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观“科举门” 追溯千百年前上演的科举考试悲喜剧

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就收藏有一座“科举门”。科举匾额博物馆坐落在通惠河畔千年古村高碑店文化街，馆舍占地3000平方米，是一座灰砖青瓦高低错落两进四合院。这是一座民办博物馆，虽然没有价值连城的珍品，却也有数件珍贵的文物，被馆长姚远利称为镇馆之宝。姚远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跨进收藏的大门，基于对砚的喜爱，他一开始专门收藏古砚。后来觉得砚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太少，遂对有中国礼法制度标志之称的匾额产生了兴趣，并专门收藏和科举有关的匾额及文物。姚远利收藏了500余面科举匾额，以及近千件与科举有关的试卷、夹带等文物。而“科举门”就是其中的“重宝”。

作者杨昌平

科举门

探花及第

被放置在博物馆最显著位置的就是元代的“科举门”石坊，该石坊来自涿州，石墩雕琢着祥云瑞兽，中层小石匾额的正反面分别刻有“科举门”和“忠”字，虽年代久远，字迹却也还依稀可认（本版封面图片顶部即是“科举门”石坊，石坊中间有三个字：科举门）。石坊用整块的汉白玉石雕刻而成，刻工严谨精美。中央为雄鹿头顶火珠，两侧高纵灵云，灵云后蹲坐瑞兽，最外侧凸雕鳌头，意寓跨进科举门，将会拥有福、禄、寿，并将独占鳌头。“科举门”石坊高大完整，与仿古建筑和谐匹配，再加上牌楼上诸多的精美科举图案与博物馆的主题相得益彰，古老沧桑的石牌楼已成为博物馆最显著的标志和象征。

姚远利介绍说，这座石坊为元代真迹遗存，极为罕见。之所以说其珍贵，是因为“科举”二字的出现是在宋朝之后，当时在贡院、府学、文庙等教育、考试场所，大门之内几乎均立有这样的牌坊，是一种象征性的仪门，但所刻之字大多为“龙门”或“禹门”。“鱼跃龙门”语出《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禹凿山开门，阔一里馀，黄河自中流下，而岸不通车马。每逢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过者便化为龙。”牌坊上刻“龙门”或“禹门”即寓意鱼跃龙门。这些举子们从坊下走过，寄寓科举高中，福禄双享。

像“科举门”这样，直接刻有“科举门”字样的石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这“太直白”了。根据史料记载，“科举门”一词出自王安石在忆其中进士时所作：“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一。”该诗所用题目为《科举门·红裙看》。在元代不到百年的历史上，重武轻文，汉人和知识分子受到歧视，科举制度曾数度中止。在石坊上直接刻写“科举门”，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汉族士子希望保持科举这种选拔制度的强烈愿望。

“业建范阳绵世泽，勋成涿郡振家声”，这副充满抱负与自信的对联贴在“科举门”上。“范阳”、“涿郡”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州。而“科举门”石坊是姚远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从涿州得到的。

这座“科举门”石坊也象征了古代的科举制：无论你是出身权门豪族的后代，还是农家之后的田舍之郎；无论你志向多么崇高，治国平天下；还是怀着个人的私欲，只为光宗耀祖……你都必须迈进这座大门，走科举之路。它几乎是1300年来古代知识分子改变自己命运，实现人生理想的惟一途径。

因此，为了跨过这座“科举门”，千百年来，上演了一出出悲喜剧。当年的科举考试，也有不少考生试图作弊，博物馆内也展示了不少夹带。夹带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作弊方式，古代科举考生将《四书》、《五经》等八股文考试用书变小，字压缩，夹带缝进衣服、鞋底、藏在头发里边等等带入考场。除了夹带，还有富贵人家试图打通关节，也就是俗称的“做暗号”。考生在卷子中设定特殊标记，“或书数虚字，或也欤或也哉或也矣”，让考官辨认进行舞弊。

鲁迅的家道中落，就和其祖父周福清试图作弊有关。博物馆中展示的作弊案中，就有周福清一案。周福清在同治十年（1871年）的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周用吉参加举人考试时，主考官是当年和周福清一起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周福清暗订的关节字眼是“宸忠”、“茂育”四字，专门写在一张纸上，另外还有一张纸写着“洋银一万元”，是他许诺事成之后酬谢殷如璋的价钱。不料事情败露，周用吉被革去秀才功名，贬为庶民。案发后，鲁迅家人变卖家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才由死刑变为“斩监候”。周用吉仅三十五岁就抑郁而亡，鲁迅家庭从此中落，鲁迅那时只有12岁。

当然，如果在考试中迈过“科举门”，也就一步登天，金榜题名。博物馆复制了1904年最后一届“大金榜”，状元是河北人刘春霖，以书法和民族气节而留名于世的刘春霖，也是1300年科举制的最后一位状元。从他之后，科举制被废除，再也没有真正的“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