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8日讯,“丰君(指丰子恺)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1963年4月4日,在给香港作家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对丰子恺极尽挖苦之能事。
其实,周作人早年曾撰文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丰子恺成名,源于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的最早推重,而周作人正是该会的精神领袖。
周作人不满,皆因丰子恺曾为《儿童杂事诗》配图。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逮捕,初被判死刑,后改为15年,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万分痛苦中,以写《儿童杂事诗》自遣。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周作人重获自由,为解生活困难,将这批诗卖与《亦报》,《亦报》请丰子恺配漫画后刊载,轰动一时。
为周作人的诗配图,丰子恺冒了不小的政治风险,本有帮衬之意,为何周作人不感恩,反而恶语相向?丰子恺究竟怎么惹着周作人了?
到上海去“卖野人头”
丰子恺,本名丰润,浙江桐乡人,生于1898年,自幼好美术,1914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时李叔同(弘一法师)在此任美术、音乐教师。
李叔同是日本著名油画家黑田清辉的弟子,重视西洋素描绘画的严格训练,令丰子恺大开眼界,李叔同极少论人,却称赞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在我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
此后2年,丰子恺几乎放弃了其他所有学科,专攻绘画。1919年夏毕业时,因成绩不佳,工作无着,又不愿回故乡小学任教,便跟着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到上海开美术学校,教西洋画。
对这段从教经历,丰子恺自嘲为“卖野人头”(指用假货欺骗别人)。随着大批留日美术生回国,靠劣质翻印品来了解西洋画的丰子恺自觉难再维持。
一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以青皮橘子为标本,却触发了他的伤感,“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他下决心要当“留洋美术家”。
最终,母亲变卖了部分家产,加上岳父资助,1921年春,丰子恺来到日本。
到了日本,丰子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西洋画,才发现自己竟差得这么多,而好不容易搞来的那点钱,只够在日本呆10个月。
丰子恺异常灰心,他说:“后来上午的课(指美术课)常常闲却,而把大部分的时光消磨在浅草的opera(歌剧)馆,神田的旧书店,或银座的夜摊里了。”
迷茫中遭遇竹久梦二
于迷茫与焦虑中,丰子恺在“神田的旧书店”意外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
竹久梦二是一位业余画家,擅长用漫画表达朦胧的伤感,技法洗练,浅白易懂,却别有一番滋味。竹久梦二不被主流接纳,却深受普通民众喜爱。
丰子恺看后,感到这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一方面,竹久梦二式的画重在创意,对技法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放弃油彩与画布,转向纸墨,易被东方人接受。
丰子恺原本不太熟悉国画,但清末画家曾衍东给他以启迪,曾衍东一生蹉跎于官场,漂泊困顿,晚年竟以卖画为生。他喜画人物,用笔自由,作品饱含幽默。在中国,曾衍东寂寂无名,在日本却很有名气。从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回国后,丰子恺一边教书,一边尝试竹久梦二式的画风。1925年,经朱自清推荐,丰子恺的画得到《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重视,《文学周报》辟出专栏,定期发表。1926年,由丰子恺插图的俞平伯诗集《忆》出版,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周作人撰文说:“这种插画在中国也是不常见的……中国有没有这种漫画,我们外行人不能乱说,在我却未曾见到过,因此对于丰君的画不能不感到多大的兴趣了。”文中“多大的兴趣”,即“很大的兴趣”。
周作人率先出刀
丰子恺与周作人虽无往来,但二人创作理念相近,都重趣味。1932年,林语堂在上海推出《论语》半月刊,丰子恺不仅配图,还写了很多随笔,时有“论语派”八仙之说,即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周、丰被划入一派。
“抗战”爆发,周作人附逆,舆论哗然,携家南逃的丰子恺却认为:“周先生附逆不见得确实,不过因为他是个文人,易受攻击罢了。”
1939年12月30日,看到丰子恺出版的《漫画阿Q正传》,周作人感到很不满意,认为远不如蒋兆和画的阿Q好,便在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丰君的画从前似出于竹久梦二,后来渐益浮滑。”
说“浮滑”,因知名度提高后,丰子恺也开始卖画,为满足用户需求,不得不在画面上添加他并不擅长的山水,且多设色,与早期相比,此时作品创造力下降,偏向甜俗。
周作人的批评有些道理,但文章发在敌占区的媒体上,丰子恺可能没看到。
想帮忙却结了仇
1950年2月,《亦报》发表了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署名为“东郭生”,丰子恺此时已甚少作画,碍于旧情,勉力为之,但他的配图常背离原诗。
比如“荸荠甘蔗一筐盛,梅子樱桃赤间青。更有杨梅夸紫艳,输它娇美水红菱”,丰子恺画的却是豌豆与樱桃,并自配白朴诗句“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
再比如“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诗中明明说的是“桂树”,丰子恺却画成芭蕉。
如事先沟通,这本是小问题,但这个“合作”事先未征求周作人意见,周成名早,长年以文坛领袖自居,此时山穷水尽,对人情冷暖极敏感。《亦报》发表《儿童杂事诗》时,丰子恺配图所占面积大,周作人的诗占面积很小,俨然成了周作人在给丰子恺的画配诗。周作人一直瞧不起“海派”文人,对此难免耿耿于怀。
1950年后,周作人埋头翻译,全靠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200元稿费生活,因家中开销大,四处哭穷,后预支稿费提到400元,仍不够用,1962年,甚至将个人日记作价1800元卖给鲁迅博物馆。而1952年后,丰子恺先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要职,风光一时。在落差面前,周作人心态有些失衡。
和曹聚仁结下梁子
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措辞激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二人通信多由曹聚仁代转,而曹与丰子恺有矛盾。
曹、丰同为李叔同弟子,原本关系不错,抗战时丰子恺一家逃难经浙江兰溪,遇到曹聚仁,曹请丰子恺吃了一顿饭,聊了些时事。1938年3月5日,曹聚仁发表《数月来的繁感》,提到了这次相会。
丰子恺到汉口后,有人对他说“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丰子恺是居士,《护生画集》体现了他的佛教思想,李叔同在世时,丰以此作为给恩师的寿礼,李叔同圆寂后,丰则以此来纪念恩师。
《护生画集》本是艺术创作,却被误读为反对战争,与“抗战”大背景不协调,饱受各方“炮轰”,丰子恺觉得很委屈,听说曹聚仁也反对,便找来《数月来的繁感》细读。
其实,曹的文章只是隐约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但丰子恺却发现文中有多处误记,认为曹是故意的,便写了措辞激烈的《一饭之恩》,挖苦道:“因为一般浅见的人,向来误解‘艺术’,把它看作消闲物,奢侈品。甚至身为大学教授,名为文学作家,而担任许多大报的战地通讯员的曹聚仁先生,亦复如是。”
打丰子恺是为拉曹聚仁
丰子恺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误记,曹聚仁向来锋芒毕露,读后立刻写了《一饭之仇》反击,称“子恺先生若要虚构这些话,找些帮手来骂我,那我只能佩服他的‘说谎艺术’了”。并宣布,如丰子恺不向他公开道歉,便从此一刀两断。
本是一个小误会,可二人都欠冷静,终于成了陌路。
1956年,蛰居香港6年的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员身份回大陆采访,先后见了溥仪、周作人、齐白石、沈从文等。
曹聚仁当年曾撰文挖苦过周作人,但门庭冷落多年的周对曹的到来极兴奋,此时周作人因脑血管硬化已不甚见客,见也只见10分钟,可他和曹却聊了1个多小时,1959年,经周恩来同意,曹聚仁请一批老文人为自己在海外办的报纸撰稿,其中就有周作人。
1960年,周作人将《知堂回忆录》交曹聚仁连载,该书出版时,周作人特别写道:“对他(指曹聚仁)那种久要不忘的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那是不能不表示感佩的。”对晚辈如此揄扬,可见周作人对这一交往的重视程度,表明自己也反丰子恺,应能拉近彼此的亲近感。
带着隔阂告别尘世
1961年12月,丰子恺开始翻译《源氏物语》,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工程,先是交给钱稻孙译,但钱太慢,只好换成丰子恺,却让周作人校记。
对这一安排,周作人当然不服气,在《源氏物语》上,周曾下过苦功夫,学了古日语,在他看来,只在日本“游学”10个月的丰子恺没有译此书的资格。拿到丰的译稿后,发现用的是明清小说式的语言,而非文言,周作人表示应彻底扔掉,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周作人甚至说:“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为翻译《源氏物语》,丰子恺曾登门拜访周作人,双方一生中直接接触,似乎只有这一次,显然未能消除周的偏见。
“文革”开始后,原本暗中照顾周作人的章士钊自顾不暇,周作人自知难免,致书派出所,请求服安眠药自杀,未获批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因病去世。
在“文革”中,丰子恺也遭冲击,多次挨斗,工资停发,一度从事体力劳动,但丰子恺从容以对,不论怎样搅扰,每日必抽烟一包,饮啤酒两瓶。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癌症去世。
不论周作人。丰子恺二人有多少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晚年不得不以翻译为主,创作基本荒废。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作者: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