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裹脚布审出杀人真凶

古往今来，为袁枚立传的人不在少数，述写他的趣闻轶事的文章也比比皆是，但是以最短的篇幅把袁枚的一生概括得清清楚楚的，首推《履园丛话》中的一篇《随园先生》。

《履园丛话》是清代钱泳撰写的笔记，钱泳本就是擅长“鉴别真伪、辨析精审”的学者，生卒时代又与袁枚有过“交集”，所以其记录的可信性极高。在这篇文章里，钱泳写到：袁枚“少聪颖，年十二能文，尝作《高帝》、《郭巨》二论，莫不异之”，搁到现在就是一初中生学霸。“乾隆元年，先生游广西，省其叔父于巡抚金公幕，金公奇其状貌，命为诗，下笔千言，遂大为赞叹。”有才华，颜值又高，这种人好运都追着跑，于是在当年的博学鸿词科中得到金公专折推荐。其后，他并没有得到“火箭式提拔”，而是老老实实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先中戊午科顺天乡试，又“中进士，入翰林，散官以知县用”，26岁开始，先后任溧水、沐阳和江宁等地的知县，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名侦探”。
陆以湉撰写的《冷庐杂识》记述袁枚做县令时，从早到晚坐在堂上，接待官吏和小民，“有小讼狱，立判遣，无稽留者”，办事效率极高。而且他建立了一整套的社会治安体系：每到一地之前，先派遣大量的“耳目”秘密查访，待了解清楚民众的良莠情况之后，将村长保长之类的“基层干部”召集到一起，查问当地盗贼和恶少的姓名，与自己掌握的名单相对照，“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然后把坏人的名字公示在榜上，三年不再作奸犯科，才能从榜上除名。这一招不仅让治下的百姓对那些不良之徒都有所警惕，也让作恶之徒处处困厄，非痛改前非不可，于是“奸民皆敛迹”。

在担任江宁县令的时间里，袁枚破获了一起“裁缝之女奸杀案”，据葛建初编撰的《折狱奇闻》所记：一个裁缝的女儿被绑在椅子上，被奸污后遭扼杀，地上有半截人的舌头--受害者的舌头是完整的--很明显是被死者咬掉的凶手的舌头，于是县令下令展开全城大搜捕，很快抓到了一个舌头刚刚被咬断的货郎，货郎被判斩决。

这个案子恰好发生在两任县令交割的时期。袁枚一上任就要任监斩官，他把案子的卷宗仔细看了一遍，觉得不大对劲，任何人的舌头被咬断都是剧痛，怎么会绑上受害者强奸之后才离开呢？如果说是“完事”后才被咬断舌头，含愤杀人，那么最快的方法是用裁缝铺随处可见的剪刀而不是掐死，否则依然要浪费大量时间……于是袁枚果断的下达了“刀下留人”的命令。

之后，袁枚展开了一场奇特至极的审案，他先是宣称自己能用审裹脚布的方式，审出真凶，然后下令打开县衙，让人们来看审案。审案开始后，他让两旁衙役用水火棍把两条绑在长凳上的裹脚布一顿打，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这时，袁枚突然下令关闭县衙大门，然后说：“昨晚神仙托梦给我，说裁缝女儿的冤魂将当堂索命，所有来看我审案的人，请逐一上来摸一下裹脚布，裹脚布会咬住那个凶手的手。”

来看审案的民众依次上前摸布，有两个年轻人还未走到裹脚布前，就筛糠一样发抖，袁枚见状，喝令将两人拿下，经审问，两人均招供认罪。原来，那个货郎当天去裁缝女儿家，调戏之，却被咬舌，逃走后，两个年轻人听到屋子里有哭声，门又开着，见裁缝女儿在哭，假借着安慰她，动手动脚，并最终奸杀了她。本来听说货郎成了“替死鬼”，他俩正暗自高兴，听说新任县令要审裹脚布，于是一起来看热闹，谁知被“瓮中捉鳖”。

在这个案子中，袁枚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推翻了前任的误判，又采用犯罪心理学上的“罪犯喜欢返回犯罪现场，或者了解与自己罪行相关的事物以获得某种‘成就感’”，成功地将真凶缉捕归案。

2、被风吹走的女孩更有福气

不过，史料笔记中记载的袁枚断案案例中，最多的不是“裁缝之女奸杀案”这样的神断，而是某种“和稀泥”的故事。

比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里写的两件事，皆属此类。

“某年五月十五日，天大风，白日晦冥”，江宁有一位姓韩的女孩，被龙卷风吹到另外一个村庄，第二天，那个村庄把韩女送了回来。韩女已经许配给一位姓李的秀才的儿子，只是还未过门，李秀才“疑风不能吹人远去，必有奸”，于是到县衙告状。袁枚拿出一本《陵川集》，翻开一页指着说：“你是个读书人，应该知道郝文忠公（郝经，元初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谥号文忠）和他的这本书吧，郝文忠公一代名臣，风骨、学问，都是一等一的人物，总不是个说瞎话的人吧，在这本书里他也记叙了一件和韩姑娘类似的事情，一个女子被风吹出很远，后来嫁给了宰相，这说明被风吹走的女孩会旺夫啊，我恐怕你儿子没有这样的福气喽。”说着就要撕掉婚约。李秀才一听大惊失色，一把抢过婚约，连连道歉说：“是我的错，我再也不会委屈儿媳妇啦。”于是“姻好如初”。

另外一件事情也发生在江宁。长江边上停着很多水师的军舰，有一天一个老兵在舵楼解大手，突然有条帆船驶过，不知怎么的躲闪不及，撞在了军舰上，“兵堕水死”。水师认为这是敌对势力在搞破坏，“诸兵尽出，断帆系舟”，把帆船上的几个水手打了个半死，并抓住其他人送到县衙去，让袁枚处理，鼓噪着非要将他们统统处死不可。袁枚带着双方来到事发地，板起脸来呵斥帆船上的人说：“这么宽的江面，你们为什么非要冲撞水师的船？”船家哭丧着脸说：“风紧浪急，船很难控制，我们有几个胆子敢故意撞水师的船啊，请大人明鉴。”袁枚说：“你们的话不足为信，这样吧，你们都回船上去，重新扬起帆，开过去一遍，我看还会不会撞水师的船！”

帆船上的水手都回到船上，扬起帆来，乘风破浪，扬长而去，直到走得孤帆远影碧空尽了，水师才恍然大悟，袁枚是故意把他们放跑了。

当兵的一个个气势汹汹地围拢上来，撸胳膊挽袖子，要和袁枚算账，袁枚说：“我已经勘查过现场了，那条帆船是误撞在军舰上，导致那位老兵落水而死，按照大清律例，船家没有抵罪的必要，而且你们殴打人家，这笔账又要怎么算？这样吧，那个老兵的丧葬和抚恤由我拿自己的俸禄来办，你们不要再闹事了。”水师的官兵这才三三两两地散去。
中国古代一向不喜欢酷吏，推崇那种擅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能吏，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中国缺乏“法治”的表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以家国同构为主要特征的古代宗法社会，血缘和人情是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在此种形态暂时得不到改变的前提下，事事都严格按照法律条令办，不懂变通，有时反而会激化矛盾。相比之下，袁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既捍卫律法，又通情达理，确实算得上一个能吏。

3、十二年的悬案终告破解

鲜为人知的是，对于袁枚个人而言，他记得最牢的反倒不是上述这些神断或明判，而是一桩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

厚厚一部《子不语》，是袁枚最负盛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想而知，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些鬼狐仙怪的传说，但其中有一则很少引人注意的《沐阳洪氏狱》，堪称袁枚对自己办错案件的悔过书。

乾隆甲子年，有一位姓吴的秀才，在洪家做教书先生。洪家很有钱，庭院大、房屋多，吴秀才就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偏房。这一天，洪家主人为了答谢吴秀才教书辛苦，特别宴请他和其子一起吃饭，其妻是女眷，不好轻易外出，“独居于室”。吴秀才和主人喝酒喝得尽兴，直到二更天，才和儿子一起回到住的屋子里，摸黑进了门，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点起蜡烛一看，只见妻子躺在血泊中早已死掉，惊恐得大叫起来！

时任沐阳县令的袁枚接到报案，赶紧带了仵作、捕吏和刑名师爷赶到犯罪现场，展开勘查。凶器——一把切菜刀在墙根下面发现了，受害者的颈部有三道创口，刀痕呈左重右轻的迹象，这证明凶手善于“左手持物”。恰好洪家有一个名叫洪安的人，“素以左手持物”，袁枚认为这个人的犯罪嫌疑最大，“遂刑讯之”，洪安熬不住严刑拷打，很快认罪，随后又突然供述：是家主的儿子趁着先生去喝酒，进屋“为奸师母不遂”，让自己杀人。袁枚下令把家主的儿子抓来讯问，他的回答是此前洪安犯了过错，被自己鞭挞过一番，所以趁机报复，把自己也拖下水，而自己实在跟此案毫无关系。

案子审到这里，袁枚接到调令，去其他地方为官，该案由新任县令审理。新任县令认定是洪安一人所为，判处斩刑，案子交到上面复审时，主管司法的臬司衙门认为证据不足、供情未确，把家主之子和洪安一起释放了，“别缉正凶”，但那个正凶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杳无踪迹，案子也就成了悬案。

十二年后，袁枚早已辞官回家，“筑随园于石头城下，拥书万卷，种竹浇花”。忽然有一天，一个亲戚从沐阳来，说杀害吴秀才妻子的真凶找到了。有个名叫洪某的武生员，去年病死，尸柩还停放在家，其妻做梦，梦见他说：甲子年那起奸杀吴先生妻子的案子是我做的，“漏网十余载，今被冤魂诉于天，明午雷来击棺，可速为我迁棺避之”，其妻醒后，刚想把棺材下葬，“棺前失火，并骨为灰烬矣”。

作为一部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创作的笔记小说，《子不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前实后虚”，即每篇的前半部分高度写实，而后半部分则鬼狐仙怪一起上，由此可以判断，吴秀才之妻被杀案是真实的，后面的真凶现身，很可能是姓洪的武生员咽气前不想把秘密带到地底，又怕暴露后遭到开棺戮尸，就叮嘱老婆焚烧棺材，之后将案件的真相汇报给官署。

在这则笔记的结尾，袁枚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余方愧为县令，妇冤不能雪，又加刑于无罪之人，深为作吏之累。”从乾隆七年做官，到乾隆十四年辞官，其间做了无数的好事，却要大书特书自己办下的一桩冤假错案，这也许就是袁枚一辈子只能做到县令的原因吧。纵观清代官场，绝大多数飞黄腾达者，总要多一些厚黑，少一点良知……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代的无数名臣显宦早已被遗忘，反倒是这个在随园里忏悔的归隐县令，让后人缅怀并感动，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公正吧。 （呼延云）

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