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像

因此，在古代笔记中，既不乏嘲讽神像无用的言辞，也有利用神像破案的故事，当神像动起来的时候，往往不是神的意愿，而是人的意志。

一、神像“破获”毒杀大案

清朝学者许仲元在笔记《三异笔谈》中，讲述了乾隆年间的犍为县县令姚方伯通过“请神”的方式替一位民妇雪冤的故事。

这位民妇属于典型的“留守老婆”，自从嫁到夫家以后，丈夫长年在外面做生意，很少回家。家里只剩下一个婆婆和一个小姑，民妇一向勤劳贤惠，偏偏赶上婆家这一对儿母女都出奇的刁蛮，婆婆虐待媳妇已经够受的了，“小姑尤狡狯，数恃母凌之”，搞得这民妇连死的心都有。

有一天，民妇和小姑因为什么事情拌起嘴来，小姑没想到平时由她捏咕的嫂子竟然还敢反抗，“不胜愤甚”，竟然起了杀心，把杀菜虫的药放进粥里，给嫂子喝，想把嫂子毒死。谁知嫂子接了粥，突然门外有人找她，便放下粥碗走了出去，恰好婆婆过来，见那碗粥熬得又白又香，暗想无论如何不能便宜了儿媳，“啜之，诸窍沸血，暴卒” 。

事情讲到这里，大概每个读者都能感受到，这婆婆和小姑母女俩，绝对是长了蛇蝎心肠的两朵奇葩，一个把另一个毒死也是活该。那小姑见老娘死了，竟顾不上悲悼，而是想着怎么继续坑害嫂子。于是揪着嫂子的衣袖大哭，说她定是不满婆婆的管教，在粥里下毒杀害。邻居们无论怎么也想不到真正的凶手竟是死者的女儿，平素又都知道这一家的婆媳关系很不好，于是都信了小姑的话，将已经吓得说不出话的民妇抓去送官。

此时的犍为县县令是个昏官，一顿严刑拷打，逼得那民妇承认了罪状，只待开刀问斩。就在这时，姚方伯接任了县官一职。按规矩，他只要当好自己的监斩官即可，但了解案情之后，他的心中充满了怀疑：那婆婆虽然七窍流血而死，但是小姑子怎么马上就知道毒是下在粥里的呢？除非……

姚方伯向上峰请示，重审此案，获得了批准，“研鞫兼旬，迄无端倪”，有那些好事者就在背后议论上了：“新任县令非要把这铁案翻过来，不是自讨没趣么？”姚方伯听说之后，也不在意，下令把那小姑抓来，与民妇一起关进城隍庙，除了庙门口有几个衙役守着之外，屏去所有人，“使人窃听之，亦不流露”。

民妇恨极了小姑，却因为一向笨嘴拙舌，知道辩她不过，索性早早就席地而眠。小姑却忐忑不安，毕竟这是在城隍庙里，四周的神像虽是泥塑，但一个个横眉怒目，似乎看透了人世间的种种罪恶和伪装，在烛光的照耀下，更显得恐怖森严，吓得她整整一夜都没有睡踏实。

这么的，熬到了第三天晚上，小姑又出言不逊时，那民妇忍无可忍，与其再一次打起了嘴仗，一直吵到了半夜三更，“争折既久，疲倦欲卧”。

正在这时，烛火一闪，只听扑簌簌一阵响，一座手执木剑的神像忽然在台座上摇晃起来，“势将扑人”！民妇目瞪口呆，而小姑则以为是神仙显灵了，吓得大叫一声，跪倒在地，一面把头磕得咚咚作响，一面哀求着：“饶了我吧，不敢欺骗神灵，那碗粥里的毒药是我下的，本来准备毒死我嫂子，不是为了毒杀我妈，我妈是自己喝的，怨不得我啊！”

只听一阵朗声大笑，姚方伯走了出来，对着那神像道：“可以了！”

只见神像后面走出一个衙役，笑着说：“县令大人的妙计，果然查清了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姚方伯事先安排好的，利用真凶心中有鬼的心理特征，连续三天都让她在城隍庙里承担心理压力，待她的承受力已达极限时，“幕后置人，推神而起之，小儿女畏鬼，真情遂毕现”。

二、土木短鬼手中的扇子

会动的神像，在古代笔记中屡见不鲜，最有名的当属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的一座会动的泥佛。

邑州（治所在今天的广西南宁南部）有一段时间发生战祸，兵荒马乱，死尸累累，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人们赶紧动手恢复家园，“城垒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辄自动摇，昼夜不息”，一座佛像自己晃来晃去，而且一晃就是数月，隐含的意思是佛都坐不住了，无疑预示着某种凶兆。“时新经兵乱，人情甚损”。有司不敢隐瞒，赶紧报与上峰知晓，有那迷信的官员就“置道场禳谢”，然而佛像还是照动不已，恰好来了一位姓刘的知州，此人从来不信邪，觉得这泥佛蛊惑人心，破坏好不容易取得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直接拆了扔江里了，“至今亦无他异”。

作为科学家，沈括在这篇短文中表现出了“不信邪”的倾向，至于泥佛为什么会动，从前面姚方伯断案的事例中，读者一定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在捣鬼作怪。

除了“人为”造成的神像会动之外，还有一些神像的“动因”，更可以解释为心理因素。

南宋的大文学家洪迈在笔记《夷坚志》中写过一个“江友扫庙”的故事。江友是江西鄱阳人，“以庸力自给，一生不娶妻，老而强健，负担不衰”。八十岁那年，他捐身于庙中，每日洒扫庭院，“日饭于庙祝孙彦亨家，夜则宿庑下”，孙彦亨的日子过得也十分贫苦，自己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江友就更加吃不上饭了，有时一饿就是好几天。

绍熙（南宋光宗年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天色欲晚，江友又是饿着肚子洒扫庭院，“门户未开”，面前却忽然出现了一个秀才，问江友年岁几何？江友说老翁八十四岁矣，秀才说：“我知道你好几天没有吃饭了，更没有钱用，今天是特地过来周济你的。”然后叫来他的奴仆，耳语几句，那奴仆退下，片刻之后，又拿来了米一斛、钱三贯，放在了江友面前，江友大喜，一拜再拜，抬头看时：那书生和奴仆却已全然不见踪影。

江友喜滋滋地带着钱米走进佛堂，忽然发现三座神像中的一座仿佛“起立系腰绦”，江友揉眼再看时，一切已经恢复如旧，神像依然威严而无声地矗立在神坛之上。从此，江友“每于深夜闻神王驾车出，其导卒吆喝之声，全如带铃鹁鸽然”，他把自己所遇到的和听到的，告诉外面的人，“庙外居者亦时或闻之，但未尝有所睹”。
其实，根据除了江友之外的人，只偶尔听到一些带铃鹁鸽的声响，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神王驾车这一点，基本上可以判断，江友的讲述是不折不扣的“饿昏了头”导致的幻听、幻视，不过，对于一个年过八旬，衣食无着，只能靠着泥胎寄托自己“米一斛、钱三贯”的美好梦想的老人，我们还能苛责什么呢？

《夷坚志》中另有一则故事，倒仿佛是对“江友扫庙”的某种回应。北宋名臣范质在还未入仕前，有一天坐在封丘的一个茶馆里喝茶，见壁上有不少人题诗，无非是些表风流、咏胜景的凡俗之句，便挥笔写下了“大暑去酷吏，清风来故人”，忽然身后有一怪陋之人对他作揖道：“世间的酷吏给黎民百姓造成的饥寒交迫，痛苦之深，比大暑更甚，希望您有朝一日显达了，不要忘记今天的抱负。”然后扬长而去。范质一头雾水，却找不见了自己放在桌上的扇子。过了几天，经过一座小庙，“见一土木短鬼，状貌酷类茶肆中者，扇亦在其手中”。后来范质当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奏朝廷，要详细制订律法中的条文，杜绝官吏的贪酷行为。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土木短鬼化成人形，夺去了范质的扇子，但事情的真相，也许只是一个对苍生的痛苦感到不平的狂生，在对范质表达了期待后，去小庙里祷告之后，随手将一把错拿的扇子插在了小鬼的手中吧！

三、四座跪像集体托梦

供奉在寺庙中的，除了传说中的神灵，还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最有名的就是关羽。关二爷的忠义堪为千秋典范，所以从江湖到庙堂，都少不了膜拜。据清代阮葵生所著笔记《茶语客话》考据，关帝庙的建筑应该始于元代之前，至于关羽的封号——“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则是明万历四十二年，由万历皇帝亲自加封的，此后，“关帝庙遍海宇，一村一社处处有之，虽塞垣边障，祠宇亦多”。到了清代，从顺治到乾隆一直对关二爷颇为周照，加封不断，毕竟已经得天下者，最倡导的莫过一个“忠”字。庙多了，传说也就多了，在古代笔记中，要说走下神坛管闲事儿的神像中，出场率最高的就是关羽，尤其是凡人遇到妖魔鬼怪纠缠，只要进了关帝庙，基本上就安全了，倘若真有不识好歹的还敢进来滋扰事主，百分之百都要被青龙偃月刀一劈两半的。

相比之下，另一位“武圣”岳飞则在神位上坐得稳当，反倒是岳飞神像边的另外四座塑像不够安分守己，自讨苦吃。

事见钱泳所著清代笔记《履园丛话》。如果说中国历史第一奸邪之臣，什么董卓李林甫严嵩魏忠贤统统靠边站，谁也甭跟秦桧争，争也争不过，这主要是因为秦桧把中国人最不能忍的两件事儿，一锅烩地全干了：一是卖国，二是陷害忠良，所以“堕豕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焚灰，人心犹未快也”。明朝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挥使李隆把秦桧、王氏和万俟卨反绑着的跪像塑在了岳王坟旁边，结果游人们多了一个“宣泄室”，对这三尊跪像连打带砸，最轻也要吐两口唾沫，没多久竟打碎了。万历中，按察副使范洙重新用生铁铸了这三座跪像，还买三送一，将陷害岳飞的武将张俊也添了上来，凑成四座。到清乾隆年间，四尊铁制跪像又被广大人民群众给打坏了。县官禀告浙江巡抚熊学鹏，请示该怎么办？熊学鹏“窃念岳王灵爽在天，逆桧沉沦地狱久矣，顽铁无知，何烦重铸耶”，于是下令，不必再重铸那四座跪像了。

当天夜里，熊学鹏做了一个梦，梦见秦桧、王氏、万俟卨和张俊那座铁像来到他面前，“叩谢阶下”，感谢他不再让他们受到世人的唾骂击打……惊醒之后，熊学鹏勃然大怒，觉得自己的本意是勤俭节约，不愿把好端端的生铁浪费在这四个人渣身上，谁知竟如了他们的愿，这要是传了出去，世人倘若说自己是意欲给秦桧翻案，那在官场混不下去都是小事，没准儿还要连累子孙后代吃瓜落，弄不好张俊旁边再添一个跪像，刻的就是自己的模样！于是他马上更改了命令，“仍饬县官重铸”。

生铁比泥胎更结实，塑成人像后，反而比泥胎碎得更快——决定塑像寿命的，并非其材质，而是塑主生前的行状。有的塑像，人们希望它能多动一动，有的跪像，人们在梦里见到都觉得晦气，这里面，自有历史的公正。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