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绥远前线，严寒中坚守阵地的哨兵。方大曾摄

2006年3月，他的家属将他遗留下来的837张原版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时，关于他的身世才为人所知。他叫方大曾，在他短暂的人生里曾有过一段传奇故事。

方大曾出生于北平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自幼爱好摄影，并将大部分精力投入摄影中。大学毕业后，他的摄影活动也迅速与民族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1936年12月，方大曾独自一人奔赴绥东战场采访，迅速成长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拍摄了大量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的珍贵图像，也留下了描述战场的诸多文字。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是25岁的方大曾留给世人的最后印记。

如今，他当年在战场上拍摄的照片，作为《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的一部分，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用青春和鲜血，记录了一个浴血奋战的年代。

80年前，一位署名为“小方”的记者常在报刊上发表来自抗战前线的图片和通讯，因而迅速成为广受关注的战地记者之一。但是，“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这位战地记者却消失了，从此很少有人提及他和他的作品。直到2006年3月，他的家属拿出837张保存完好的抗战前线的底片，人们才得以了解“小方”的传奇经历。

1936年12月，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采访时于锡拉木楞庙战场留影。

著名抗战报道记者“小方”

1936年12月5日清晨，经过在平绥铁路（北平至归绥，今北京至呼和浩特）上的一夜奔波，303次快速列车喘着粗气缓缓驶入绥远省集宁县平地泉站。在凛冽的寒风中，蒸汽机车喷出浓浓的白雾。列车停稳后，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拎着行李匆匆走下车厢。他叫方大曾，来自北平，作为中外新闻学社的摄影记者，他此行的任务是采访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绥远抗战。而此时，就在离集宁不远的前线，中国官兵正在同日伪侵略军展开殊死拼杀。

作为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中日之间一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绥远抗战堪称1936年中国最轰动性的事件。在当时中日双方全面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形下，绥远抗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

绥远抗战进行期间，全国舆论高度关注。不过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以及交通的不便，只有为极少数新闻记者有机会亲赴前线进行采访。例如著名记者范长江，1936年11月16日，当绥远抗战刚刚打响之际，便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抵达集宁前线考察采访，此后又辗转各个战场，撰写了一系列反映详尽的战况报道。不过在当时信息相对闭塞的情况下，除了这些零星的文字报道之外，广大内地民众渴望了解更多这场塞外战事的详情。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方大曾的青年战地摄影师从北平赶来。

方大曾是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原因很简单，他25岁时就神秘消失在了抗战最前线，而他留下来的大量摄影作品也历尽颠沛，长期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直到近些年才逐渐为人所知。然而翻阅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在80年前，方大曾堪称新闻界和摄影界颇为知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

在战场既拍图又写通讯

方大曾家属捐赠给国家博物馆的原版照片之一，这张是方大曾从绥东前线寄给母亲的肖像照，照片上有方大曾本人的亲笔题记。

方大曾，又名方德曾，笔名小方，祖籍江苏无锡，1912年出生于北京。如同那个年代许多摄影家一样，他的家境比较殷实，其父当时在外交部任职，待遇优厚。还在中学时期，他就用母亲给的7块大洋买了一架蔡斯折叠相机，由此走上了摄影之路。较为优越的家境，加上开明的父母，造就了方大曾善良、率真而富有激情的性格。1929年，17岁的方大曾就发起成立了“少年影社”并举办摄影展。1930年从北平市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曾任北平少先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周刊编辑。尽管所学的专业是经济，但他却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摄影活动中，通过自学成为颇具造诣的摄影师。他经常利用假期外出旅行、写稿和照相，他的外甥张在璇后来回忆道：“舅舅经常背着相机，一把雨伞，一个背包，徒步到处去拍照”。通过在北平、天津及周边地区的旅行，方大曾拍摄了不少反映当地民俗风光、古老建筑及百姓生活的照片。

1935年，方大曾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先应聘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又转到天津青年会工作，不久被与吴寄寒、周勉之等一起创办中外新闻学社并任摄影记者。这一时期，他先后到天津、山西、蒙古等地拍摄了大批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状况的照片，发表在《良友》、《申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获得了广泛好评，逐渐在国内摄影界崭露头角。而随着“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方大曾的摄影活动也迅速与民族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战地摄影记者。1936年-1937年间，正是他采访报道与摄影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作为《生活星期刊》、《世界知识》和《大公报》等著名报刊的特约记者，方大曾在平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奔波采访，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与照片。例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曾刊载他所写的《张垣一瞥》、《从张垣到大同》、《晋北煤业现状》等通讯；上海《申报》每周增刊曾登载他所写的《绥远的鸦片问题》、《冀东视察记》、《集宁见闻记》、《四子王府见闻记》等通讯。这些通讯报道都写得文笔流畅、观察深刻，又配以形象生动的新闻照片，深受读者欢迎。又如，1937年5月，著名的《良友》画报曾刊登署名小方的摄影作品，揭露日本人在华北地区开展的走私活动；1937年6月，《国民》周刊也曾刊登一组方大曾拍摄的照片，内容涉及辛亥滦州烈士纪念塔落成、日本在平津大量招募华工以及东北流亡学生活动等。

837张底片揭开谜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守卫在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

由于一系列杰出的时事摄影报道，方大曾在当时国内同行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当年的好友、著名诗人方殷就回忆说：“一九三六年年底，我由阳翰笙介绍，在南京《金陵日报》挂了一个‘特约记者’的名，又到了北平。这时，方德曾已成了驰骋长城内外，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采访拍摄，并发表了反映中国军队抵抗日军侵略的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正是由于这种杰出的表现，他得到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欣赏。在后者的举荐下，他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奔赴华北战场，报道抗日前线的最新战况，成为抗战初期为数不多的几位活跃于华北最前线的战地记者。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战地记者陆诒后来曾证实：“1937年8月底，范长江来到危急的大同，召开了一次战地记者会。参加会的有来自华北各战场的大公报记者孟秋江、邱溪映、方大曾”。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杰出的战地摄影师不久却在战场上神秘失踪了，成为目前所知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位战地记者。据有关人士回忆，在1937年9月，方大曾还在太原参加了“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但此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了。1937年9月30日，《大公报》还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而在这之后，方大曾就再也没有了音讯，神秘消逝在了战火硝烟之中，而他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25岁。对于这位战友的失踪，范长江后来曾无比痛惜地写道：“随着平汉战局恶化，保定失守，我们就不知道了他的消息。……以后石家庄陷落，太原失守，关于小方的踪迹，简直一点也打听不出来。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的女朋友，乃至关心他的朋友们都从我这里来打听消息，甚至于始终在山西战地的溪映也写信来问小方，在上海和在汉口，我曾会到千百个关心小方的人！”在朋友们的寻找中，在家人年复一年的等待中，方大曾的生命也永远定格在了25岁。

尽管方大曾的摄影传奇戛然而止，他的名字也一度几乎被摄影史所遗忘。但幸运的是，由于亲属们的精心保管，他的大量摄影遗作却完好地保存下来。2006年3月，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将舅舅遗留下来的830余张原版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中约300张反映的正是绥远抗战。在经历了70年的风风雨雨后，这批珍贵的影像史料终于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而其所蕴含的深厚历史和艺术价值，将越来越成为后人研究的焦点。

一枝秃笔一个照相机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戴着防毒面具的机枪手。方大曾摄

绥远抗战爆发后，为了将前线的有关情形第一时间传递给国人，方大曾冒着严寒从北平出发，踏上了极其艰辛而凶险的采访历程。方大曾的妹妹后来回忆道：“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小方带着他的武器，一枝秃笔，和一个照相机，到战地采访，所写通讯一篇接一篇的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作为一位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战地摄影师和兼职记者，方大曾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随后43天时间，在塞外的冰天雪地里，他几乎是孤身一人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沿途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一个个震撼历史的镜头。当时生活在内地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要完成这趟历时采访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意志。时值隆冬，绥远地区的气候格外寒冷，有时甚至达到零下摄氏四十多度！例如他在写于集宁的《绥东前线视察记》 中就曾这样写道：“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而由于当时绥远地区交通不便，虽然有时也得到了沿途驻军的大力协助，但方大曾大多数情形下都不得不靠骑马奔波于草原大漠上。

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方大曾仍凭借超人的毅力圆满完成了在绥远前线的战地采访，其行程大致为：12月5日下午搭乘军用运输车经黄家村到达大六号；6日上午再次搭乘军用运输车由大六号到达贲红；到达贲红后徒步北行，黄昏时到达40里外的高家地，在此停留了一晚上和一上午，对驻地官兵和团长进行了采访；7日下午，由当地驻军派出30人的骑兵队伍护送至红格尔图，在这里走访了参与战役的军官、士兵和百姓，之后返回集宁，于12月14日完成报道《绥东前线视察记》。12月17日上午，与范长江、王华炳等记者一同随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乘汽车离开集宁，在隆盛庄、兴和、红茂营子等地采访视察后于12月19日返回平地泉， 1937年1月5日在这里完成通讯《兴和之行》。1月6日，向王万龄师长借了两匹骏马，在一名卫兵的随从下，冒着可怕的严寒翻越大青山赶赴陶林县采访。返回北平后，于1月17日补记战地通讯《从集宁到陶林》。

方大曾抵达绥远前线时，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已经结束，即便如此，如果能将那里交战后的景象拍摄下来，同时通过对参战将士们进行采访，仍能获得极其珍贵的画面和报道。于是在集宁稍事休息后，方大曾便怀着急切的心情赶赴红格尔图。而沿途的所见所闻，果然没有令他失望。

照片证实日军使用化学武器

1936年12月，绥远前线，援兵抵达。方大曾摄

在整个绥远抗战的过程中，前线官兵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同日伪军展开殊死较量，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从而极大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决心。而方大曾在实地采访中也切身感受到了我军参战官兵们视死如归的气慨： “在我们没有亲身打过仗的人，听到那些战争的情形，总觉得真是如何了不起的，但是和他们驰驱疆场的人谈起话来，对这些事都觉得很平常，毫没有什么觉得了不起或怎样自豪。他们对于作战，态度都很坦然，‘因为这是本分!’孙老将军这样笑着说。”（《从集宁到陶林》）

尽管条件恶劣，装备落后，但我军将士仍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他们所要求的回报却很少很少。或许对于他们而言，从后方赶来前线采访的记者手中的照相机，算是最令他们兴奋的“福利”了。当方大曾采访沿途经过一个小村庄时，碰巧401团的步兵驻守在那里。当记者向正在修建工事的士兵们提出为他们拍照留念时，这些可爱的士兵“都欢喜极了”。

多年以后，当我们检视方大曾留下来的数百张照片，不禁为当年中国军民面对侵略奋起抗争的动人景象所震撼：身穿棉服的军人在皑皑白雪中修筑城防工事，士兵带着防毒面具进行军事演习，全副武装的官兵积极操练随时迎击来犯之敌，负伤士兵深情坚毅，后方百姓踊跃支前，爱国学生进行集会宣传……就目前所知，方大曾很可能是当时绥远抗战前线上采访时间最长的战地记者，因此他的这批照片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价值，其中一些照片甚至不经意间折射出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有一些抗战官兵头戴防毒面具的照片，就充分说明了当年侵略者的罪行：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协定，在各地战场不断地使用毒气武器。通过方大曾拍摄的照片可以证实，早在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日军就已使用了催泪筒、发烟筒等化学武器。据史料记载，当时为了支援绥远抗日将士抵御日军的毒气战，清华大学的青年科学家紧急设计研究出一种防毒面具，在两周内敢制出了八千副捐赠给前线。再如一些反映国民党将领指挥作战的镜头，也很有史料价值。

与其他青年记者奔波战场

193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第13军军长汤恩伯在集宁军事演习前讲话，方大曾摄

尽管当年交通不便，条件十分艰苦，但是绥远抗战爆发后，依然有不少新闻记者从北平、上海、南京、西安等地相继赶来。通过查阅当年各类报刊得知，实际上记者小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有一些同行曾经与他一起奔波于各个战场进行采访报道。在通讯《兴和之行》中，方大曾就曾提及：“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借着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中将回隆盛庄防地之便，笔者乃随往，同行者尚有中央社王华灼君及大公报长江君。我们一齐上了大汽车，于十时左右离开集宁。”而在通讯《从集宁到陶林》中他又写道：“一月六日的中午，一位热诚的青年朋友邱溪映君，帮助我安置了一切，目送我远远的走上征途，‘再见吧，我一定给你们带回来丰富的新闻!’我这样看着邱君作默默的思想。”另外，当年方大曾的战地摄影报道还常常与杨令德、石万里、宋致泉、石寄圃等人的作品一起出现在报刊上，由此推测这些人也曾有与他共事的经历。

正是在这段时期，方大曾同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绥远前线有过短暂接触，而后者也对这位北平青年留下了好感。范长江在当时的战地通讯中曾提到：“中外新闻社摄影记者小方君，告诉我们，他在次日的清晨，要匹马翻阴山，去陶林了。这是一件大胆壮丽的旅行。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值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塞上行》）正是得益于在绥远前线这次共事经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范长江又在再次与方大曾密切合作，他们二人以及陆诒、宋致泉、孟秋江、邱映溪等战地记者携手合作，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在华北前线各个战场进行采访。

毫无疑问，包括方大曾在内的这个战地记者群体，堪称绥远抗战期间另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当时在国内最具活力和最具爱国情怀的青年记者：方大曾25岁、范长江27岁、孟秋江26岁、邱溪映23岁、石寄圃26岁、吴寄寒24岁、陆诒25岁……也昭示着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大洪流中，他们将开辟新的战场！

方大曾的传奇故事，不由使我们联想到另外一位战地摄影师沙飞（1912-1950）。巧合的是，二人都出生于1912年，家庭背景、摄影经历乃至最终命运都有些类似。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已是国内知名摄影家的沙飞毅然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从广西北上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最早拍摄了平型关战场。之后他又在山西正式加入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者。 在此后十余年的摄影生涯中，他始终将自己全部的创造力投入到民族解放事业中，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珍贵的瞬间：日寇的种种暴行、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抗战胜利后的恢复生产……

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 1938年初，为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这位摄影大师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前线进行拍摄。或许他并不知道，在他之前，无论是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前线，已经活跃着一批中国本土战地摄影师。他们不畏艰险，置生死于度外，用简陋的镜头留下了一个个震撼历史的瞬间，方大曾和沙飞无疑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而这些前辈所留下的抗战影像，已经成为最珍贵的民族记忆财富，后人理应精心地守护和研究。

作者手记：

1936年12月，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左）与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在前线合影。方大曾摄

2009年，当笔者开始接触方大曾遗留下来的原版底片时，不禁被他镜头下的世界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对研究者的鉴定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透过影像我们看到，837幅画面，有老人、小孩、苦力、军人、乞丐、喇嘛、学生、风景、古迹、寺庙、教堂、战场、集会、城市、乡村、山川、河流、车站、码头……而要想透过这些凌乱的“碎片”还原出大致完整的历史“拼图”，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或许是本能的好奇心在驱使，又或许是感动于摄影者的传奇悲壮，更或许是方大曾在冥冥之中督促我，心中总有一个念头：无论存在什么困难，也一定要给逝者一个交待。由此我开始了一趟漫长的“发现”之旅，仿佛一个探案者，满怀期待地叩开那扇门，瞬间走近80年前那位才华横溢、朝气蓬勃、视死如归的摄影记者，进入80年前他镜头下那个纷繁多彩的世界。多年来，为了搞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这批底片的具体内容，笔者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报刊杂志，以及曾与他有过交往的人士的相关资料，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有那么一段时期，笔者似乎完全进入了80年前方大曾和他的世界，甚至偶尔在梦中也会同他相遇。梦境中，英俊爽朗的记者“小方”跃马奔驰在大草原上，然后背影便渐渐消失在大青山之巅；有时又仿佛看见他出现在绥远前线庆祝抗战胜利的人群中，他那风尘仆仆的笑脸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梦中的他似乎永远停留在25岁，任时光如何穿梭也不曾老去……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