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邹佩珠为太阳宫体育馆休息厅作大型浮雕

1938年底，邹佩珠考入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担任学生会主席，是学校里很活跃的学生之一。课余时光，她经常组织一些进步学生来参加宣传活动，办墙报、组织木刻创作、带同学去重庆看进步人士的话剧演出，她也常和同学们打排球，这里面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画家朱德群。

谈及邹佩珠与李可染的相识，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李可染的妹妹李畹。1940年，李畹考上国立艺专，学校从璧山迁到松林岗，分宿舍的时候，邹佩珠成了李畹的室友，是李畹的上铺。邹佩珠性格爽朗、乐于助人，李畹也愿意和她聊天，一来二去她们就聊到了李可染：“他是西湖艺术院的学生，深受林风眠先生的青睐。是他把我从家中带出来的。他在郭沫若先生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一些进步文化人，如田汉、洪琛等人在一起工作。”这成为邹佩珠认识李可染的开始。

1943年陈之佛任国立艺专校长，聘请李可染来艺专任教。一天，李可染来到国立艺专，在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恰巧碰上邹佩珠在路旁画画。他走到邹佩珠面前，看了看她画的画儿，问道：“我想找李畹，你知道她在哪里吗？”邹佩珠看了看他，说：“我带你去。”邹佩珠第一次见到了李可染。

李可染喜欢京剧，爱拉胡琴，正好邹佩珠也会唱上几句，他还点拨邹佩珠改行专攻老生，苦练《乌盆记》。两人既在艺术上相互交流，也能够给彼此的生活带来乐趣，一来二去，逐渐产生了感情。

相识一年之后，两人决定结婚。当时李可染一贫如洗，随身携带的只有一个皮箱，里面只有几件简单的衣服，更不用说其他家当了。在沙坪坝附近的一间农舍，两人借了旧床铺、旧桌椅，用石灰简单刷了一下墙，以示“新房”。谁知农舍的墙是土夯的，刷了大白后坑坑洼洼，还不如不刷。不久之后，林风眠先生主婚、李世超先生证婚，李可染与邹佩珠举行了婚礼，一次平凡的相遇，注定了45年的长久陪伴。

被齐白石誉为“珍珠”

上世纪80年代李可染与邹佩珠在画室“师牛堂”

1944年，李可染与邹佩珠的儿子李小可出生了。战争年代，普通教员的薪水是十分微薄的，不足以维持这一大家子人的开销，而李可染所能做的，就只有卖画，加上家里亲戚不时的接济。对于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妻子来说，操持这个家庭的家务，绝非易事，也并非每个女子能够接受。

解放后，邹佩珠与李可染来到重庆，李可染举办了一次水彩画展，徐悲鸿观后表示喜爱，从画中看到四川山水的特殊意境，随即提出用自己的一幅水墨《猫》，来换一幅李可染的作品。

没过多久，邹佩珠与李可染就接到徐悲鸿的邀请，前往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在徐悲鸿的引荐之下，李可染拜在白石门下，常去白石老人那里拜访求教。一日，齐白石递给李可染一个纸包，里面包着小印章，引文是一个“李”字。但在“李”字的右下角，有个特别小的圆圈，他很奇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去问白石老人。齐白石说道：“这是珍珠啊，你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珍珠’。”原来，这个小圆圈就是指的邹佩珠。白石老人还曾题赠书法“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可见他对邹佩珠的赞誉。

在国立北平艺专的日子，也不大好过，薪水仍旧不够生活，起初还向中央美院借钱，后来就全靠自理了。邹佩珠为了贴补家用，除了在中央美院教书之外，还要在中学教美术课。在李小可的记忆中，家里人几乎没穿过什么新衣服，“当时田汉的女儿结婚，我连一双完整的鞋都没有，母亲只好从自己的旧衣服上剪了一块布缝好。小学升初中的时候要拍证件照，母亲拿他的一件灯芯绒衣服给我改了件‘礼服’出来，穿上它我很高兴。”

培养出多位女雕塑家

邹佩珠创作的《掷铁饼运动员》至今矗立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

在中央美院任教之时，邹佩珠特地招收了很多女学生来学习雕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中国雕塑界的很多女雕塑家，都是她的学生。

新中国建立之初，邹佩珠就曾参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她还策划筹办了中央美院雕塑创作研究所，使得央美师生创作大型雕塑作品成为可能。她的雕塑作品也出现在全国多地，如曾坐落在安徽泗县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北京体育馆大型浮雕《运动员像》、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掷铁饼运动员》等等。很难想象这些别具力量感、视觉冲击力的作品是出自一位女雕塑家之手。

在很多同事、学生眼中，邹佩珠是纯正的“事业型”女性，她自信、自强，做任何事都力求做到最好，敢作敢当，敢于撑起“半边天”，所以在照顾家庭之余，邹佩珠并未放下雕刻刀，仍挤出宝贵的时间，来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努力。但她为了李可染能安心创作，最终选择了放弃——20世纪70年代末，李可染决心登井冈山、九华山，进行一系列中国画创作，到访杭州、桂林、苏州等地，拍摄《李可染山水画》、《李可染画牛》、《为祖国山河立传》三部教学片。

邹佩珠对于李可染信心满满，她相信李可染是有思想、有能力的艺术家，他的潜力无比巨大，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就。为了他能全力以赴去创作，没有后顾之忧，李可染走到哪儿，邹佩珠都陪在他身边，照顾他的身体，提醒他吃药，为他安排好工作和生活。

帮李可染整理画具后睡沙发

1977年，李可染受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绘制作品《革命摇篮井冈山》，绘制红旗时需要用红色颜料，但由于颜料长时间没使用，封口的颜料早已干结。李可染不小心一挤，颜料喷了出来，在画面上留下一米多的长道，眼看着作品即将完成，他顿时心中一紧。邹佩珠见状，先安慰李可染，让他去休息，自己则用小刀片将颜料一点点刮下来，然后把破的地方用宣纸补好、填平，使李可染第二天早上得以继续创作。邹佩珠为此一夜未眠。

为了创作这幅作品，李可染冒着叠趾的疼痛登山写生，邹佩珠买了一双千层底，又定制了一张厚毡垫作为鞋垫，在毡垫上挖一个洞，才缓解了脚骨突出带来的登山之痛。

晚年的李可染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加之神经衰弱，常常失眠。为了不影响他休息，邹佩珠每天晚上帮他整理好画具之后，就在“师牛堂”（李可染的画室）的沙发上睡觉，这样的夜晚一过就是十年，直至李可染去世。

李可染的去世，给邹佩珠带来很大的打击，毕竟相濡以沫四十多年，早已习惯这种日子。她的愿望，便是有生之年为李可染的艺术事业继续奋斗，成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在海内外举办展览，推广李可染的艺术，关心年轻艺术家、特别是女艺术家的发展，有求必应，事事亲为。与此同时，她的内心一直充满光明，面对困难时，总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对待，这是时代所促，也受那些大家言行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开始，邹佩珠患有腰间盘突出，一直靠推拿维持，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经常腰、腿疼痛，她以超出常人的坚韧，去对待疾病，自我保健、自我锻炼。晚年她还醉心书法，时常练字到凌晨两、三点。

但她始终没忘记的，是李可染。2012年，邹佩珠在拍场与久未见面的画作《韶山》“会面”，看到画作时，她执意从轮椅上站起来，驻足在画前向爱人致敬，而后欣慰地自语：“能再看见这画，我知足了，看见这画，就看见李可染了，见画如见人。”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张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