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纪律”对于这五个字的实践，在我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尚未见过有比唐诺老师执行得更好的人（或许只保留“纪律”两个字，这句话一样成立）。通常早上八点前出家门，一家三口或四口（有时候天衣的女儿符容也会加入）搭一辆出租车，一起来到咖啡店，早饭过后便一人一张桌子，开始“上工”。“开工”前他不会看报纸亦不要听新闻，以确保把一天中思维和精力都最好的时间全部留给书写，而不被外界的任何嘈杂所打扰。

这样坚持一天两天很容易，坚持一个月两个月大概也不难，但是每天每天如此，即便是春节的假期里、即便是恶劣天气到来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纪律？只要早上给咖啡馆打个电话“请问今天还营业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好，那我等会儿过来。”唐诺会这样回答。何止是恶劣天气，就连那次他在北京突发胃出血住了两天院，不得不提前结束大陆行程回到台湾时，还不是一回去又照例天天去咖啡馆报到。

唐诺的生活方式，实在很不像一个现代作家。他至今仍保持着使用纸笔书写的习惯，先在稿纸上涂涂改改，定稿时再全部誊抄一遍。这样一定比在电脑上敲字慢多了是吧，但他认为，书写本身应该是缓慢的、阅读艰涩的内容也是如此。每天书写六七个小时，他能完成多少字呢？答案是500字。很多的时间里，他可能握着钢笔却久久无法落笔，那是与文字共和国角力的过程。写字本身当然不难，难的是写什么，以及怎样去写。而想要写出某些内容的时候，你还非得需要这样的角力过程不可。心无旁骛地只是思考，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吧。如果你遇到书写的困难时就关闭了文档，跑去刷其他的网页或是朋友圈，那注定收获的只能是失败。那日复一日的无声“对抗”，换回了《世间的名字》、换回了《尽头》、换回了刚刚出了繁体版的《眼前——读左传》（简体版也即将出版），唐诺的书都不容易阅读，但每一本都那么精彩深邃有意义。

除了坚持传统的书写方式，唐诺还是个至今不使用手机的人。找他的方式，说难也难，说简单却也简单。每年会有那么一两次，天心老师没有与他在一起，又确实有事情要找他的时候，那就抓好时间往咖啡馆打电话好了，咖啡馆里的服务生，大概没有人不认识“作家先生”的吧。我若偶尔托去台北游玩的朋友给朱家捎东西的话，就会嘱咐对方去那家二楼咖啡馆，随便把东西交给其中一位店员，然后只需要说“麻烦请交给坐在窗口的作家先生”就万无一失了，从未失手过。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人与人的联络过于方便的时代，唐诺的做法大概有点反其道行之。“我不认为有什么事情是要马上知道不可的，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有一次私下聊天时他这样和我说。每每与人单独有约，他便事先说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从不失约总是准时。只是有次他来上海，我们约好第二日早上见面，我却遭遇大堵车足足迟到了半小时，给酒店前台和咖啡厅挂电话，都说没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大胡子作家”，待我赶到时，他正站在酒店门口边抽烟边等我，并不会有任何抱怨，还安慰我道，“没出事就好”。那是我最希望他可以有个手机的时刻，似乎提前能联系上就可以减少心里的内疚感似的。

唐诺大概本应是个在自己的世界待着就很自在舒服的人，因为自我世界太过完整。就像当年刚结婚时，有人问朱妈妈刘慕沙“到底女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只要一副围棋和一本书，可以住在树上几年都没有关系。”

确实是这样的吧，对生活里的各种外在条件，唐诺的需求实在是很低很低。他最大的消耗是钢笔、书包和烟。每年总要写坏个几支钢笔，这是日复一日的书写所换回的“甜蜜代价”。每次去咖啡馆都要带厚厚一摞的参考书籍，所以每隔一两年，总要背坏个书包也是再正常不过。其他的生活最大开销，也就是烟了。某年他来大陆演讲，我们一同在路上走着，他突然问我“哪里可以买到三秒胶（502）？”，原来是他穿了多年的凉鞋鞋底开了“大口”，几乎占了半只脚的长度。

我的好朋友，非常好的小说家常青（新换的笔名是丰玮，之前叫讴歌）每每与唐诺见面最喜欢聊的是文学，我则喜欢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我喜欢听他讲网球，喜欢听他讲紫微斗数。《世间的名字》里，我很喜欢“网球手与吟游诗人”那一篇，那是整本书里唐诺写得“最动情”的一篇。要知道，大多数时候，摩羯座的唐诺是冷静的从容的，甚至看起来是低温的。家里每每有状况，好比某只猫往生，天文与天心常常要心情低落好一阵，唐诺变成了那个“家里总要留个在这种情况可以买便当回来”的人。

但他是个真正低温的人吗？我觉得不是的。“网球手与吟游诗人”写的是他最爱的网球手费德勒，而当他每每讲起他一样热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或是博尔赫斯时，讲起他热爱的相信的事物与他所认定的人生价值时，他一样会动情。2010年的香港书展上，常青与我坐在演讲厅的第一排听他读完了《书——两千本的奇迹》的演讲稿。那是一篇非常非常好的文章，诸位有时间不妨搜来一读。当他讲到《迷宫中的将军》那个动人的故事时，台下的我已经眼角微微泛光。

演讲结束后，我跑去问他，可不可把那份稿子送给我，我还想再多读几遍，他说稿子写得太乱了，我看不懂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他给了我一份厚厚的两万字手稿，他竟然把稿子重新誊写了一遍！一旁的天心说，唐诺用的都是那几日早餐后的阅读时间，生怕临走前誊写不完，日日赶着写。

同样是那年在香港，万丽海景酒店的大堂里，我因第二日就要与他们分别而感伤。唐诺走过来和我说：“要持续地努力，要心思清明。”这句话我总是记着。

唐诺写文章，喜欢进行大段的文字摘抄和引用，也不是没有人劝过他，认为这样的引用会妨碍阅读，但他有自己的坚持——“如果别人就是讲得比你好很多，为什么非要坚持用自己的话来说呢？”他甚至有时会刻意为之。那么，请允许我也任性地引用《书——两千本的奇迹》中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收尾。至于唐诺老师知识的渊博、思考的深入，你真的得自己去他的文字王国里感受。

“科学家给我们阴森的预言，但文学家跟我们讲的，则是美丽而且明亮的故事——我说的是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书里那位披着一身庄严光华从黑夜中走到玻利瓦尔卧房里的处女，她的光华原来来自发带，她把萤火虫粘在发带上因此闪闪发亮。可萤火虫不是很快会死掉吗？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她随身带着一小节挖空的甘蔗，当她解下发带时，便把萤火虫收进这节甘蔗里。原来如此，原来甘蔗里的那一点点甜汁、水分和空气就可以让萤火虫活下去，在下一个晚上、下一次盛宴时刻放它们出来依然庄严发光。

我自己读这段文字时非常震动，因为它解决了我童年至今长达四十年的一桩心事。我小时候抓萤火虫，每次以兴高采烈开始，但总是很快以悲伤告终，你所有的总是短逝的光华和一只只很丑的黑色小虫尸体。原来可以这样，原来一小节甘蔗就是答案，甘蔗在我们台湾乡下满地都是半点不值钱的。

对我个人而言，书，尤其是纸本的书，不过就是这样一节挖空了的甘蔗而已，最终，我们真正要保护的，是里面存活下来的萤火虫。

把梦、想象以及思维的成果写在纸上，印在纸上，并不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我们还知道，没纸张时，他们写在竹子上、纸草上、羊皮卷上、泥版上、大片叶子上，以及更早之前的岩壁之上——我的意思是，我习惯而且确实喜欢印成纸的书，尤其在浴缸泡澡或在长途交通工具上时，但我知道这不是书籍曾经有过最美丽的形式。我也能感同身受，当书籍开始用纸张大量印刷出来，当时一定有一些人也有他们情感上、习惯上以及美学上的慨叹和悲伤。但这无关宏旨。

我很希望马尔克斯的美丽故事能带给大家必要的镇静和心思清明。美好的人、美好的事、美好的书给予我们的通常不是所谓的欢乐，而是更稀有的镇静和心思清明。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会发明出来能养活这些萤火虫的更好的工具，像博尔赫斯带点天真期盼的，也许未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说不定。但在这之前，我相信还有相当长一段时日，我们还是得继续带着这一节挖空的甘蔗，一如大家今天放弃做更多有用的事来听这场演讲。”（小熊）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