迁到城外山沟里。郑洪轩在《延河愤——1938年日机轰炸延安历闻》描述，此后“敌机又来延安轰炸几次，但由于延安平民均住窑洞，并提高了防空警惕性。日本飞机第二次来只炸伤几人和几匹马。”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统计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8月19日，近33个月，日寇不定期地来延安空袭，对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很大损失，日寇飞机空袭延安共十七次，共投弹约1690枚。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万4千斤。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

宝塔成坐标 八路军险些将其挖掉

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那么，面对日机17次疯狂轰炸，为什么唯独宝塔山能够完好无损呢？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教授谭虎娃指出，原因非常简单，日本人轰炸延安的一个重要军事坐标就是宝塔山。当时的延安城面积狭小，指示目标不明显，又位于地形复杂多变的黄土高坡之上，如果第一次轰炸就把宝塔山炸掉，那么后面的十几次空袭，日机就很难再找到延安了。所以，这是宝塔山被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人知道那是轰炸延安的重要军事坐标，难道当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就不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又为什么不能将危险降到最低，先于日机炸掉宝塔？

事实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早就想到了这一点。自1937年始，延安即着手采取措施，准备应付日军的空袭。在日机开始轰炸前，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滕代远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我们究竟把宝塔山炸掉还是挖掉。

之所以要在这二者中做出选择，是因为当时延安炸药非常少，如果采用爆破的方式，很有可能会炸不倒宝塔。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军事会议最后又不了了之，宝塔依然稳坐山顶？

谭虎娃指出，包括后来的大量影片和宣传画中，宝塔山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延安城最高的山上矗立着一座巍峨宝塔。但是，现实生活中，宝塔山其实比周围的山都要低。为什么要做成这种效果呢？原因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地位高，它是一个无可替代的精神象征。当时全国四万多名知识分子、进步青年远赴延安，抗日救国，很多人就是把宝塔山看作是延安的标志。所以说，慎重权衡之下，中共决定不把宝塔挖掉。

依靠山大沟深的地形，再加上延安军民防空意识强、空袭前能进行有效疏散，都使得日军的轰炸收效甚微，日军见轰炸起不到任何效果，不得不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了对延安的轰炸。

面对狂轰滥炸 人民乐观生活

33个月，十七次狂轰滥炸，并没有让延安军民丧失斗志。一些知识分子用炸弹碎片打成冰鞋，到了冬天，在延河的上下游，任意驰骋滑行。日军军备在当时非常先进，制造炸弹所用的都是极好的钢材。延安的老百姓捡到炸弹碎片后，会将其打造成菜刀。

当年，延安人对没有爆炸的炸弹的处理也很有趣。因为染料与炸药的化学成分很相近，后来据一些亲历者回忆，“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做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镬和锄。”这些小细节，无一不反映出当时陕甘宁地区百姓对共产党的信任，对抗日救国形势的信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线向我中原腹地进攻，企图夺取、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对山西形成重兵压境之势。1937年10月初，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忻口会战打响，整编后的八路军3个师，遵照八路军总部命令，深入敌后，展开攻势。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的战斗成为平型关大捷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场漂亮仗。

意外发现日军空转战

阳明堡机场遗址在阳明堡镇小茹解村村南一带，如今是一片农田。阳明堡机场原本是阎锡山创建，他的意图是构成太原与晋北的战略防线，成为晋北防线的战略后方基地和空运物资中转站。但阎锡山的意图还未实现，机场就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进犯原平、忻口、太原的后方基地和空中中转站。日军为了更大地发挥机场的作用，强迫当地大批百姓进行了拓展扩建，规模由四百亩扩大到两千多亩，建有导航台、水塔、地洞、探照灯、铁丝网等完整系列配套设施。

忻口会战期间，日军利用阳明堡机场，轮番地对忻口、太原实施轰炸，对防守忻口前线的中国军队和沿线的无辜百姓构成严重威胁，带来灭顶之灾，让前方军民吃尽了苦头。

此时，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正由东冶向原平挺进，插入忻口日军后方，执行牵制敌军的任务。10月中旬，769团抵达代县西南、滹沱河东岸，意外发现了这个机场。据769团团长陈锡联回忆，机场位于阳明堡镇南侧的小茹解、下班政、小寨、泊水4村之间，里面共有飞机24架，白天起飞去忻口、太原轰炸，晚上全部返回。守卫部队是日军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约二百人，集结在机场北端。飞机集中排列在警卫部队的东南侧，防御工事粗糙，仅有一些简单的工事掩体和隐蔽部。日军虽然对进入机场的各个路口警戒很严、盘查很细，但对机场周围疏于戒备。

手榴弹摧毁24架日机

1937年10月18日晚，769团召开作战会议，陈锡联当即下达作战命令，决心以第3营为突击队，以快打快收、速战速决的方式夜袭阳明堡机场，利用一切武器、器材，摧毁全部敌机，以策应在忻口方向与日军作战的友军。当时，八路军还从未有过摧毁敌人机场的战例，而且装备十分落后，一般的爆破器材都没有，担任主攻的三营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手榴弹。

10月19日夜，各分队在向导引领下，分头行动。利用夜色掩护，涉过了滹沱河，钻过日军铁丝网，逼近机场敌警卫部队和飞机群。就在营长赵崇德率11连隐蔽接近到离敌机30米，10连进入机场向敌警卫部队接近时，被敌哨兵发现，营长赵崇德果断命令发起攻击。两个连随即按预定方案，向日军展开猛烈的火力袭击。10连压制敌警卫部队，11连在10连的掩护下迅猛扑向敌机群，赵崇德高喊：“向飞机肚里甩手榴弹！”战士们按营长赵崇德战前确定的“将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肚子’里，炸毁敌机”的方案，有的战士把所带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扑向敌机，找准要害部位，拉响手榴弹，与飞机同归于尽，敌机在一捆捆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扫射下燃起大火，风助火势，火助风威，顿时成为一片火海。

机场突遭打击，敌人依托工事进行抵抗，拼命向我军反扑。英勇的八路军战士连续击退敌人7次反扑后，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飞机全部被摧毁。这时，从机场北面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营长赵崇德判断是敌人的增援部队，命令迅速撤退，等阳明堡街里香月师团的装甲车到达增援时，三营已经撤出机场。在战斗中，赵崇德英勇牺牲。

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战斗，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敌人飞机24架。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削弱了日本侵略者的空中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忻口防御作战，振奋了军民抗战的信心。为此，蒋介石颁发了特别嘉奖令，还发了2万元奖金奖励参加阳明堡战斗的部队。

八路训令：宁可饿肚子 也不与民争食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

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分兵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战场，在太行山上，八路军与当地群众同仇敌忾，并肩打击日寇。

太原失守后，华北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出：“全国片面战争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在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毛泽东指出，八路军此时要“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分兵向敌后进军，开辟敌后战场。在太行山上，八路军与当地群众同仇敌忾，并肩打击日寇。（如字数太多可做导语）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区，八路军有13503人牺牲，32345多人负伤，整个太行山区有17万人被日伪军打死打伤，其中有1434名区级以上干部为国捐躯。仅仅武乡一个县就有9万余人参加八路军和各类抗日组织，其中2万多人为国捐躯。

位于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武乡县被称作“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直到今天，“村村都有八路军，户户都有子弟兵”的标语在武乡仍随处可见。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共5次进驻武乡，是八路军总部进驻次数最多的县。

为什么八路军在这里会如此受拥护？武乡籍老八路段水旺说，八路军刚到太行山时，老百姓并不了解八路军，看他们衣着破烂，武器装备落后，感觉根本打不了日本鬼子。后来接触多了，发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从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帮助老百姓耕地、打扫卫生、盖房子，老百姓家里的农活，八路军从军官到士兵，都帮着干。

在武乡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的朱德故居前，有一个朱德曾经使用过的石头碾子。当年，朱德见一位老农推碾子非常吃力，便上前帮忙。老农以为朱德也是个老农民，就一直称呼他“老朱”。过了好久，老农才知道帮他推碾子的是八路军的总司令。

王家峪村是八路军总部在武乡的又一个驻地，这里流传着八路军给老百姓留榆钱的故事。1940年年初，太行抗日根据地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粮食几乎绝收。八路军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4两黑豆。后来连黑豆也没有了，包括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内，大家都要挖野菜、吃树叶。八路军总部下令，村庄十里之内的野菜，八路军不能挖，要留给老百姓。榆树上长出的榆钱也留给老百姓，战士们只能吃榆树叶子、榆树皮。在这种艰难条件下，八路军仍然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王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