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文洁若

从外面回来的文洁若进了楼道，没直接上电梯，先去了墙角立着的一排信箱处。她掏出钥匙，试了几下，才打开自家信箱。因为骨质疏松，她的背驼得有些厉害，信箱就似乎显得更高，她不得不微微踮了踮脚。信箱里是厚厚一叠报纸，她全部拿出来抱在怀里，再小心地锁上。

文洁若家是打通的两间书斋，她和萧乾曾为它起名“后乐斋”，化用的是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她还专门把这句话写成一幅字裱了起来。家门上插着些小纸条，上面是她向来一笔一画的字迹，细看内容，大约是“有快递请按铃，若人不在请放隔壁”之类，还清清楚楚写明了隔壁几家的门牌号和姓名。孩子们都在国外，她一个人生活，脑子里清明得很，耳朵不聋眼睛不花，说自己不用人照顾，连走路也不要人搀扶，吃饭都是自己弄的，饭量还不错。

四室一厅的“后乐斋”听起来挺大，但里面空间相当逼仄。书籍，剪报，手稿，来不及扔的快递盒子，在几个屋子里堆成一座座小山。人在里面走动，需要不停地挪走脚下的物体，开辟出一条仅供侧身的路来。一口废弃的冰箱甚至也被用来当作书柜，因为装了太多的书而合不拢。但最显眼的，却依然是这里的老主人——橱柜高处，立着一幅萧乾1939年在剑桥时的大照片。照片中人正青春无匹，歪着脑袋，穿着时髦的夹克，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笑嘻嘻地注视着自己晚年的生活和相濡以沫的妻子。灿烂的笑容中带了一丝可爱和淘气，像一束光，骤然照亮了整间屋子。

“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今年4月，文洁若为这间屋子专门新写了一篇小文《我们的后乐斋》，里面有这么简洁而郑重的一句。萧乾在后乐斋做到了“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她自己也巴望能像他一样，因此现在每天还在读书、翻译，并计划到100岁时写本自传——“我一定能活到100岁。周有光不都活到111了嘛！”

“年轻”的老太太

文洁若爱给人送书。一到她家，第一件事必是赠书。她会从满屋子的书堆里挑出合适的一本来，问清楚你的名字，再问是叫先生、女士好还是叫同志、同学好，然后认认真真写上赠语，再端端正正钤上印，一丝不苟。

这天，她正准备把一套珍贵的岩波书店版芥川龙之介日文全集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来来回回查看是不是缺了一本，直到数清楚了才放下心来。清华图书馆特藏部的袁老师告诉我说，文老经常给图书馆捐书。同来的还有一位日语系的研究生，文洁若执意要送他一本日语词典。

从楼下拿回来的报纸被文洁若放在书桌上。座椅旁安放着一台座机，一伸手就够得到。她不用手机，也极少看电视，报纸和电话，就是她和世界联系的渠道。她每天都看报纸，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小情她知道不少，并且记性极好——说起前段时间18岁史学天才自杀的事件时甚至讲到了许多细节，强调“报纸上都披露出来了”。若是某个热点事件的内幕她不知道，就会一边有些疑惑地说“我怎么没在报纸上看到呢”，一边着急地听客人讲述，思维敏捷地发表着观点或疑问。

她89岁了，但好像一点也不衰老，一点也不落后，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胸前，别着清华校徽，里面穿了一件挺时髦的连身裙，外面套了一件宝石蓝的风衣，脚上则是一双中长的靴子，精神头儿足得像是刚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身上的衣服和鞋子是弟媳或外甥女们买的，她好像挺喜欢，蹬着靴子拄着拐杖，噔噔噔的小碎步走得挺利索。

三年前，86岁的她还这么踩着小碎步去日本重游了一番，尽管那时的中日关系相当紧张。日本算是文洁若的“故地”：1934年，七岁的她时被担任横滨总领事的父亲接去日本，在那里初初接触了“翻译”是什么；解放后，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日本文学翻译，成了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此次赴日，原是去受邀参加关于萧乾先生的学术探讨会，而她自己却也以翻译事业上了日本报纸的头版。她去拜访已故作家松本清张的助理，这位助理年纪也不小了，听说松本清张的中文翻译来了，急忙跑了好远出来迎接。

人都会老，文洁若也是。但看着她佝偻的腰身和深深的皱纹，又会让你觉得，衰老不可怕，相反也有可能是极美丽的。老太太自己似乎也是这么觉得的。她要给晚报提供一些照片，于是欢快地越过一地杂物，从一个锁住的柜子里抱出好几个装照片的盒子，一张一张挑选，并对每张上面分属各个年龄段的自己做出快速的点评，“这张好看”或是“这张不好看”。直到翻出泛黄的一张，上面是扎着两个小辫、坐在船上望向远方的少女，她才突然停住，认真端详了几秒说：“我最喜欢这张。”翻过来，背后是几个用圆珠笔写的字：1953年6月，萧乾摄于北海。两人是1954年结婚的，算算那时应还是甜蜜的恋爱季节。

说这句话时，89岁的文洁若声音仿佛特别安宁，尽管她说过自己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

文洁若

多亏了“业务骨干”救家

今年四月的北京阅读季上，文洁若来到《文章皆岁月》一书的活动现场，聊起她和萧乾读书的事儿。《文章皆岁月》收入了萧乾经历十年动乱后于晚年创作的散文，是由文洁若亲自审定的，多是“文革”杂忆与自我反思。

1957年“反右”时，萧乾被打成右派。读他晚年写的文章，让人觉出他在一个特殊时期的谨小慎微和绷在弦上的警惕心。但在文洁若心里，萧乾最大的特点却是“幽默”。她说，有一次自己写“造诣”一词，不小心写错了，把“诣”写成了“脂”，萧乾看了哈哈笑说，我都够胖了，还给我“造脂”呢！

1966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右派”萧乾曾服下安眠药企图自杀，所幸没能成功。夫妻俩失去了在北京的房子，被下放劳动，家里一切乱了套。但回想起来，文洁若始终觉得两人的境遇算好的，“至少萧乾从来没挨过打”，“‘文革’后还能写二十多年，是天大的幸运”。她还会举出其他一些她所知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虽然有些像“比惨”，但她好像是真的豁达，谈起一些往事时还会忍不住笑起来，好像什么也不能妨碍她从中发现某些好玩和有趣的东西。比如，“总比抗日时好得多。萧乾在下面劳动的时候每个月有26块钱，还有40块钱家属补贴，一共66块，等于大学生呢”。又比如，“我给传达室打电话找萧乾先生，结果传达室人说，我们这儿没先生！”她模仿着当时人的腔调说话，没说完却先逗得自己哈哈笑起来。

令文洁若最自豪的，是自己“三次靠着业务救了家”。她幼年学日文，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又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工作表现突出，被副总编楼适夷视为“业务骨干”。第一次“救家”是在1956年，张光年说服萧乾，把他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也想把文洁若一同调过去。但楼适夷死活不放这个“骨干”，只好作罢。次年，萧乾被划为“右派”，文洁若挺后怕，“去《文艺报》就糟了，要是两个人都打成右派就糟了”；第二次是在1958年，下放劳动报名，“我想我报名了，萧乾就不用去了”。不久，社里念及她的业务能力，就又把她调回来继续搞翻译了；第三次是在1973年，一批干校的人开始往回调，费尽周折，也总算把“骨干”文洁若调回出版社，萧乾跟着也能落脚了。尽管家只剩下个被堵住两头的门洞，文洁若只能住在单位的办公室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年，直到有了木樨地的这套居所。

萧乾写过一本《文学回忆录》，晚年还想写一本《感情回忆录》，写写自己的人生情感经历，却被文洁若阻止了。她的理由是，萧乾的资料笔记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只能凭靠记忆，再写就是重复了。“没什么可写的，人不能重复自己，不能让读者老看那些。”

我问文洁若，看多了身边人的命运起伏，她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什么看法时，她却讲了翻译伉俪杨宪益和戴乃迭的故事。“Gladys Yang（戴乃迭）年轻时真是漂亮，不比林徽因差，儿子自杀伤了她的心，她一下子苍老了。我想写几句话为他们打抱不平一下，但杨宪益后来说，我对自己的现状还是满意的。我想人家本人都满意了，我还说什么呢？”说着，文洁若又轻轻笑了，好像非常圆满地回答了问题。

工作让她一直年轻

文洁若常常说，和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的日子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她虽毕业于清华英文系，但工作将近40年，除了之前给萧乾与他人合译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做过校订外，还没有正式翻译过英文作品。

1990年，译林出版社要出《尤利西斯》的中文版，社长李景端登门拜访了诸多翻译名家，竟都无人敢接。钱锺书甚至说：“八十衰翁，若译此书无异于别开生面的自杀。”

找到萧家，同样八十岁的萧乾也想打退堂鼓，尽管他在英国时啃过好几遍《尤利西斯》原版。反倒是63岁的文洁若跃跃欲试，带着一种“自我满足”式的心理：“我在日文组、俄文组都待过，英文却一天也没用过，我觉得我们应该翻译。”萧乾一开始只肯校订，等看到文洁若翻译的几章初稿还过得去，才同意“合译”。文洁若说，两个人那时劲儿很足，全力以赴，一天能翻译十几个小时，还有分工——“我管‘信’，他管‘达雅’”。

这个故事成了一段流传甚广的佳话。其实早在上清华之前，文洁若的英语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从日本回来后，她上的是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学校，一周上五天，全英文教学。小文洁若学得很快，心里还打如意算盘：按照这个速度，五年就能结束原本需要十年的学制了。在学校里，她的英文名叫Margaret，有个教英文的修女不会中文，上课时常常喊她：“Margaret，translate it（Margaret，给大家翻译一下）！”

“环境很重要。”文洁若这么总结她学外语的经验，都归结于童子功上。“到日本后，就补习了半年日语，插班进一年级，全会。小孩就这么快。”她挺骄傲。

可惜的是，后来家里经济衰落，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她只好从圣心辍学了，后来转入辅仁女中。家中经济的困难，给文洁若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只有五年级时得过一次优等生，其他时候都没得过，老师给我打‘乙’。五年级那年，我买了一块白布，做了一个围裙，这才得了优等生。”因此，再想起“文革”时，她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了。“我们文学出版社是国营的，那时有段时间大家都没怎么工作，还照发工资呢！”

直到现在，文洁若都是一个相当节俭的人。在外面吃剩的饭要打包带回来，看到别人家灯火通明，第一个反应是“这每天得烧不少钱吧？”她自己一直过着简朴的物质生活，工作之外，也没别的兴趣爱好。“别人送给我的花我都送出去了，放我这儿肯定就死了。”

现在，她依然每天都在伏案翻译，一边和弟弟文学朴合译松本清张的小说，一边谋划着再译译芥川龙之介。她挺喜欢芥川的《将军》那一篇，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小说的情节，记得清楚得很。从现在到她为自己设定的写回忆录的100岁，还有十来年时间，她一点都不着急，还慢慢计划着呢。工作让她一直年轻。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