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闹日本
本段内容与抽烟无关。
王荣琴生于1939年,父亲是通州宋庄人,母亲家就在广渠门内。刚刚有记忆的时候,她在宋庄遇到了日本鬼子“抢花姑娘”。
当时王荣琴不过是四五岁。街坊有个十来岁的大姐姐,小名叫“大卓头”,带着王荣琴在家里玩。突然间,门被踹开了,几个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笑呵呵地上前,要抓大卓头。王荣琴清楚地记得,几个日本兵一脸淫笑,就跟现在电视里的臭流氓没什么两样。有一个上前一把抓住了大卓头的衣襟,猛然间将衣襟撕开。他们嘴里喊着的话并不是太清楚,但王荣琴记得,能听出“花姑娘”这几个字。
这图片是前两年安徽黄山某地,办的“抢花姑娘”的旅游项目。配个图大家看个意思,这种揭自己伤疤的缺心眼活动还是少参加为好。
大卓头吓得哇哇大哭,小小的王荣琴更是吓尿了裤子。好在大卓头并没有被抓走,因为闹出的动静,不知惊动了附近的什么军队或是组织,日本兵很快就撤走了。
从此以后,这位大卓头姐姐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用锅灰抹脸,并且将长长的辫子盘起来,假装自己并不是待嫁的姑娘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时候,王荣琴所见的通州一带的居民、村民,无一不敲锣打鼓庆祝,连刚刚懂事,并不懂得日本兵干过多少坏事儿的小孩子们都跟着高兴。王荣琴是小孩子里的例外,她至今清楚记得抢花姑娘的情景。
2学抽烟
王荣琴的童年,更多时间是在广渠门内的姥姥家度过。当时的广渠门,老百姓习惯称呼它“沙窝门”,据说这是因为广渠门外有大量的坟地,一些负责丧葬的人,会提前在地上挖坑,因此那一带的地上有很多的“沙窝”。
当时的护城河。后来广渠门那边变成都市,没有沙窝了,却因为下雨积水淹死了开车的人。好吧说远了。
广渠门内其实也有很多坟地,之前咱们说到过红桥东北边的南北岗子便是。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大都也是城市贫民,王荣琴听母亲聊过,姥爷曾经拉过洋车,姥姥则给人家当过奶妈。姥爷爱抽烟,随身带着一尺长的烟袋锅子,下面拴着装“叶子烟”的荷包。
当时姥爷去化工厂当了工人,不拉洋车了,但为了生活,两只手还是停不下来。小时候,王荣琴便常见姥爷在院子里撕碎布,街坊们一起将碎布粘在一起做成“嘎巴”,也就是做布鞋鞋底的材料。于是,年幼的王荣琴经常在姥爷干活的时候,将烟袋锅子伸进荷包,揉进去一袋烟,划着了洋火,给姥爷点上。点着点着,王荣琴就学着自己叼着烟袋锅子,点着了再给姥爷。
这张是八国联军在广渠门外跑马场。
“那烟袋锅子挺沉的呢,一开始我咬不住。点着了烟我学着嘬,又辣又呛。后来嘛,慢慢就能咬住了,也不觉得呛了。”不知是不是受姥爷的影响,母亲也会抽烟,并且王荣琴记得,父亲和母亲偶尔还会为抽烟闹点儿小矛盾,因为父亲并不抽烟,他会把母亲的烟袋锅子藏起来。“当年这穷人们,都是抽烟袋锅子的。”
这是前两年拍到的抽烟袋锅子的老爷子。
父亲上过多年学,别看解放前的生活挺苦,却愿意掏钱让王荣琴上私塾,并且上学前就已经背下了三字经。“我们当时学的就是课本,一个人有两只手,左手五个手指,右手五个手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课文。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里,有的孩子自习,有的孩子听讲。”王荣琴因为做错算术题挨过先生的板子。
广渠门老照片。
大约是在1949年解放前后,王荣琴来到了宋庄小学。由于基础不错,识字不少,还跳了一级。小学毕业,她考到了当时的40中学读初中。上了一段时间,她决定退学。她觉得离以前宋庄的小伙伴们太远了,到了新的学校,谁都不认识,生活很别扭。她软磨硬泡,让姥爷给她办了退学。第二年,重新考了宋庄中学。
就在这段时间里,约摸是13岁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有了烟瘾。“哎?我自己怎么就琢磨上了?上学这么累,这要是能嘬上两口,多舒服啊。”
老烟袋锅子。
其实当时,北京的女性吸烟者并不是那么少。据北京地方志的《人民生活志》记载,解放初年,农村的老年妇女抽烟并不算罕见,可能只是在城市里没那么多。当时的居民主要抽的,便是“关东叶”。而烟卷,无论是否国产,老百姓还习惯称呼为“洋烟”,就像火柴虽然国产了,仍然被老人叫做“洋火”一样。
在家的时候她偶尔会躲在屋子里抽姥爷的大烟袋,为了方便,她也开始找叶子烟,自己学着“卷大炮”。搞来的那点儿烟叶,一开始用纸包着。纸包不结实,换成了布包,却不经意间被姐姐发现了。好家伙,年纪轻轻学抽烟?
于是姐姐批评了她,“你别叠来叠去那么包了,缝个口袋多好。”
3去上班
18岁的时候,王荣琴初中毕业,此时姥爷已经过世。她本来考了个位于颐和园附近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中专,但是,上了21天学,又退学了。
“我想上班挣钱啦。女孩子好漂亮嘛,挣钱能买漂亮衣服穿。”年轻人对于早年北京人穿着的印象,大都是一身蓝、一身绿,其实在解放初到文革前,社会并不是这样的。
这应该是张50年代的照片。应该说,人们的脑子还没有被“政治”洗涤,保留着很多过去的生活习惯。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小报,她从上面看到了各个行业都在发展生产、招工的消息。很快她报名了崇文机械厂,当上了电工。但是,干了一个多月,又不干了,因为“当时我1米6高,78斤。每天背着那么多工具,实在是累得受不了。”
她又报名“国棉四厂”的招工。当时国棉四厂还在筹备中,本来计划的选址大概是在今天的南菜园附近。1958年的8月20日,她来到这里报到,接着被安排到东郊的国棉三厂进行培训。
就在她报到之前3天,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的决议通过。这是大跃进最核心的时代,工作之余,工人们一起捡废铁、砌土窑。
大炼钢铁时代的老照片。
“没人给多发工资,每天大家都干12个小时。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炼出来。”王荣琴说。
两张老照片。哎,你能说上面的人不是“人民”吗?
在这里培训结束后,按照安排,王荣琴又来到了崇文织布厂学习。半年后,回到国棉四厂开始工作。过去人们所谓“挑选”工作,很大程度上会要求“离家近”。没想到,国棉四厂却最终选址选到了昌平区,也就是后来的昌平第二毛纺厂。
上了班之后,王荣琴基本上都是买烟卷抽,因为解放后几年经济建设搞得不错,抽烟卷的人也多了起来。据记载,195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卷烟16.2盒,烟丝、烟叶0.13公斤。到了195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卷烟就上涨到了29.4盒,烟丝烟叶下降到0.07公斤。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数字,一般来说,一条香烟20盒,基本上相当于0.1公斤烟叶。 笼统地说,1955年,老百姓抽烟叶子比烟卷多;而4年之后的1959年,烟卷的消耗量已经高于烟叶的两倍以上。
4结婚
1959年2月23日,正月初六,王荣琴结婚了,就是咱文章开头那一幕。
按老北京的习俗,“腊月不订,正月不娶”,结果婆家就订了这么个日子,让她有点儿别扭。为什么呢?是想借着过春节的时候大家吃饱喝足了,就不用准备太好的饭菜,省点儿钱吗?
丈夫比自己大两岁,丈夫的姥姥家与王荣琴的姥姥家同在广渠门内的那个小院子里。两个人是发小,但是,丈夫并不知道王荣琴抽烟。“年轻的女孩子抽烟,当时确实不算什么好事儿。无论到哪,我都是偷着抽的,尽量不让人家看见。”
婆家位于粉房琉璃街82号,自己家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平房院儿。办喜事儿那天,同事朋友到来,前面都已经写过。到了晚上,便是丈夫拧碎自己那两盒“青鸟”嫁妆的一幕。
王荣琴大婶怕我不明白,给我比划了一下丈夫的手势,两手如同拧毛巾。哎,难为老太太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俩人躺床上了,我大叔道歉没有?”我问。
大婶说,没有。“但我这人也不记仇,当天哭了一鼻子,也就过去了。哈哈。”
婚后的生活也挺特殊的,因为昌平太远,她只能在周末回到婆家,往返必须途径德胜门的长途汽车站,不必细表。
当做嫁妆这“青鸟”香烟,当时大概算是比较普通的香烟——不是最差的,也不是什么好烟。因为王荣琴的户口并不在昌平,因此当学徒工的时候,别人挣16块钱,她挣15块钱。她抽的最多的,是1毛5一盒的“绿叶”,偶尔也会抽8分钱一盒、印着拖拉机的香烟(大婶忘了这叫什么烟)。再好一点儿的烟,大前门、香山、恒大,基本上不抽。严格来说不是抽不起,还是那句话——有点儿钱,买漂亮衣服去,不想在抽烟上面花太多钱。
来一组图,都是拖拉机图案的香烟。各位欣赏之余,也许能从包装图案上,看出那个时代生活的蛛丝马迹。
嗯。。。当年拖拉机也许得算高科技产品吧。呵呵。
那么,“你这抽烟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滋味儿啊?”丈夫问。
“反正就是抽完挺舒服的。你试试呗。”
试试就试试呗。结婚一年多的时候,丈夫已经学会了抽烟,只是一直都没有王荣琴那么大瘾。
5困难时期公开抽烟身份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王荣琴迫不得已,公开了自己“女烟民”的身份。
这是因为全社会的各种资源,都开始“配给”制度。香烟也不例外,必须凭票购买。“烟票”从哪来?单位发,但只给登记的人发。既然如此,就登记吧。
当时她所在的生产班组共有20多人,其中少量维修工种为男性,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纺织女工,其中有三个女工抽烟,只有王荣琴一个人登记了。可见:其一,当时女性抽烟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其二,她烟瘾不算小。
烟票和粮票之类的生活必须的东西不同,你登记了,就有你的,你不登记,也不会多给你钱或是粮票。每个登记的人每月一张烟票,到副食店里,可以买“一捆”香烟,这一捆,一开始是8盒,后来是10盒,再后来宽裕一些了,可以是12盒。除了烟票当然还要给钱。
虽然公开了烟民身份,但抽烟大都还是背着人的。因此,王荣琴的香烟消耗量不算太大,至少每个月这些烟足够抽。工厂里的男性烟民可就苦了,烟瘾大的,那根本不够抽。于是,厂里的什么主任之类的,都会来找王荣琴。“他们当官的,能搞到好烟,于是拿着一根香山烟跟我换五根咱自己的破烟。我当然不答应啦,后来他们没辙,一根换三根,好歹剩下的够我抽的,我才答应了。没抽过那好烟,倒是尝尝什么味道。”
香山的烟标。不过这个好像也是后期产品的样子了。
那香山、牡丹之类的好烟,“不干,不呛,确实好抽一些。”
三年困难时期,除了工厂的工作,工人们还要到朝阳区的三间房一带种大白菜。昌平的工厂,为什么要到朝阳区种大白菜呢?王荣琴说,不知道,反正那个时候工厂会开着车拉着人们一起去。大家还曾一起到山上采“野生纤维”,也就是一些植物的树皮、茎皮,回来加工之后,掺在棒子面里蒸窝头。“说是采野生纤维,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山上帮助村民们摘杏儿。”
前面说过,王荣琴很瘦,所以自然灾害那些年,“30斤粮票,我自己吃不完,算是没怎么挨饿。”当时食堂里的菜分甲乙丙,“基本上没吃过甲菜、乙菜,每顿都是吃半份丙菜。这丙菜就是最简单的菜,大锅熬出来的,大白菜、小白菜之类的。”
聊天中的王荣琴大婶。直到现在都很苗条啊。
王荣琴当上生产小组的班长,困难时期还没结束,当时争当厂里的“红旗小组”,有一条标准便是“计划用粮”。于是王荣琴省下来的一些粮票,送给了同班组饭量大的男职工。
别看她在单位这么大方,却并没给家人贡献太多的粮票。“每个星期回婆家一天,所以每个月要给婆婆四斤粮票。我丈夫算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一个月28斤粮食,不够吃,管我要粮票,我还真没给过他。”她记得丈夫偶尔会到“城外”的地方摘柳树芽,摘回来之后,婆婆用滚水煮、凉水拔,包成包子。让她尝尝,她没吃,“我看见他在厨房那儿数个儿来着。”
柳树芽做菜,来自一位网友的博客。看来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做法。
为了争当厂里的红旗小组,把粮票给了同事,却亏了自己家人。我问王荣琴大婶,您后悔不?大婶说,没什么后悔的,当年工厂里争当先进的氛围很浓,换谁都会这样做。
6抽烟没入党
都当上小班长了,算是不大不小的先进人物。于是,厂里的干部就来了,入党吧。
这在当时自然是大好事儿。找她谈的厂里干部,据说早年间还是个地下党,思想先进。“你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生活上嘛,有点儿小资思想。”
哪有嘛。算起来,只有抽烟可能与这位干部说的“小资”沾点边儿。王荣琴写了入党申请书。
刚刚熬过困难三年,1963年,四清运动又开始了。这次直接就说清楚了——小资情调,当然不能入党。得,这下连申请书都不用再写了。
现在也有饭馆起名叫“小资情调”,几十年过去,小资情调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代表明亮而安静的小咖啡馆或餐厅。
其实,即便是为了拿到烟票“公开”了抽烟的身份,王荣琴一般也不会在公开场合抽烟,她还是觉得“不好看”。
7婆家
婆家的情况也挺特殊的。
解放前,老公公曾经拿着几块钱,置办了小车,做了一个推车的小货郎。全家人省吃俭用,不久,小车变成了一家绒线铺,仍然是卖针头线脑的生活用品为主。就在南横街路北,后来那里改成了南横街第一副食商店。
这是2009年的南横街。
按说这生活算是不错吧,可是,嫁过来之后王荣琴觉得,丈夫家生活还不如自己家。“每年八月节,我姥姥家那样的穷人家,还得吃顿肉呢,可是他家这边实在是太省了。每个星期只有在我从昌平回来过周末的时候,带四毛钱肉馅来,全家礼拜天吃顿饺子。”
事实不是这样滴,省,是有原因的。首先说,毕竟都是穷苦人出身,日子省着过是很正常的选择。其次,老公公攒钱,后来又跟别人合办了一个茶叶铺,别看家里生活节俭,毕竟把买卖做大了些。只是这些买卖公私合营之后就都改国家姓了。
再次,其实值钱的东西都在家里呢。家里有正经的硬木家具、条案、琴桌,家里那两头沉写字台都是大理石面儿。还有一个红木架子的、上面有九条龙的大瓷鱼缸,明摆着不是一般人搞得起的东西,有收旧货的来家里看了看,出价500,都没卖给他。
哎。。。呀。。。呀。。。呀。。。呀。。。
这么多好东西,我不说,您也知道后来的事儿了吧。
文哥来了。文哥是谁?哪有这么个疼人的哥啊。是文革。
8文革的工厂
“纺织厂的女工都爱美。特文气的姑娘,大都是在机关工作,她们并不是很追求漂亮;而纺织厂的女工们,就都比较爱打扮自己。”
正中爱漂亮的王荣琴下怀。她有两大爱好——跳舞,滑冰。跳舞就是交谊舞,下班、周末时不常找地方去跳舞。她记得1959年国庆节那次跳得很尽兴,当天白天是阅兵式,晚上大狂欢,她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大喇叭的音乐跳了半宿。
当年跳交谊舞是普遍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挺受人们欢迎。王荣琴又爱美——现在的王大婶,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年轻的时候,她78斤1米6高,穿上连衣裙,绝对是漂亮姑娘。她还烫头了。
然而就在烫头之后两个星期,她走到工厂附近的公交车站,发现站台上站着两排年轻人,每个人都戴着红箍,拿着棍子。“我赶紧找了个工厂里最常见的白色帽子戴上。”
老照片。
这些人就在街边抓那种打扮不合时宜的。比如说烫头,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要是被看见,甭管你出身好坏,肯定先打一顿再说。“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烫头俩礼拜就赶上文革了。”爱跳舞,那高跟皮鞋,都得自己先给毁烂了,再悄悄扔掉。
这昌平第二毛纺厂的“武斗”是出了名的,两派之间打起来,时不时爆发打群架一样的冲突;坚决革命这一派准备柴草要点了办公楼,“保皇”的另一派赶紧披上棉被去救火。
工厂里有过两口子,男的是司机,女的是挡车工,俩人天天吵架,最后闹得自己做饭自己吃。当时这不算新鲜。有个叫赵玉(音)的老纺织专家,被扣上了“军阀”的帽子,天天挨打,后来听说是从工厂围墙旁边的排水洞钻出去逃走了。这也不奇怪。
老照片。
在当时的人看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关键是我等文革后出生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这种奇怪与不奇怪。
“明儿个我当了妇联主席,封你当我秘书。”说这句话的人叫邵福兰(音)。这句话是文革前说的,但被造反派揪了出来,不知怎么就给扣了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老照片。
挨斗的时候,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张小凳子,邵福兰就跪在上面,摇摇欲坠,造反派一脚,她就会直接摔下来。反革命的牌子挂在她脖子上,铁丝勒破了脖子,血液就这样顺着牌子流着。她刚生完孩子,产假56天,此时孩子还不过两三个月大。每天中午,她抱着孩子站在大太阳下面给孩子喂奶。孩子招谁惹谁了?
不久,邵福兰跳楼自杀了。收尸的一幕王荣琴看在眼里,“我哭了,但是赶紧跑开,怕被别人看见。”
另一个被斗的女工叫崔桂葛(音),她也是说错了话。每周一上班的时候,工人们习惯显摆毛主席像章。崔桂葛的那个像章大概是看上去不错,一个修机工说,“我拿三个像章,换你那一个。”
崔桂葛说,“十个我也不换。扔茅房里我也不换给你。”
听了这句话,如果您明白了为什么崔桂葛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说明,看官您仍要加强思想改造,赶紧摈弃文革思维。
文革时期,全国各单位制作的像章,其种类多得无法统计。
崔桂葛站在大空场上,早班下班的人先斗。站几个小时之后,下中班的人斗。“铁锹、木棍,倒是没有枪。”这种场面,“就好像现在在电视里看到抗日时期打日本人一样狠。”
而所谓“小资”的抽烟习惯,当时似乎并没有被任何人当做批斗的题材,可能是因为抽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习惯。文革前负责发放烟票的那些厂领导,很多都已经被打倒,而在王荣琴印象里,烟票或是相关的供给,还是有继任的人来负责的。这一点并不是太清楚,因为也有资料显示,烟票这一形式在1965年就停止了,文革时期“卷大炮”抽烟叶的人多了起来。直到文革后期,部分卷烟才又采取了限量供应。还希望有印象的朋友,在此留言讲讲您的印象。
卷好的“大炮”。
9文革在家里
王荣琴的姥姥曾经当过奶妈,是给一家首饰铺。人家挺客气,送给了姥姥一些首饰。这些首饰传给了王荣琴的母亲,母亲将首饰又传给了王荣琴,附带一句话,等我去世的时候给我戴上送行。
这当然是四旧,文革开始了,必须处理掉。“扔到哪我都害怕。我把它放在家门口的垃圾堆里,上面再盖上一层垃圾。”搓垃圾的工人一铲子搓走,估计不会被发现。
老照片。
老公公被定为了资本家。当时认定资本家,大概有个说法。王荣琴回忆,公私合营的时候,国家会给个评估,根据评估给钱,将私人的产业收归国营。评估要是在2000块钱以下,就不算资本家。丈夫家评估的结果是2000多一点儿。
公公婆婆胆子都小,没等红卫兵来,就想争取个好态度。婆婆找到居委会主任,居委会主任带着红卫兵就来到了家里——说胆子小还有一个证据:公公婆婆本来都不识字,婆婆只是在解放后参加过扫盲班。没文化的人胆子若是小,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小了。
也是被吓的。王荣琴在昌平工作,每周回家,“前一个星期,听不远处斗人,那鞭子声是‘啪’,过一个星期,就变成了‘噗’。估计是人都被打得没模样了。再过一阵一打听,打死了。”
老照片。
能不怕吗?有红卫兵来到王荣琴两口子住的东屋,“你是干什么的?”
王荣琴答,我是儿媳妇。红卫兵没难为她,“要说是闺女,肯定也得挨数落。”于是红卫兵在东屋里写了一堆封条,拿到西屋。
公公婆婆住在西屋里,东西统统摆好,贴上封条。那九条龙的大鱼缸,那搬不动的大座钟,那红木家具。就连一套餐具都没放过,婆婆老老实实去找来了抽出去使用中的几个盘子,刷干净放回了箱子里。现在想起来,这真是老实人!
王荣琴说,公公婆婆在邻里之间并没有挨什么欺负,因为人头儿口碑都不差,没有街坊来找事儿。但公公是否在单位挨过斗,她就不知道了,反正丈夫在单位也享受了特殊待遇——既然公公是资本家,丈夫便是“狗崽子”。当时的人们每天要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自己出身是贫农,在毛纺厂请示的时候就是念念语录;而丈夫在单位里和几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请示的形式是:站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
老照片。
连家具和床都贴封条了,睡哪啊,不能老睡在地上吧。王荣琴去买了一张木头床,45块钱。这张床一直到现在还摆在王荣琴的屋子里,后来更换家具,她扔掉了自己两口子睡过的床,却始终没舍得扔掉这张木头床。
这张木头床,普通至极,却有一段抹不去的回忆。
1969年的一天,丈夫找来了一辆三轮车,将家里这些被封的东西,按照当时的要求,送到了不远处的红土店的一处集中地点。王荣琴帮着推了一段路程。
哎呀,说了半天,还没说到抽烟呢。
文革时期的抽烟,同样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什么状况呢?其一,穷,有闲工夫都闹革命了嘛。其二,确实有闲工夫。
穷怎么办呢?那就只能抽回烟叶儿了。这一段的历史,连地方志记载都很少,原因可想而知。《人民生活志》记载,烟票制度其实早在1965年就废止了。但是市场上烟卷的供应大概还不是特别丰富,1974年以后,部分甲级好烟限量供应,乙级敞开供应。
与此同时,一个时尚到来——抽烟斗。全北京的男性烟民为代表,都绞尽脑汁找麻梨疙瘩之类的材料。还是那句话,闲啊。当年那工厂之类的地方,木工设备并不难找;手艺好的也大有人在,恨不得纯手工就能抠个烟斗出来。
不过作为一个女烟民,当然不会“同流合污”啦。王荣琴连抽烟卷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更何况叼个烟斗。
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这些东西按说都要归还。公公婆婆有两个儿子,于是,丈夫和小叔子一起去了认领地点。他们拿回了一对花盆和一个瓷瓶子,当时的通告上说,其他的东西,都已经“出口”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以“出口”为理由呢?
先别骂街,国家挺仁义的,不是丢东西了吗?给你们补偿,给钱。
然后,一共给了74块钱,当然包括那个被收旧货的出价500块钱的九条龙鱼缸。文革前的500块啊。
10再次公开抽烟
文革,扔掉首饰、不再烫头、家里的好东西统统给国家送去。
因为所有的人都觉得,以后的日子就是这么过了,这些东西、生活习惯,不会再有出头之日。
“四人帮怎么就给揪出来了呢?真是没想到啊,不敢想。”居然一切都结束了。改革开放了。
1977年、1980年,公公、婆婆相继过世。
1985年,46岁的王荣琴退休了。她1962年生大女儿的时候留下了点儿病,此前在家休长假,吃了6年的劳保。工厂里的老领导找来家里,“我们也要退休了,今后没人照顾你啦。你也退了吧,现在办还能涨一级工资。”
王荣琴抽烟一直保持着比较简朴的习惯,“大婴孩”、“工农”都是常抽的烟,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一些,她偶尔还会抽抽“恒大”。大女儿上班,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了两盒“八达岭”。这烟挺好抽,她后来抽了好一阵儿的八达岭。
八达岭、大婴孩的烟标。
80年代,过滤嘴香烟兴起,王大婶抽了好一阵儿“小威龙”。洋烟很快就来了,希尔顿、万宝路,不用加引号,大家也知道这是香烟的名字啦。王荣琴说,她当时还不舍得抽洋烟,大都是偶尔有人送点儿就抽点儿。
工厂里的造反派,据说后来都挺消沉的。没听说谁为当年打人、揪斗的事情道过歉,也没听说谁为当年被打被斗报过仇。
早早退休在家这几年,她没有接受居委会派出所的热情邀请去居委会发挥余热,而是选择在家,“我爱看电视。”
她也不再隐瞒自己抽烟,年轻的时候想好了,“到了50岁,抽烟这事儿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虽然卷烟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部分好烟直到80年代其实还是限量供应,国家逢年过节还会发布消息,“敞开供应一批好烟”或者是“凭副食本,可买一条好烟”。
地方志记载,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卷烟消耗量最大的,是1987年,达到40盒。注意,这是总体人均,并非仅限于抽烟者的统计。至1997年,下降至30盒。增长最快的则是从1985年到1986年,85年人均21盒,86年猛涨到39盒。
是奥运会那年,王荣琴还是“出山”了,当了个治安志愿者——其实就是搬着小板凳,在马路边上跟其他大妈聊了半个多月的天儿。“奥运会这么大的事儿,能赶上不容易,还是要参加的。”
老伴脑血栓,在床上躺了7年,2011年过世。
她仍然爱美。她给我看了2012年工厂化验室工人们聚会的照片,她染黑头发,戴着眼镜,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文文静静。
女儿嫁给了四川的女婿,仍然定居北京。女婿工作好,前些年听老太太念叨没见过大海、没坐过飞机,带着大婶去了青岛、陕西,还看了延安的窑洞,“那是毛主席周总理住过的地方。”她自己收藏着很多毛主席像章,经常还会戴出来。
儿子一家跟随自己生活,王大婶自己连饭都不做,儿媳妇伺候的好着呢。她的退休金3000多,足够花了。
还有一只老猫,毛都稀了,就像一个老街坊,我们聊着天儿,它就悄悄钻进了屋里。东屋门口摆着两个猫粮小碗——本来是两只猫,据说前些年死了一只,不知什么人给猫下了毒。
我跟大婶聊了两个下午,每次来到东屋,她都开着电脑。她会炒股票,昨天一天形式低迷,她一见面就念叨,哎呀,我那股票今天没卖出去,本来都挣了3000块钱啦。我说,您真是本事,都3600了您还挣着钱呢。
额,最近这两天我没过去,好像2900了。。。。
怎么那么巧,在粉房琉璃街那个理发小摊上碰上了王大婶,怎么就一起抽了一根烟,怎么就听她唠了几句,便觉得那么有意思?在这个社会,大婶是个挺“听话”的公民;在生活里,她又不那么“听话”,直到现在,她家里的窗台上还摆着一摞烟。
她最喜欢中南海的“彩8”,偶尔也会抽抽红塔山等烤烟。聊着聊着,她打开柜子——里面还有十来条烟呢。“我还是喜欢中南海,一阵儿不抽它就觉得别扭。”
这是大婶家里一角,摆着的几盒烟。
但是,大婶还是会尽量少在公开场合抽烟,最直接的原因嘛,还是觉得不好看——爱美嘛。国家这次闹禁烟,大婶去胡同口京天红吃饭的时候,就不会在饭桌上抽烟,“都说了有房顶的地方不让抽,我要是让人家数落,多寒碜。”
最后提醒大家、提醒大婶、提醒我自己:抽烟有害健康,还是少抽、不抽为好。
最最后提醒抽烟者的家属们,理解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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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猫儿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