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6日讯,以读惯了传统历史教科书或故事性历史叙述的人来看孙隆基先生的三卷本《新世界史》,往往有耳目一新的新鲜感,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阅读阻力:它不仅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杂糅进了大量的考古学、地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内容与史料,比起叙述,更注重实证,更有说服性。事实上,孙隆基先生受法国年鉴学派(20世纪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影响很深,该学派认为,历史是全面的、整体的,包罗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必须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
“四大文明古国说”错在哪儿?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这是所谓的由大河孕育出的“四大文明古国”。在多种版本的世界史叙述中,人类文明的开端皆由这四大块地域讲起。随着文化向公众的普及,这一概念也早已从历史叙述进入人们的常识,成功唤起了仍生活在这些地域的人们的自豪感。
然而,孙隆基先生却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必须要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在《新世界史》第一卷第二章中,他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古国说”是一个当代化的概念,虽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有碍于说明人类文明的起源,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
他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材料证明,农牧业起源地并不在大河流域,而在山地;各“文明区”也绝非是孤立发展的状态,而是有着绵延不绝的联系。譬如西亚、北非地区的“新月沃土”被视为是两河文明的发源地,孙隆基先生由此详细考察了约旦以色列高地、土耳其境内史前遗址、埃及和“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等,勾连出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也勾连出农业和畜牧业之间的联系。
“四大文明古国’乃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执念,它将游牧与放牧地带屏诸‘化外’。”孙隆基先生在农耕带之外,亦相当重视草原带,努力将其纳入世界史的构成当中,以此来突破“四大文明古国说”,扭转牧业是次于农业的低级阶段这一成见。
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施展则认为,“四大文明古国说”的问题在于,这个说法预设了人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是可以以国别、民族来进行叙述的,但事实上,国别、民族的概念直至后代才得以生成。而待其生成后,方才有了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认同。人们重视“古国说”,亦是一种对于“认同”的需求,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最为便捷利落地人类文明找到一个貌似轮廓清晰的起点,将其追溯得非常久远,而不至于断裂并留下许多疑团。特别是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古国人民”的大力推崇,更是在以这种方式来证明本国文明的伟大意义。
“黄土带的迷思”:中国的大中央主义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感叹中国历史教学受制于两个怪圈:一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另一为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
孙隆基先生亦深深有感于此,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不应“画地为牢”,单纯强调“大一统”。他认为,中国有一种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的“大中央主义”,因此尽管幅员辽阔,却只有一个统一的“北京时间”,不像俄罗斯有11个时区、美国有4个时区。
在中国早期考古学中,“大中央主义”亦在发挥着作用。上世纪20年代,中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接连被发掘出来,遂立刻被树起界碑,分别成为了中国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至于后来发现的众多远古遗址,便都被视为被仰韶或龙山影响、辐射到的边缘区,如卫星般众星拱月。
一时间,“山东龙山文化”、“杭州湾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满目皆是(后来意识到“过载”,才分别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这种命名方式无疑是来自于对所谓“中原文化”的信奉,却大大忽视了它们相互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与来龙去脉。
孙隆基先生将这种“执念”称为“黄土带的迷思”。“因为中国人自身认同就有一个是‘黄’,祖宗是黄帝,黄土带又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温床。”中原主义的观念认定了中华文化是单核发展的,而把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地带都双双排除在外,认为它们不具备独自生成、成熟的资质。
“中原主义”的史观由来已久,它并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来自于民族主义式的认同需求——对一种无断裂的民族史叙述的需要。因此传说中的炎黄被弥接上了,尧、舜、禹和三代弥接上了。而导致“中原主义”的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后世掌握话语权、书写历史的是中原人、汉族人、农耕民族。“在大一统的传统下,我们自然无法接受中原是多元的、网络型的历史,无法接受多核、共生、逐渐融合的过程。”但汉族虽是中国的,中国却不是汉族的,将中国史等同于汉族史,我们的历史叙事便只能是残缺的半部史。
匈奴:世界的殡葬师
在我们素来所接受的教育中,匈奴一直是以“敌人”的面貌出现在汉民族的历史叙述当中的,类似苏武牧羊、昭君和亲、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故事流传甚广。在这类故事中,被颂扬被讴歌的都是汉民族的品节,或威武不屈、或深明大义、或有勇有谋。然而仔细想想,我们对那个在长城以北以游牧为生的“邻居”,从事实上到底了解多少呢?汉族大败匈奴后,匈奴向欧亚大陆腹地更深处撤退,又去了哪里呢?
孙隆基先生向来重视草原带不亚于农耕带,因此也非常关注匈奴的问题。在综合考察了亚欧大陆的语言、种族和地理状况后,他勾勒出一幅匈奴民族的全景图。匈奴民族崛起的地方是蒙满草原,大漠环境苦寒,他们需要依靠南方农耕文明的物资供给,便开始和汉民族交换马匹和皮革,但更多的,则是靠南下抢掠。
战国时期,中国分裂为多个邦国,力量有限,北方游牧民族尚可以小股南下活动,便双双呈分散状态。但随后,正南方的中国出现了秦汉的大一统,面临这个挑战,草原族群也凝聚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北方帝国,由此开始了和农耕帝国的持久对抗。孙隆基先生认为,两个帝国恰似一对镜像,“匈奴帝国仿佛是生在汉民族帝国镜中的倒影”。
汉武帝时,汉民族开始大规模地反击匈奴,直到东汉中期,方才终于将这个北方边患解除掉。匈奴帝国被瓦解后分裂,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留居漠北并逐步西迁。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民族渐渐淡出汉族历史叙述的视野。孙隆基先生继续考察了匈奴经中亚进入欧洲的轨迹,认为他们比哥特人更早进入罗马帝国。
中亚的“匈人”和匈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学界依然是个学术争议点。但孙隆基先生着眼于世界史,希望将匈奴从汉民族的“敌人”身份中脱离出来,放到世界史中去观照。“匈奴作为一个时代,由东到西,有时区的差别。匈奴时代在东方结束得最早,在西方结束得较晚。”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