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山

新婚的钱锺书和杨绛，搭乘P&O公司的游轮赴英留学。

杨绛先生自道业余，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自谦在文本创造方面贡献平平。

确实，杨绛先生的写作技巧并不复杂，止于文从字顺、明白如话，而她文章中所含的道理亦浅白，并不是多么幽深，那么，为何能被这么多读者所接受？

杨绛先生的创作有两个高峰期：一是上世纪40年代，她接连写了几个喜剧，风靡一时，成名还早于钱锺书先生；二是在晚年，随着《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书出版，使杨绛先生成为著名作家。

对比这两个高峰期，不难找出某种共性：上世纪40年代虽中国仍在战乱中，但上海局势相对平静，近百年积淀而成的市民文化基础仍在，他们是喜剧最理想观众群体；而《干校六记》等则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因改革开放，社会迅速崛起，对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需求。

显然，杨绛先生的创作较好地契合了这两个阶段读者的需要。

上世纪40年代，中国文坛创作样式较多元化，但受众群体小，此外，社会有更迫切、更具体的需要，正是在这种需要的压力下，后来数十年中国文学创作走上了另一条路，即工具式创作，文学被视为达成某种现实需要的工具，致创作日趋格式化、单调化。

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在于它拥有自性，不尊重它本身的规律，就难出真正的好作品。回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国产名著，从今天的眼光看，艺术上均有这样或那样的硬伤，很难传诸后世，恰如孔子所言：“言而不文，其行不远。”

为何“业余作家”杨绛先生能突破这个窠臼呢？ 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是杨绛先生写作中的幽默感。

在相当时期，幽默是文学创作中的稀缺品，因为幽默是反权威的，与差序社会格格不入。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就狠狠地批评过一位爱开玩笑的保加利亚同志，认为他有失尊重。确实，有的玩笑很粗鄙，最好不乱讲，可问题是，什么是幽默、什么是粗鄙，标准很模糊，在禁止坏笑话的同时，常常会将宽容也一并抹掉。

杨绛先生善讽，与家庭渊源相关，与后天学习相关，更与曾经的生活环境相关，在当时，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人实在太少，这使杨绛的写作具有某种独特性。
其次是杨绛先生写作中的反现代性。

杨绛先生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曾赴日本、美国留学，回国后一度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因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而轰动一时，最终却壮志未酬，逝于抗战即将结束时。

因为有理想，便贸然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中，这本身很可能是一件残酷的事，因为个体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投入后的结果如何，都是未知数，用热血掩盖自己的未知，又如何避免“以创造天堂的名义建出地狱”的风险呢？

毕竟生活是无限丰富的，充满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能用工程思维去解决系统问题，否则难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怪圈中。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明天证明得很清晰、很完美，可真正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证明，人类的理性未必能精确把握未来，正如股市，只要时间足够长，最好的计算者与最坏的计算者，彼此的收益其实差不多。所谓的预测与精算，并不比拼概率更有效。

从杨绛先生的创作中，处处可见强烈的“隐身”“归零”的冲动，她主动疏离于尘世，正如苏东坡诗中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绛先生不愿被裹挟，不愿成为潮流的一分子。这其中，有人生智慧的因素，可能也有对父亲人生反思的因素。

在杨绛先生的《隐身衣》中，杨先生曾问钱锺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选择了隐身衣。

理解反现代性理论并不难，但能深入其中，并将其化为行动的人，则寥寥可数，这是杨绛先生创作的另一特色。

在当代作家中，也有一些人能融会这两种特色，但幽默感与反现代性均源自外国文学，运用失当，易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写冷笑话、发牢骚并不难，能将自身生命体验融入其中，绝非易事，而这恰恰是杨绛先生的擅场——她能将这两者与传统有机沟通，创作出普通读者也能看懂的文本。

为了实现二者对接，杨绛先生在写作中更多采取家庭视角，而非个人视角与上帝视角，从而在情感上找到了立足点。

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写道：“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多少人被这段话所打动，因为那是几代中国人命运的共同写照——背负着理想出发，却收获了累累伤痕，最终却发现，谋一间可遮风挡雨的居处，竟如此艰难。杨绛先生的笔下，没有孤独、虚无、反意义之类的炫词，却让我们明白，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它离不开自由的滋润与呵护。

人类创造文学，无非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要我们活着，就注定无法获得最终的答案。但不断追问，生命便会不断丰富，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问与思考的过程。

“九蒸九焙”之后，方可语人生。杨绛先生的文本不复杂，但文本背后的思考却深沉，它给人的回味亦悠长。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