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瑶

不恰当地套用一句网络用语：他久已不在江湖，江湖上却一直有他的传说。这些年来，阿城写狭义的“文学”少了，但他早年出版的作品，包括中篇小说代表作“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别具特色的短篇小说集《遍地风流》，智性通脱的散文随笔集《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等等，都依然是不少人的枕边长读书，被“江湖”视为“有笔力”的典范。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一回《阿城文集》，五卷，即以上五种。

今年三月，汉唐阳光又推出了《阿城文集》，这次是七卷。除了以上为人所熟知的五种，还新出两册随笔集《文化不是味精》和《脱腔》，收录了一些集外作品与这些年的新作。《文化不是味精》延续了他的清谈风格，按文化、电影、绘画摄影、音乐、人物等类别编纂；《脱腔》则主要由《华夏人文地理》卷首语系列，读书所得所感以及与查建英、陈村、宁财神等人的谈话这三部分组成。这是阿城的作品迄今为止最全的版本，由阿城本人亲自校订。

文集的一位年轻编辑的手记，当他们提出为阿城编这么一套文集时，将近七十岁的阿城起先很是踌躇，不愿意为过去的文字耗费这么多时间：“出什么文集呢，你们不给我找麻烦呢嘛。”但到了正式编纂校订，却一点也不含糊，对于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发表刊物，都责成编辑一一查找订正，因为“时间本身是有意味的”，什么话什么时候说、怎么说，都不能脱离其背景。对于旧作，增添了外文版序言和相关名家对谈；对于新出两种，更是反复增删添改，直到定稿前一天，还添了好几篇文章进去。最后，两本书的体例、编排和编辑最初草拟的模样大相径庭。对于阿城这么一个兴趣点广泛、注意力转移迅速的人来说，这种“锱铢必较”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85年，阿城在《文艺报》上写了篇有名的文论《文化制约着人类》（后来被认为是“寻根文学派”理论文章之一），有些含含糊糊、不便明说地表达了“文学家若只攀在社会学这根藤上，没有深广的文化背景，其后果可想而知”的观点。那时，他才刚发表处女作没多久，应还未能预料到后来自己文集的出版，却已对文学创作面貌有了一个整体性的观测和预见。回到前一年，横空出世的《棋王》令人讶异：在知青文学的一片血泪声中，同是知青的阿城却讲了一个下棋的故事。主人公王一生也是知青，绰号“棋疯子”，以一当十，有种不可捉摸、高深莫测的道家风度，于清淡中入骨三分。但到了今天再看，阿城的叙述就显出了它的恒久性和不过时性，因它不以时代而以文化为底子。其他文学家不写文学了，即为“封笔”；但阿城后来不写小说了，还能持续地表达，在文化的多棱镜上，辐射出更深更广的面向来，堪称无二。

传统：“他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由新版《阿城文集》出版之际，《书乡周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和他一起聊聊阿城的人和文，以及折射出的诸道文学史、文化史景观。

孙郁：阿城是个高人，远远走在前面

《书乡周刊》：阿城处女作《棋王》最初发表时，您读到感觉怎么样？

孙郁：那时我们看了，都傻了，小说还能这么写。他回到了过去明清小说的传统里，又有一点现代人的智慧在里面，不简单。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那一代作家里，他是分量最重的。之前我们看的都是红色文学、革命文学，把士大夫的东西和旧小说的东西都切断了，而他接上了。当时，除了汪曾祺有老一代的民国基因，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不可能有这么一种底色。阿城后来如果继续写小说会写得更好，但他没有，写别的去了，也是有点可惜。不过他可能就是更适合写小的，像博尔赫斯那样。

书乡周刊：这种底色和阿城的家学渊源也有很大关系。

孙郁：是的，他爸爸钟惦棐是搞电影理论的，很厉害，家里藏书很多。钟惦棐1957年被打成“右派”，阿城做什么都没有资格了，不能去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只能去琉璃厂，看看古书古字画，和小兄弟谈谈文物鉴定，反倒因祸得福，得到了主流文化没有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有趣味。他到云南插队，写着也是玩儿的，没有那么功利性。因为没什么书看，就凭着自己记忆把看过的东西写下来，却写得那么好。汪曾祺在1980年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个奇迹（注：汪曾祺代表作《受戒》发表于1980年），阿城起来，就属于新中国出生的这一代的奇迹。《棋王》和《受戒》都是当时的典范。

《书乡周刊》：在中国文学谱系里，阿城应该可以说是接续了汪曾祺那一脉下来的。

孙郁：他们有相似性。《棋王》一出来，汪曾祺就写了评论，评价很高，甚至说“这样的小说我写不出来”。但还不完全一样。阿城是旧小说、市井这一派比较多。汪曾祺比较复杂，开始接触现代派，后来又接触明清小品、古代戏曲，最终杂陈成这么一个模样。汪先生是更散淡，是生活艺术化、诗化的写作。而阿城的文章里还是有股不平之气，有对社会明显的批判。汪先生也有批判，却用诗意的东西把它们净化了、驱散掉了。

《书乡周刊》：的确，读汪先生觉得是清淡，但读阿城觉得有股清峻。

孙郁：是，阿城身上有一种六朝文人的气质，比如和政府不合作，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汪曾祺是随遇而安，你让我到主流里，我就到主流里，就写样板戏。你不让我到主流里，我就安之若命。但他们都把汉语的魅力发挥到了一定高度，这个很不简单。

《书乡周刊》：看到网上有人问文章怎么写出笔力，不少人都举《棋王》和《受戒》的例子。读阿城小说，可以看出他对文字的掌控力很好，很节制。

孙郁：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而且能抓住古代文学的魂。他熟悉古代小说的套路，但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是在那套语言中浸泡，再用那种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写他们那代知青的生活，王小波也是一个，和阿城是两个高峰。不过王小波用的是现代人翻译过的自由主义的语言，而阿城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比较重。在八十年代那一批作家里，阿城是硕果仅存的几个我觉得写得很好的。当时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家，现在已经没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了，但阿城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他有种沉甸甸的东西在里面，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五四之前更久远的地方。

《书乡周刊》：这次新出的七卷本《阿城文集》您都看了吗？

孙郁：都翻了翻，前五本以前出过，都看过。他能记言论，我非常喜欢。他的《脱腔》里对“文艺腔”的看法，我觉得可能受了木心的影响。所以他给西方人介绍中国作家，第一个是汪曾祺，第二个就是木心。

《书乡周刊》：这两个人跟他本人都有一点像。

孙郁：都是一个类型的。木心现在主流文学界不认，但其实他的东西是可以反复读的。他知识面很广，能用诗经的笔法来写作，这在当代作家里没有别人。他也是中国五四以来写俳句写得最好的。你知道，俳句很难写，要在短短几个字里面叠加很多意象，阿城注意到了木心这种对于语言表达的无限可能性的实验。可以说，阿城的写作也是在用汉语做实验，怎么在方寸之间展现出万千气象。

写作：“在黑暗的门里试炼人的灵魂”

《书乡周刊》：阿城的代表作“三王”里，您最喜欢哪一篇？

孙郁：印象最深的还是《棋王》，写得太好了，出神入化。我给北大出版社编了一套《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专门选了《棋王》，还为它写了一篇文章。“车站乱的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在说话”，这个起笔就很不凡，很伟大。好的作家应该是个文体家，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但我们很多当代小说家都没有文体意识。你看阿城写的《遍地风流》，每篇很短，有一点点像聊斋，或者六朝、明清的笔记，那么传神，又那么惨烈，有大的悲悯在里面。

《书乡周刊》：王鼎钧先生也很推崇《棋王》。他在文章里写，“王一生能活下去，因为心中有棋，也正因为人生的意义剥落殆尽，才抱住了棋不放”。好像有一种非常悲剧、绝望的意思在里面。您觉得王一生这种青年，身上更多的是悲剧还是超脱？

孙郁：我记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还是很强烈的。可是通过下棋，在“艺”的里面，精神得以升华，这是中国人能够活下来的比较高的境界。我插队的时候，大家也有不同的方法来“升华”，有的是在山上玩各种石头，有的是偷偷去抄苏联乐谱，我当时是看穆旦翻译的诗集，每个人都靠一种方法来度日。其实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的，我们已经属于比较小资的那一类。

《书乡周刊》：《棋王》里，有两个地方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饥饿，一个是对棋的痴迷，两件事写得都非常极端，好像构成了生理和精神的两极，很巧妙。

孙郁：对，他控制得很好。鲁迅讲，陀思妥耶夫斯是把人放在万难忍受的绝境里来拷问人的灵魂，阿城则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绝境里来写人的生存。现在的作家，写这种绝境里的生存状态，不太容易写出彩来。王小波有的时候会飞扬起来，靠超人的想象来颠覆，而阿城靠的却是不动声色。他运用传统，却没有旧文人的迂腐气，他是懂世故的，懂世俗社会的，而且又能在世俗里看出势利来。不像废名，很雅，写小说很漂亮，但他一写到世俗的苦难，写到人深层的心理时就停下来了。他只能进入禅味，进入美，像古代的绝句，像贾岛、李商隐的诗，很有味道，但不能像杜甫那样进入人生大的悲悯。通往黑暗的门对于他是关上的，他也不忍走进。但鲁迅就走进去了，阿城也是走进去的，在这里面来试炼人的灵魂。汪曾祺后来有几篇小说，也是用黑色幽默来进行反讽，写得很好。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虽然能够写得很美，但和人世是隔的。汪曾祺和阿城都是不隔的。

《书乡周刊》：他会写到知青生活里的趣味和普通人的美意，比如《孩子王》里的王福，还有《树王》里的肖疙瘩，都是很特别的形象。

孙郁：阿城写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都不是书斋式的人物。其他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写和自己很像的人物，但他写的是另一种。特别是《遍地风流》里，更是写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什么人都能写，这不简单。同样是写到农村去劳动，杨绛的《干校六记》关心的就是另一种问题，关心知识分子，底层农民她是关心不到的，但阿城会看到。

文化：“他把学问和艺术打通了”

《书乡周刊》：一般知青作家都注重书写自身的痛感，但阿城却能把知青经历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面上。这也让他在文学史上被归入了寻根文学一派。您怎么评价他的这种“文化写作”？

孙郁：他可能不是刻意这么做的，而是他自己的修养、积淀，让他在处理这样的经验、记忆、题材时，能够在无意识中上升到文化层面，而不是停留在意识形态和泛道德话语层面上来表述。那时的知青文学基本是控诉，但他写的是人性，不是用哭哭啼啼的方式去反抗，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审美来笑傲江湖，这一般人做不到。另外，他也在抵抗当时文学作品中泛滥的那种“红色语言”。当时我们看到阿城小说后，都不知道他的话语是怎么来的，突然觉得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太简单，都是线性因果的。而阿城是高人，他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书乡周刊：一般的作家都是“文学人”，但感觉他是“文化人”，把文化打通了，再回灌到文学里去。

孙郁：他的小说有道家的东西，他对考古学、文献学、民间图腾信仰也有深厚的兴趣，是从多学科进入的文学。现在很多作家都是从文学到文学，文学背后没有历史，读完就完了，但阿城的文字不是这样。汪曾祺和孙犁当时最看好两个作家，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贾平凹。贾平凹一直守着一个地域写小说，有定力。而阿城飘来飘去，对写小说可能有影响，但对做学问有好处。

《书乡周刊》：阿城跨界的确广，不光是社科文史，连科学都能说个一二三来。

孙郁：所以说，他写小说也是玩儿一把，玩完了就撤出来做别的了。他还会修老爷车呢，会做全套家具。年轻人读他的书，会感受到他的厚实，生活的厚实和学问的厚实，能在小说里表现出学问的不多。连王朔一看都特别倾倒，说阿城太有学问了、书得读太多了。他是通的。

《书乡周刊》：他的人生职业经历也很丰富，从事过图片编辑、公司职员、电影评委等等。

孙郁：所以说，他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接受过正儿八经高等教育的人是一种嘲讽。教育把我们塑造成这样一种样子，但他的那种有趣、丰富，我们没有。

《书乡周刊》：您觉得，广义的文化能给一个文学作者带来什么？

孙郁：生活在一个文化的场域里，作家能够采集更多的品种，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思考问题，肯定会广远。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都是这样的。王小波也对罗素很熟悉，对欧洲文化传统很熟悉，这些对他的写作影响很大。好的作家应该是文化人，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天才型的，就像萧红。

《书乡周刊》：现在80、90后年轻作者的写作，常常是进入了一种“小时代”式的，侧重于去书写自身的经验，有一种迫切的想甩开传统包袱的倾向。阿城这种有文脉、有厚重历史感的作家越来越少，会不会很可惜？

孙郁：你说的也是一个类型。我们这代人可能经历的苦难多，会喜欢更沉重的东西，但我想年轻人这么写作也有他的道理，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且社会、文化上有很多禁区，他需要在有限的范围内展示自己的一种想象，你不能不允许。在文学生态里，三毛、琼瑶也是一种被需要的类型。但我想，他们会把沉重的东西放掉了。鲁迅当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小说二集》里说废名，说他“低回”，“不够广远”。这个广远说得特别好，视野要广远。中国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命运不是由自己决定得了的。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文化体制、社会生态里，若不能够深入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形，只放在一个狭隘的层面上写……当然是一种类型，但我们更希望有人能够力透纸背，能够穿越认知的屏障，把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次呈现昭示出来。厚重，广远，我们是期待的。年轻人长大了，应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类型。我相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时不时会有好的作家冒出来。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