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8日讯，朱湘的生命短暂却绚烂，读过他作品的人，无不为他的惊人才华所震撼，在朱湘的诗中，有一份难得的优雅与率真，放眼白话诗，能到此境界者，其实凤毛麟角。然而，现实并不优雅，它一次次惊扰了诗人的梦，在自我与世界之间，我们都要做出抉择，而对不肯妥协的人来说，自我毁灭是无法避免的结局。被生活碰得头破血流，乃至尊严扫地，可朱湘没有退让。他的死，带走了白话诗的青春期——那样的任性，那样的铺张扬厉，也许永不再来。
朱湘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明——
葬我在马缨花下，
永做芬芳的梦——
葬我在泰山之巅，
风声呜咽过孤松——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漂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这是诗人朱湘的名诗《葬我》，他仅活了29岁，还没来得及写出真正成熟的作品，便匆匆告别了世界。
故意被清华开除
朱湘祖籍江西，朱熹是其28代祖，因生在湖南沅陵，故名湘，字子沅。
朱湘的父亲朱延熙官至二品，母亲则为张之洞弟弟张之清的女儿。朱湘是家中最小的孩子，3岁丧母，自幼好读，不会玩。因一次家中宴客，他找不到马褂，就穿了一件棉马褂，正值五月天，兄弟讥他为“五傻子”。
1914年，父亲去世，朱湘年仅11岁，大哥（实为堂兄）将他带到南京。1919年，朱湘考入清华学校。
在清华，朱湘（字子沅）、饶孟侃（字子离）、孙大雨（字子潜）和杨世恩（字子惠）四人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被时人称为“清华四子”。四人租房同住，每天切磋诗艺，但生活上并不融洽，朱湘总以老大哥姿态自居，令孙大雨不满。
1922年，朱湘开始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新诗，朱湘的诗注重韵律，用字秀丽清雅，拉近了白话诗与古诗间的距离。此外朱湘还擅长译诗，但他不太尊重原作，常有个人发挥。
1923年冬，朱湘离留学仅剩半年时，突然被清华学校开除，因清华校规严格，早餐时需点名，朱湘拒绝遵守此制度，故意多次不到，终于积累满3次大过（共迟到27次）。
著名学者罗念生当时也在清华，他说：“这样被开除，在清华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轰动全校。我因此想看看这位同学，只见他在清华西园孤傲地徘徊，若无其事，我心里暗自称奇。”
好朋友为他两肋插刀
其实，当时不少学生对清华学校管理过苛不满，如闻一多因参加社会活动，被留级一年，他亦坦然受之，而朱湘则绝不苟且，学者雷素娟认为：朱湘少孤，抚养其长大的大哥又性格暴躁，使朱湘常有寄人篱下之感。朱湘心中积怨过深，总想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这是他后来情绪常常失控的重要原因。
1923年，刘霓君（本名刘宜君，朱湘嫌俗气，改宜为霓）在家人护送下北上找朱湘，刘是朱湘父亲当年指腹为婚、为朱湘定的亲，朱湘虽不满意，但出于同情，还是答应了。
1924年，朱湘回到南京，大哥为他举办了婚礼，但在婚礼上，大哥要求朱湘像对待父亲那样向自己磕头，朱湘却只肯鞠躬，双方吵闹起来，连喜烛都被打成两截。
1925年夏，朱湘回到北京，依然住在清华宿舍，“清华四子”再度聚首，但朱湘依然脾气急躁，一次竟让大司务将饶孟侃从饭桌上轰走，以不妨碍自己写作。朱湘贫穷，甚至付不出饭费，孙大雨把自己的皮马褂送进当铺换钱，帮朱湘渡过难关。
这一年，朱湘的诗集《夏天》问世，因与徐志摩往来甚殷，朱湘知名度蹿升，孙大雨向当时校长曹云祥求情，希望允许朱湘复学，曹问：“朱湘果然有天才吗？”孙说：“绝顶聪明。”曹说：“那就让他回来吧。”
这件事，朱湘始终不知道。
用七千字骂闻一多
1926年，朱湘参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的《晨报副刊·诗镌》工作，因此被视为新月派的中坚诗人，但朱湘很快就和闻一多闹起矛盾。
当时闻一多刚出版《屠龙集》，朱湘马上写了一篇《评闻君一多的诗》的文章，指摘闻一多作品的几大短处：首先是用韵错误，朱湘竟挑出60多处；其次是用字问题，指责闻一多的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第三是“总是将幻想误认为想象，放纵它去滋蔓”；第四是认为其缺乏音乐性。
朱湘一口气写了七千字，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说：“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
朱湘这么干，皆因《晨报副刊·诗镌》4月15日第三期上，闻一多将自己的《死水》和《黄昏》以及饶孟侃的《捣衣曲》排在版面上方，而将朱湘的《采莲曲》排在一个角落里，朱湘认为自己的作品比他们都好，觉得闻一多在嫉妒自己，便在4月22日《晨报副刊·诗镌》第四期上宣布与《诗镌》决裂。
朱湘还迁怒于徐志摩，公开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还发文称徐志摩“油滑”“是一个假诗人，不过凭藉学阀的积势以及读众的浅陋在那里招摇”。
对朱湘的举动，闻一多愤怒地说：“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为同疯狗一般。”梁实秋也说：“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
1927年，朱湘的第二本诗集《草莽》问世，它比《夏天》有了跨越式的进步，一举轰动文坛。
居然没混上洋文凭
1927年9月，朱湘被公派赴美留学。出国前，朱湘极为自信，计划用3年取得博士学位。可在美2年，朱湘先后换了3所大学，未能拿到任何文凭，在当时的清华公派生中，像朱湘这样铩羽而归的，仅有8%。
在美国，朱湘出现了精神危机：一方面，当时西方人对中国人普遍存歧视心理，朱湘过分敏感，终日生活在苦闷中；另一方面，留学生每月只有80美元，朱湘学习、养家都要靠它，朱湘在海外写给妻子的90多封信中，绝大多数在和妻子讨论钱的使用。
学者孟松指出，当时朱湘还有性压抑的问题，他在美国曾找妓女，并与白人同学谈过恋爱，但受困于经济拮据，只好主动放弃。
朱湘在国内时，曾多次表达对鲁迅的欣赏，可到了美国，态度却突变，给友人写信说：“××在这方面作起个头，骄气和溺爱使他不能作下去——我想也是他老了，所有的几句话都说光了，不然怎不见他作出一本写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呢？”朱湘在原信中直书无隐，这些信公开出版时，编辑代之以××，但一般认为，朱湘指的是鲁迅。
态度剧变，因鲁迅是当时文坛领袖，拿最优稿酬，而朱湘在生活重压下，想卖文谋生却无法做到，因而迁怒于鲁迅。
借钱借到苏雪林头上
1929年9月，朱湘回国，被安徽大学聘用，月薪300元，可该校经常拖欠，致朱湘生活艰难，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幼儿，因没奶吃哭了7个昼夜，最终竟被活活饿死。
也在此任教的苏雪林回忆：“这位《草莽集》的作者，一个常常穿着西服颀长清瘦神情傲慢见人不大打招呼的人。那时安大教授多知名之士，旧派有桐城泰斗姚永朴，新派有何鲁、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但似乎谁也没有诗人的架子大。”
为了向政府讨薪，校方拟派4名代表到省政府去谈判，有人推举了苏雪林和冯沅君，朱湘却怪笑说：“请女同事去当代表，我极赞成。这样经费一定会下来得快些。”苏雪林大怒，差点和朱湘当面冲突。
不久，苏雪林去武汉大学任教，1932年11月，她忽然收到朱湘寄自汉口一家低档旅社的信，说他赴长沙途中不幸被窃，旅费无着，请借几十块钱给他。苏雪林很奇怪，二人此前无往来，且武汉大学有朱湘清华时的同学，为什么不去求他们呢？
苏雪林借钱给了朱湘，此时朱湘“着一件满是皱折、好像很久都没换洗熨过的西装，脚上的皮鞋也满是尘土，容颜憔悴”。朱湘给了苏雪林一批他新写的诗，但苏觉得朱湘诗风变得晦涩了。
1933年，朱湘又来找苏雪林，说自己又被偷了，苏雪林明白他的意思，便又给了他一笔钱。
闻一多最终还是没帮上忙
闻一多听说朱湘四处借钱，便给饶孟侃去信说：“子沅（朱湘的字）恐怕已经是‘疯’了。”并嘱咐道：“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指朱湘）。”
朱湘似乎想与闻一多修复关系，但闻未积极回应。
朱湘与夫人刘霓君初期感情尚可，但小儿子死后，刘开始埋怨丈夫无能，夫妻关系渐趋恶化。没有收入，朱湘平时却要抽最贵的白金龙香烟，朱湘想靠写作和教书来养家，无奈得罪人太多，圈里谁也不敢用他，几番钉子碰下来，刘霓君只好在工厂给朱湘找了一份临时工。
1933年12月5日，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钱买了从上海去南京的船票和一些酒，还买了一包刘霓君最爱吃的饴糖。船至江心，朱湘跃入清波，结束了短暂的人生。
消息传来，故友极为震惊，因朱湘在清华学校时学过游泳，一个会游泳的人为何要选择投水自杀呢？由于未找到朱湘尸体，遂有传言称朱湘是假自杀。
朱湘身后有一子，即朱海士，朱湘去世后，朱海士一度沦落到贫儿院，后刘霓君改嫁，朱海士又不认继父。
1945年，刘霓君到了昆明，在大街上恰好遇到闻一多，闻亲笔写信并出资，让朱海士来西南联大学习，由于飞机误期，1947年朱海士才到昆明，而此时闻一多已被暗杀。
朱海士后来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解放后因历史问题在四营煤矿劳动，去世于1978年3月。
1974年4月，刘霓君逝于昆明。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