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书法有四家，所谓苏黄米蔡。蔡是指谁呢？一般认为是蔡襄。但《书画传习录》里则说，蔡其实是著名的大奸臣蔡京。只是因为蔡京名气太差，大家才说是蔡襄的。

的确，大家都说字如其人，大书法家怎么能是奸臣呢？

可是偏偏秦桧这个大奸臣，字写得相当不坏；严嵩这个大坏蛋，字更是明朝历史顶尖。赵孟頫被认为没啥骨气，字好得历代罕见。跟四人帮狼狈为奸的康生，生前书法被许多人认为当时第一。

细一想便发现：身为反派，艺术造诣还真不浅呢！

老年代的笑话了：演革命电影时，大家都馋着想演坏人。概因好人桌上，都是棒子面配小咸菜；坏人桌上，酒肉俱全，吃香的喝辣的，说不定身旁还有个美女特务就着，实是美哉。

自然，这套路又不独电影为然。老年间的章回评书，包括之后的武侠小说，正派大多简衣素食，和女朋友也得秉守精神恋爱原则；反派倒是绫罗绸缎、呼雉喝卢，身旁美女如云，偎香依翠。想想看，连孙猴子都只能陪着唐僧吃斋，倒是妖精们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还每天考虑着蒸唐僧肉呢。

这种设定的源头，是中国古代贫寒书生与勤苦农民，合力营造的结果。在平民看来，肉食者鄙，未有远谋；又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总之吧，吃肉喝酒的都不是好人；书生们来了个逻辑反推，认为君子理当安贫乐道，而大吃大喝注重生活的，就不是君子了。所以中国人民仇富仇俗，真是自古而然。清素志节，永远是政治正确；讲究生活质量，就是大错特错。

自古的奸臣昏君，在生活质量上，普遍还不坏，这就特别招人恨。自古人民传诵的“好人”，如怕糜费不肯吃烧羊肉做宵夜的宋仁宗，其实还是走节约路线的。而宋徽宗、隋炀帝这类糜费君王，就活该被舆论指责。所以你几乎可以说，自古被认为是好皇帝的，大半与百姓同甘共苦——或者简单说，就是生活质量不甚高；而被认为是坏皇帝的，一定和他脱离群众有关系。

可恼的是，并不是所有奸臣昏君，都很低品位的吃香喝辣逛窑子。再怎么讨厌秦桧和宋高宗的人，都得承认这对坑害了岳飞的货，字写得确实好；再怎么对贾似道骂不绝口的，都得承认他在斗蟋蟀方面是权威；蔡京的确是大奸臣，但他对茶业的改革影响深远，实在不能说不是件好事；钱谦益的确没什么骨气，但他是大才子，还娶了柳如是这么个美女；宋徽宗的确不算个好皇帝，但他的书画冠绝当时；严嵩确实是个大坏蛋，但六必居的牌匾是他写的；左宗棠和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的确会被一些人认定是清廷刽子手，但前者有左公鸡传世，后者那么大堆家书被现代人学得频频点头呢……

所以，这就构成了一个问题：所谓昏君奸臣们，大多生活品位还不低；虽然大节上让人恼恨，但细节上却活得很滋润，甚至对后世不无贡献。比如，严嵩和他儿子对文化上的贡献，未必小过了一味刚直的海瑞。当然，奸臣昏君们作恶多端，为祸百姓，这点千真万确，难以翻案；但在研究文化民俗、历史器物时，他们还真是作用卓著。就像《金瓶梅》，你得一边念叨西门庆无恶不作，一边承认这小说里对明朝坊间生活习俗，确有极大的记载作用，于是只好边批判边学习了。

或者可以这么说：对广大百姓和道德君子而言，世界大同、人人均等、鸡犬相闻、安居乐业，才是王道；奢华挥霍、研究靡靡之音生色犬马的昏君奸臣，都很该死；但从现实角度而言，是他们的存在，保留了一些更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最简单的：假设没有宋徽宗，则北宋画院，以至于南宋绘画，都会大受影响。最隐约的，则是《说岳全传》的故事里，还会出现秦桧和他老婆，腊月时节，东窗定计杀岳飞，用橘子皮包裹蜡丸传递信息的细节，于是你知道南宋时腊月，杭州人也吃得到橘子这样的生活小细节……就像17世纪晚期，荷兰人很警觉，说如果北方国家（荷兰、德国）都学法国路易十四那种奢华作风，大家都要倾家荡产，亡国了事；但现代史学家又不得不承认，也亏路易十四挥金如土，才有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画派留做精神遗产，供现代人研究。

话的确不好听，但中国古来，被定义为败家子或昏君奸臣的那些家伙，某些方面，还是中国灿烂文化里，非常重要、甚至可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多多少少，给历史传奇增添了一些生活化的细节——你当然可以说，这些贡献都是民脂民膏换来的，但说实在的，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化成就，都是某种不平等条件，才换来的呢。（张佳玮）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