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青林与找回聊斋原稿的刘伯涛（右）

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问世后，因为故事广受老百姓喜爱，民间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版本。只是在这些诸多版本中，鲜有《聊斋志异》原版手稿的身影。那么，在数百年的时代变迁中，手稿还会留存下来吗？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东北西丰县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在检查当地土改工作时，发现了部分散落在民间的《聊斋志异》手写稿线装书，这位干部觉得版本非同一般，他开始了艰苦的求证工作，与此同时，这位干部还费尽周折，找到了另一部分《聊斋志异》手稿。最终通过查阅县志、请教专家以及与蒲松龄后人沟通后，这些手稿确认为《聊斋志异》的半部原稿，他便交给了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图书馆保存。如今，半部珍贵的原稿作为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被完好地保存起来，这件“无价之宝”不再颠沛流离。

《聊斋志异》的原稿为何只有半部？另外半部在哪里？现存的半部原稿又是如何出现在东北的？本篇将一一揭开谜底。

辽宁省图书馆所藏原告影印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原稿寻回记

1947年，当时还是东北西丰县政府工作人员的刘伯涛，在赴乡下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部写有“聊斋志异”字样的线装书，出于对文化遗产的重视，他把这些书保存了下来，并开始了版本的考证工作。在考证过程中，与蒲松龄后人沟通后，刘伯涛又找到了两部《聊斋志异》，经蒲氏后人确认，这四部正是《聊斋志异》原稿，它们也正好是整部《聊斋志异》的一半。

1951年，这半部手稿重新装裱后由设在沈阳的东北人民政府图书馆收藏，1952年送交中央文化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文化部交给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誉为“镇馆之宝”。

多年后，辽宁省抚顺市一名地方志的研究人员赵青林，通过历史资料了解到，“镇馆之宝”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故事，赵青林通过多种渠道联系到了刘伯涛，并先后四次拜访了他。

如今，家住在抚顺市南台的刘伯涛已是耄耋之年，但提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刘伯涛老先生依然记忆犹新。通过刘伯涛的讲述，赵青林也得以了解珍贵的《聊斋志异》手稿由散落在民间到被完好保存起来的坎坷历程。

刘伯涛发现原稿的农会旧址

炕上发现《聊斋志异》线装书

刘伯涛原籍河北省蠡县，1938年投身革命。1947年冬，刘伯涛随解放军来到位于辽宁的西丰县，并担任西丰县政府政务秘书。一天，他到更刻区元宝沟村忠信屯检查土改工作时，在农会所在房屋的炕上的一堆破旧书报中，发现了一函两部褪了色的蓝布皮线装书。他翻开书页，《聊斋志异》四个字映入眼帘。

刘伯涛惊奇的打开了这本书，只见卷前有高珩的《序》、唐梦赉的《聊斋志异序》及蒲松龄所写的《聊斋自志》，小说内容部分第一篇是《考城隍》。他在翻阅过程中，只见毛笔字工整有力，小说中有多处勾画删改，有的地方甚至是大改，有的地方还加了眉批……刘伯涛曾经读过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但从未见过手抄本。他越看越觉得这两册书非同一般，在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后，他将书带回县城。

刘伯涛工作之余，常把书摆在桌上，一边翻阅，一边细心研究。他发现这两本装订成册的书，大小一致，书的纸张是古代人们常用的竹制纸，而且纸质已经变得陈旧发脆，说明这本书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书内的章节词句有多处改动，刘伯涛推测很可能是作者定稿后对个别词字又稍加润饰的缮写本。

虽已判断出这两本书绝非今人所作，但刘伯涛还是拿不准它到底是蒲松龄的亲笔手迹，还是后人的手抄本，因为其中有一点让他非常疑惑：早已过世的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今淄川市）人，他写的《聊斋志异》怎么会来到偏远的东北山区小县西丰呢？

带着这些疑问，1948年已经提任西丰县县长的刘伯涛，利用春耕结束夏锄还没有开始的空隙，开始了艰巨而细致的《聊斋志异》一书的查证工作。

刘伯涛认为，如果是《聊斋志异》的原稿落在西丰县，《西丰县志》应该会有记载。于是，他在县志里寻找蛛丝马迹。果然，他在县志里看到这样一段话：“蒲步瀛，字仙洲，原名英灏，山东淄川人，幼业儒未成而入伍。光绪甲午年来奉，历充哨官帮统等职……家藏有当日改削七才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刘伯涛看了此段记述，心中大喜。

蒲松龄的聊斋书房

蒲氏后人带着原稿来东北谋生

刘伯涛想，“家藏原稿四部珍密不轻示人”指的可能就是《聊斋志异》。他认为，书虽“不轻示人”，但只要县志上有记载，就会有人知道。于是刘伯涛请来教育界的老教师开座谈会。刘伯涛从中得知，住在本县曾任县图书馆馆长的蒲文珊是《聊斋志异》原著的第九世传人。这些老教师提到一个细节，有一年，蒲文珊在教育界同仁的多次要求下，将他珍藏的《聊斋志异》原著中的一页放在一个小玻璃箱里给大家看，大家看了几眼后蒲文珊就急匆匆收起。因此，对于原稿究竟有多少部，谁也不知道底细。

后来，刘伯涛按线索找到了1933年由遵化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的《聊斋志异》影印本，那套书中选有《狐谐》、《仇大娘》等24篇小说，刘伯涛将手中的两册《聊斋志异》与影印本进行仔细核对后发现，影印本中所选的文章都出自他手中的《聊斋志异》。

1948年6月的一天，刘伯涛将蒲文珊请到县政府，向他宣传了政府保护文物的有关政策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你家有《聊斋》原稿吗？”蒲文珊听后一怔：“有。是先祖蒲松龄写的。”

刘伯涛接着问：“怎么传到西丰县的呢？”

蒲文珊告诉刘伯涛，《聊斋志异》原稿一直在他们山东淄川的家里珍藏，到了蒲文珊的祖父蒲价人那一辈，蒲氏家族带着原稿来到东北谋生。蒲价人去世前，将原稿传给了蒲文珊的父亲蒲英灏。蒲英灏病逝前亲手把传家之宝《聊斋志异》传给了蒲文珊。蒲松龄曾用32字为蒲家子孙立了谱系：“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蒲氏后人也以此为序，将《聊斋志异》原稿世代相传，蒲文珊是蒲松龄原稿的九世传人。

刘伯涛问蒲文珊原稿多大部头，蒲文珊说他珍藏的是两函四部，但原稿在土改中不见了。刘伯涛心里琢磨，如果他找到的两部是原稿，那么另外两部在哪呢？送走蒲文珊，刘伯涛立刻找来秘书科张松本、宗殿儒，他们三人骑上快马直奔元宝沟村忠信屯农民会。他们找来农会干部，把四五个装满了书的麻袋搬到院内的一棵老杨树下，细心地查找起来。可是，一连翻了好几遍也不见《聊斋志异》原稿。这时，一位在院子里干零活的老农上前问他们三人在找什么，刘伯涛随口说：“找两本‘聊斋’的书。”老农想了一会，突然手一拍，“你们别找了，我知道。在我家住的那位姓王的工作队女同志，晚上总在灯下看书，我不识字，有一天问她看的是什么书，她说是聊斋。”

刘伯涛喜出望外，急忙问老农那位女同志看的“聊斋”是什么样，有几本，老农一边比划大小，一边说有两本，外边是蓝色旧布皮。
刘伯涛赶紧问：“书呢？”

老农说：“头些日子王同志调到哈尔滨时带走了。”

另一半原稿早已遗失

书有了线索，刘伯涛看到了希望，同时，他心情也沉重起来。当时正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沈阳、长春还没解放，一位女同志能否顺利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平安到达哈尔滨？即使安全达到，她又在哈尔滨什么单位工作？对于这些问题，刘伯涛一概不知，但他又十分清楚的意识到，如不火速行动，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就有失落的可能。

刘伯涛从忠信屯回来后，经慎重考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他连夜给辽东省政府写了封求援信：“《聊斋志异》一书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原稿保存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西丰县土改时发现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其中一函两部被土改工作队的王慎之女同志带到哈尔滨，因不知王慎之在哈市的工作单位，无法索要。请求组织协助找到王慎之，把原书要回，归还西丰县。”

信发出去五个月后，刘伯涛收到了两部从哈尔滨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他欣喜地将原来那两册《聊斋志异》原稿拿来对照，四部书大小一样，旧蓝布皮的封皮一样，书名的字迹也一样。在灯下翻阅时，细心的刘伯涛发现文内的笔迹不一，有的是出自其他人之手。刘伯涛心想，莫非《聊斋志异》的作者不是蒲松龄一人？

刘伯涛找来蒲文珊，将四部书放在他面前，蒲文珊惊喜的说，这正是他精心保存了20多年的《聊斋志异》原稿。刘伯涛翻开书，找到一些字迹不一致的文章，问蒲文珊：“为什么字迹不一致呢？”蒲文珊看了一眼，说：“代代先祖在传书的时候都叮嘱，书内不同笔迹的文章是蒲松龄的学生代抄的。”

蒲文珊说完这些，又告诉刘伯涛：“刘县长，实不相瞒，《聊斋志异》原稿不是两函四部，是四函八部！”

刘伯涛立即问：“那就是说还有两函四部？”

蒲文珊说：“对。现在的两函四部是《聊斋志异》原稿的半部，还有半部也是两函四部，共四函八部才是《聊斋志异》原稿的全部。”

刘伯涛问：“那两函四部书呢？”

蒲文珊十分惋惜又痛心地说：“光绪二十年，家父在奉天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依氏多次商量供阅《聊斋志异》原稿，家父实难推却，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就是现有的这两函四部。归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去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从此，依将军下落不明，半部原稿随之失落。”

刘伯涛自1947年冬在更刻区元宝沟村忠信屯农会发现《聊斋志异》原稿至1951年，历经四个寒暑，终将蒲文珊祖传的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找了回来。他知道，原稿是极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要及早交给国家保管。于是刘伯涛找来蒲文珊进行交谈，蒲文珊十分感激地说：“我20多年为珍藏先祖遗墨历尽艰险，如今几经周折原稿失而复得，令人终生难忘，我愿把先祖遗墨交给人民政府保管。”

《聊斋行乐图》不知所踪

1951年春，刘伯涛亲自带着两函四部《聊斋志异》原稿交给辽东省人民政府。同年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西丰县人民政府：“由辽东省政府转来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经专家鉴定确系真迹。稿本两函四部是原八部原稿中的一、三、四、七部。这半部手稿共400页，有小说237篇。佚失的是二、五、六、八部。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由他人代抄。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修改较多。在《聊斋自志》启钤有‘松龄’白文长方印一枚，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

1951年5月20日，刘伯涛收到东北人民政府寄来奖励蒲文珊的500万元（东北币）奖金。刘伯涛当即找来蒲文珊，将奖金如数给了他。蒲文珊无比激动，第二天他又给刘伯涛送来蒲松龄亲笔所著且从未流传的《农桑经·草虫篇》一书，委托刘伯涛交给国家。

那个时候，刘伯涛已经是西丰县委书记，蒲文珊说：“刘书记，我要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你：清同治年间，祖父蒲价人来东北时，不光携来《聊斋志异》原稿、《草虫篇》等著作，还有蒲松龄按《聊斋志异》主要内容绘制的《聊斋行乐图》一轴，与《聊斋志异》原稿配为一套。”

刘伯涛急忙问：“《聊斋行乐图》有多大？”

“宽约二尺，长五六丈。”蒲文珊说：“我见过此图，上有蒲松龄画像以及清代名儒赞和诗。在我和弟弟蒲文玙分家时达成一致，我珍藏《聊斋志异》原稿，弟弟保存《聊斋行乐图》。分家后，他搬到西丰县郜家店村住，不久又搬迁了。我曾多次去寻找，不知下落，从此杳无音讯……”

刘伯涛把《草虫篇》送交东北人民政府文管部门以后，又开始寻找《聊斋行乐图》，他先后三次到郜家店村召开座谈会和走访当地老住户，他们只知道早年曾住过一户蒲姓人家，但不久便不知搬到何处去了。1952年秋，刘伯涛调离西丰县到抚顺市政府部门工作，查找《聊斋行乐图》之事随之搁浅。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伯涛提起下落不明的半部《聊斋志异》原稿及与之配套的《聊斋行乐图》时，仍感慨万千地说：“这是件牵动炎黄子孙的憾事。”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书影

【补白】

流传于世的《聊斋志异》各版本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在其40岁时，完成代表作《聊斋志异》，全书共四百余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人兽之事，这些故事中，既有才子佳人式的爱情，也有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还有讽刺不良品行的道德训诫。《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郭沫若曾这样评价《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现为国家重点文物，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家手稿。蒲松龄生前穷困潦倒，无力将《聊斋志异》刊行，民间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也就是蒲松龄去世五十年后，在严州做知府的山东莱阳人赵起杲在刻书家鲍廷博的协助下，才将《聊斋志异》刻印出版，这就是此后二百年间相继刊行的所有《聊斋志异》刻本的祖本--“青柯亭本”。

手稿本发现后，著名学者杨仁恺先生将手稿本与通行的“青柯亭本”有关内容作了比勘，这才发现一直被视为权威版本的“青柯亭本”由刻书者擅自改动、增删之处多达二千余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根据手稿本重新整理出版了会评、会注、会校本《聊斋志异》，即“三会本”《聊斋志异》，此后新出版的注本、赏析本、白话本、外文译本基本上都以“三会本”为底本。因为手稿有半部遗失了，“三会本”在整理原稿遗失的内容时，依据的是“铸雪斋”抄本，经研究发现，“铸雪斋”抄本多有随意删改现象。 

在现存所有手抄本中，除了半部手稿，研究者多认为最接近于原作的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康熙抄本，它是现存早期抄本中唯一的直接依据手稿过录的，它的抄写格式、分册情况与手稿完全相同，甚至连字体笔迹都非常相似。根据抄本与现存手稿本内容一致的两册看，一字不差者达三十七篇，其它篇个别地方有错，也完全是抄录者的笔下误，不是有意为之。

另外，以抄主姓名命名的黄炎熙抄本，据专家考证此书为清雍正年间抄成，也是《聊斋志异》早期抄本，文字上也较接近手稿，异文较少。有人曾抽取手稿第一册中的六篇与之比勘，竟无一处异文。（赵青林）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