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浪爱玩儿，兴趣爱好写出来有一大长串：写作、音乐、摄影、收藏乃至“踏勘”墓地……尤其是收藏，他仿佛对“老”的东西格外着迷，老地图、老笔记本、老歌本、老照片，都能被他当成“小说”看。继前些年出版了《地图的发现》、《地图的发现（续）》后，他又推出一本《老歌的发现》，把发掘到的作为实体的老歌本、老歌背后的时代历史和他自己的音乐爱好结合起来，上至四十年代，下至八十年代初的邓丽君、李谷一。他总是强调说，那些过去的音乐都是“历史的声音”，是解锁过去时代的密码。只可惜，歌声比任何实物都难以保存，尽管乐谱还在，但也和现在的人有了距离。

唱老歌：音乐是一种接头暗号

用手机扫二维码后，听到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文革”中的外国电影插曲的。这时，你能听到杨浪在唱某部朝鲜电影里的插曲《月飞山》：

月飞山，月飞山，

祖国的山，月飞山，

多么壮丽多么雄伟，

屹立在海岸上……

杨浪已经想不起来这首歌到底是哪部电影里的了。但有一次，当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上来就唱这首《月飞山》时，他一听马上就接了下去，毫无障碍。像这样，他总是会在电话、微信上或是当面和朋友玩接歌游戏，说是可以通过用这种方式来加深对老歌的记忆。“老歌这个东西，是一个接头暗号，前后一唱，暗号就对上了。”

这个暗号，只有同属于那个年代的人才能心有灵犀、心照不宣。老歌在彼此脑海中想起，就好像对上了虎符，拿到了打开过去时光的钥匙。个中滋味，难以为外人道也。

1980年，杨浪在云南腹地的一个工兵团委当文化干事。这时，总政向全军部队推荐了包括《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我当上解放军》、《战友之歌》、《我爱我的称呼美》等在内的12首“革命歌曲”，要求“全军就此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杨浪正是负责下连队给大家教歌的。有一个副指导员是山西人，配合教歌时总把“我爱我的称呼美”唱成“我爱我的情妇美”，令他总是忍不住发笑。这当然只是“革命歌曲热潮”中的一个段子，但也多少能够体现出时代中的歌曲是如何与私人经验发生联系的。最后，倒也的确是靠着这个偏离主旨的段子，杨浪把这首特殊时代的、带着政治印记的歌曲牢牢记住了。

“与一般的文字和语言不同的是，音乐更强调对情感的表达。”与被专门书写的硬性的历史不同，被一段音乐、一首歌曲所引带出来、浸润进去的历史总是显得更加感性、更加柔软。时隔多年，杨浪还记得他在部队里用手风琴“诱惑“女兵的事，也记得他在兵团仓库的收音机旁边支起耳朵细细聆听邓丽君的一幕。如果放到更严肃的音乐史研究层面上，邓丽君或许更会被视为某种时代转型、意识形态的先头信号，但杨浪并未做那样截然的划分。他听到邓丽君的一刹那，是觉得——“走心哪！”但即便是这种“走心”，也没法替代《战友之歌》的那种“好听”。它们各自记录的是不同时代的记忆。

今天看来，这些所谓“老歌”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政治气息，这一点也为后来被自由思潮主导下的流行音乐所哺育的一代所难以喜欢。但杨浪说，他和他的那一代人对老歌如此关注、如此难以忘怀，也并不是意味着对其歌词内容毫无保留地完全接受和留恋。更多的，是“音乐印证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而且在他那一代人之间，“音乐也是相互印证记忆的一个密码”。

“大家凑在一起，就能回想起半个多世纪以前，那些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时曾经唱过的、让我感动过的歌。”为找到这种感觉，有一段时间，杨浪还在北京的各个公园里“流窜”，策划、参与老歌合唱团，唱一些诸如《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这类几乎失传了的老歌、红歌。他认为，一代人最初的顽强记忆就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尽管从今天看来，这些歌里有很大的个人崇拜的成分，但无疑都非常真诚，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的旋律，没有任何铜臭和金钱的驱动。

他也特别理解那些热衷于“公园合唱”的他的同龄人们，那些“老哥老姐、老弟老妹”自发地参与进来，并不是在表明某种政治态度，而更是在怀旧，在重拾自己的青春记忆。甚至在某个层面上，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对于当下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拒绝”。杨浪不无惋惜地说，“今天的很多时尚流行音乐，和他们的情怀似乎太远了。所以他们会聚集起来，去唱那些在自己青春年少时曾受过感动的歌曲。”他打算，如果有机会，将会再专门写写北京公园的“合唱发展史”，作为下一部《老歌的发现》里的重要部分。

找老歌：“玩儿”出的兴致

杨浪的“强大的音乐记忆”，不仅包括旋律，也包括歌词。有一首属于第四野战军的歌：

上战场，枪一响，

老子下定决心，

今天就死在战场。

这首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则来自林彪语录。几十年过去，杨浪依然记得十分清楚，一连唱了两遍。“好歌啊！”

杨浪觉得，自己能把老歌记这么清楚，一是老歌的歌词都特别简单直白，没有太多的“弯弯绕”，“就是那个时代情怀的最直白的表述”；二是那个时候的旋律结构也相对不复杂，对于歌词的表达很契合。因此，熟悉老歌旋律连带记住歌词，是很自然的事儿。而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就做不到这一点。“有些流行音乐本身很不错，我一听几个旋律就大概能把后面的旋律走出来，可是我真的记不住词。比如《卷珠帘》，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听，但我也真觉得那个歌词挺难背的”。

在杨浪这里，老歌的下限是八十年代初，是邓丽君。卡在这个时候，主要是他觉得包括邓丽君在内的后来的港台音乐、流行音乐已经被收集、整理、研究得过多，而“文革”和“文革”之前的老歌却还尚未有这种待遇。如上面第四野战军的那首歌，“‘四野’老人死光了，这首歌就留不下了”。

杨浪整理、研究老歌，走的是和一般音乐史研究不同的另一条路，用他的话来说，是基于另一套“文献系统”的，也就是他个人化的积累和储备。他把自己对音乐的爱好、收藏叫做“玩儿”，只是后来玩出了兴致。他说，自己从来都想做点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事儿，而老歌、老地图、老笔记本、老照片，就是他自己建立几十年的既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方式。

用这种方式、这套文献系统，杨浪常有意外收获。他有个听上去有些奇怪的爱好，就是喜欢一个人在墓地里转悠。今年清明节，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给亲人扫墓，偶尔看到去年刚刚过世的前解放军军乐团副团长李桐树先生的墓碑。墓碑很新，上面镌刻着几个字：“一九三七年参军，一九四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作曲家，国家礼仪用曲《葬礼进行曲》作者。”杨浪看到，不禁大乐，因为他一直觉得《葬礼进行曲》是特别棒的音乐，可惜虽然使用频率高，却都不署名。不曾想，竟然亲自在作者墓碑上找到了资料。他回去一查，原来七十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曾给军乐团布置下创作一批礼仪用曲的任务，包括现在常用的《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欢送进行曲》，都是这批国家任务的产物。

“对老歌的关注，要是自己拔着头发拎的话，其实是一种音乐史研究。我当然不敢说我有多少音乐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但无非是把自己接触到的材料和自己的一些当代积累给它勾连起来。”杨浪这些年出版《地图的发现》、《地图的发现（续）》，编摄影集《中国记忆，1966》，包括这本《老歌的发现》，其实是一直在尝试做这种“勾连”。对他而言，历史、读书和个人经验是一个个“并行推进”的方式，做得动就做，做不动就先搁着，说不定哪天就能触类旁通，“就一块了呗！”他从来不想很累很累地去弄这些事情。比如说，和年代久远的对象打交道，最容易碰上史料欠缺，而对他来说，这自然是困难，但也不会太要命。

所以，杨浪对老歌喜欢归喜欢，但也并没有那种“非如此不可”的执念。邓丽君翩翩到来，后面紧跟着小虎队、周杰伦，直到今天愈加纷繁。他口中所谓的“老歌”的时代早已落幕，越来越远，但他也并未觉得有什么遗憾。“遗憾是遗憾不来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标志性的声音。”

作为一个关心音乐的人，他仍然像关注老歌那样关注着当下的流行音乐。只不过，他觉得，现在的音乐，基于商业利益动机的太多了，“小情调”们太多了，有的写得的确非常聪明漂亮，而创新性的音乐表达、音乐语汇、音乐理解，还是太少了。

老歌的故事

《黄河大合唱》是怎么来的？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保卫黄河》

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黄河大合唱》是我国民族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诞生于抗战中，以母亲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其曲作者冼星海和词作者光未然能够相遇、合作，也是抗战大潮中的一段佳话。

1937年，救亡歌咏队在上海举办群众歌咏大会。冼星海是领队之一，他站在台上，热情地指挥队员排练《五月的鲜花》。他汗流浃背、孜孜不倦的样子，让坐在台下的这首歌的词作者光未然深受震动。休息时，一位老师认出了光未然，把他拉到台上，冼星海由此结识了光未然，相见恨晚。淞沪抗战爆发后，两人又先后前往武汉，被安排到周恩来领导的军政会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戏音科工作，并同住一间寝室。

1938年初冬，正在陕西宣传的光未然所在的抗敌演剧三队奔赴晋西北，而从陕西到吕梁的唯一通道就是从壶口附近渡过黄河。黄河水波涛滚滚，狂澜汹涌，大家心里都有点忐忑，却见黄河船夫们一个个光着膀子，嘴里喊着粗犷的号子，手里有节奏地奋力摇着桨，闯过道道险关，把大家送到了对岸。看着这一幕，光未然内心十分震撼。

后来，光未然和冼星海又在延安重逢。光未然兴奋地对冼星海讲起黄河上的渡船经历，两人当即决定创作一部《黄河大合唱》。冼星海连写六天，终于完成。演出时，尽管条件简陋，不得不用汽油桶改造的胡琴、搪瓷缸和勺子改造的自制“乐器”，但每次都能赢得观众强烈共鸣。周恩来看后曾评价道，他们“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不过，在“文革”中，《黄河大合唱》也险些遭遇厄运。当时，在“钢琴革命化和民族化”的风潮下，江青指示“《黄河大合唱》留曲不留词”。根据这个“指示”，1974年，中央乐团奉命从头到尾改写“黄河”歌词，一度把“风在吼，马在叫”改成“红旗飘，军号响”。其时，冼星海已经去世，光未然则被下放湖北咸宁的干校。幸好，次年恰逢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其夫人钱韵玲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关怀下，争取到了重演《黄河大合唱》的机会。见到与战友冼星海共同奋战谱写的“黄河”按原词演出，受邀坐在台下观看的光未然心中备感快慰。一直到现在，诞生在特殊年代中的《黄河大合唱》还在激荡着人心。

《歌唱祖国》是王莘作词的吗？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祖国》自从1950年被创作出来，《歌唱祖国》的旋律就一直在各种重要场合上响起，包括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直以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标明是著名音乐家王莘，但在《老歌的发现》一书中，杨浪却根据种种证据发现并非那么简单，《歌唱祖国》词曲作者背后另有隐情。

现在通行的说法是，当时担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莘来北京购买乐器时，路过天安门广场，正逢十一前夕，广场充满了节日气氛：蓝天白云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一队少先队员正在为国庆游行进行排练。见此情此景，王莘内心深受触动。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边哼边唱，等到下车时，这首新歌的词曲已经基本成型。第二天，王莘将这首歌命名为《歌唱祖国》，交给乐团的钢琴手、歌手弹唱，收获一致好评。

不过，据杨浪考证，这首歌背后应该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当时年仅19岁、在音工团办公室担任秘书的鲍昌。包括鲍昌的遗孀亚方女士手稿在内的大量史料都证明，鲍昌在这首歌的成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歌唱祖国》不光是王莘的个人创作。但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词完全是由鲍昌创作的，有人认为至少第一段是鲍昌原作的，但也有人说，词最初确是鲍昌创作的，但王莘改动过大，鲍昌自己放弃了署名权。

不过，尽管在手稿中为丈夫澄清“词作者”的身份，但亚方也提到说，若是这首歌当初不改变词作者的名字，就不可能唱响了。这是因为，在1957年时，担任文艺月刊主编的鲍昌被划为右派，若是《歌唱祖国》署的是他的名字，注定会遭遇被改词的命运。即便如此，在“文革”中，江青还批评王莘说，《歌唱祖国》有两个缺点，一个是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第二是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来，王莘一度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

好在，王莘和鲍昌两位先生都扛过了“文革”，比较安稳地度过了晚年，并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重要成就。《歌唱祖国》的歌声，也一直没有停息。

张春桥的《毛主席之歌》为什么受到批评？

密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喊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

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毛泽东之歌》

很难想到，第一首以歌颂毛主席为主题的歌曲竟是张春桥在1941年创作的——那时他才仅仅24岁，在华北联大担任宣传科长。当时延安整风尚未开始，边区特殊的“毛泽东语境”还未成熟，甚至“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还没有出现。据杨浪考证，事实上，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创作这类主题的颂歌，是从1944年才开始的。

不想十年后，也就是1951年，《人民日报》竟专门刊登《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点名批评张春桥作词的《毛泽东之歌》。此时的张春桥也还只是中共华东局新闻局副局长。署名批评张春桥的人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周巍峙。周巍峙是老资格的音乐家，他认为这首歌曲调过于平淡，尤其是歌词对伟大领袖和群众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

这是建国后文艺批评中的首次音乐批评，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这首歌应当停止发行、停止播送。在后续的各地批评中，《毛泽东之歌》先后被定性为“没有热情歌颂的情味”、“不健康的歌曲”、“小资产阶级的趣味”、“轻浮的情感”、“庸俗的思想情绪”等，张春桥一时挨尽了板子。

联想到张春桥日后的所作所为，建国后的首次音乐批评用他来“祭旗”，颇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但张春桥很会处理这件事，他看似虚心地公开接受业界批评，承认这首歌十年以来一直是他的一个“精神负担”，后来倒也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官越做越大，在“文革”中，成了权势熏天的政治局常委，主导了后来种种为公众熟知的事情。

不过，经此一番批评，张春桥后来的确再也没写过诗了。1976年，随着“四人帮”倒台，他的政治生命也就此终结了。反而是周巍峙老先生，虽在“文革”中受到种种磨难与不公，但晚年却仕途平顺、身体安康，活到了98岁高龄上，直至去年才去世。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