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从晚清到民国历史被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5年11月20日讯，2011年，正逢辛亥革命100周年，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应邀在《南方周末》上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年又逢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秦晖接着原来的主题，写了一组题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的文章。从帝制，到共和，到新文化运动，这些文章虽书写对象各有不同，但都来自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构想。《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这本书，就是他这些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的组编。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秦晖的专业本是古代史，但和其他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他在探入这一领域时，将目光聚焦在晚清的巨大变局上。用李鸿章等人的话来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听来稀松平常，但这个“局”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到了晚晴都延续不下去了？这些问题引起了秦晖的兴趣。作为一个古代史出身的学者，他利用自身优势，返身向更古的历史去寻求答案。

他认为，这个延续到晚清的风烛残年、摇摇欲坠、积重难返的“局”，来自于几千年之前的“周秦之变”，也就是推尚法家的秦制颠覆了温情脉脉的周制，中国从此走入了帝制。“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剧变，后面的这场是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变化。前面其实就是走入秦制的变化，就是我经常讲的所谓的‘周秦之变’。”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也就是以家庭、家族、小团体为本位，而秦制以后，却是大共同体、君主本位，甚至为了君主可以反叛、诛杀小共同体。这便是法家的“强盗逻辑”。它是没有道义的，但却是有效的，以至于能够一直在中国发挥着作用，千年不变。

到了晚清，秦制或者说帝制终于开始松动。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大门，但秦晖认为，其实这种变动亦已在内部思想中孕育。中国现在只注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但早在辛亥之前，就已有过针对“儒表法里”的第一次启蒙了。有清朝官员甚至在日记里偷偷写道，英国人才是真正的忠君，而中国看似忠君，其实只是害怕君主手中的权力。

在这些晚清人士看来，西方的内政仿佛就是“三代”的再现、“仁义”的样板，选举制何尝不是禅让制、“公天下”的现代版？如薛福成所言，“唐虞之前，皆民主也”。一追溯到上古，自会慨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亦激发起了一种崇周仇秦的情绪。他们的这种归附当然有其附会之处，但也成为“走出帝制”的一种思想根源。譬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曾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或许是“人权高于主权”思想的最早的闪现，但有趣的是，谭嗣同此言并未称引西哲，而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