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濮存昕 刘文飞

我曾演过《海鸥》《三姊妹·等待戈多》《伊万诺夫》《天鹅之歌》《万尼亚舅舅》，现在又演《樱桃园》。契诃夫的主要作品我演了六部，我的演艺生涯真的很有成就感。

最早是1991年我在《海鸥》中扮演科斯嘉，我以为并不特别成功。我收获的导演评语是：“你是一个努力且聪明的演员，但如果你能懂得把内心汹涌澎湃的强烈激情用平静如水的方式去演，你就是个更好的演员了。”这个导演可是大人物，他是当时苏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他用鼓励的方式指出了还年轻的我过于情绪化的表演问题。而这个批评指正，我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感悟。后来演《伊万诺夫》，第一轮首演的几场，倒是注意别情绪化，但又过于沉闷。第二年演出前的排练，我经过反省，加强思考的动作性，整个人物的基调积极了起来，我和观众都更能理解伊万诺夫的这种积极的内心追求和由此所带来的痛苦，使得他最终勇敢地选择自杀。

《天鹅之歌》是契诃夫的独幕剧，现在读起来，有些旧的感觉，我指的是舞台形式。但据说很多老前辈的演员包括于是之老师都非常想演这个戏。大概是想表达作为一个老的被忽视的演员的苦闷心理。而我们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天鹅之歌》加入了与观众的即兴表演，当然是有段落安排的。一定要在小剧场的空间，敢于直接与观众交流，现挂一些对话，让观众不紧张，参与进来，很轻松地减少演与观的差别。我用无疆界来确立这次创作的追求。剧作文本与演出文本；剧本与二度创作；导演与演员；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非正式表演与正式表演，这主要指的是演出前随便与观众聊些话题，当着他们的面，自然地就开始了正式演出。我甚至还设想，将来再演出，幕间休息时，敢不敢当着观众的面将上半场角色的妆改画成小丑妆，观众围着看没关系。这正是试验一下焦菊隐先生曾提出的与观众共同创造的论述。

去年首演了第一轮的《万尼亚舅舅》，今年年底计划第二轮的演出。有人说俄罗斯男人的品格中有这样一条：尽可能地赞美女人并去享受她。热爱女人的美丽，而不仅仅是爱美丽的女人。作为男性的善意是多么尊贵。爱是本能、是自主的权利。无论受到多么痛苦的打击和伤害，善良的，真诚出发的爱，不会后悔。

现在我们《樱桃园》的创作刚刚起步，这次我饰演罗伯兴。我看过大概四到五部国内外剧团的《樱桃园》，总觉得有些地方没看懂，包括罗伯兴在剧中的位置和空间，以及他这个人物与其他主要角色的人物关系。做案头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罗伯兴确实是真诚地帮忙解决这家人的债务危机。虽然最终他有准备地买了樱桃园。但一切都是合情合理发生。这构成了剧中第一大动作线——樱桃园卖不卖，谁来买。最终揭晓悬念，是罗伯兴买了樱桃园。此时他有一个极大地自我价值实现后的满足感——“我”这个旧日奴隶的儿子成为樱桃园的主人，“我”竟把这些贵族们打败了，我是英雄，但他又是真诚的。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两级平衡好呢？

《樱桃园》剧照

第二大动作线，罗伯兴和瓦丽雅的关系。瓦丽雅是这个家族的养女，作为一个随波逐流的弱势者，她含辛茹苦地操持樱桃园。瓦丽雅一直怀疑自己能否真正获得爱情，将希望寄托在这个粗俗的商人罗伯兴身上。就在第四幕，罗伯兴买下了樱桃园，可瓦丽雅听到罗伯兴的第一句话是“你将去哪里？”希望与爱情被证实是无望的。两个人心不对口地你一句我一句，当罗伯兴听到有人喊他，连“再见”都没客气一下，就跑了。怎样才能演得有趣味呢，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段戏，在很多版本的演绎中被一带而过。但其实值得细细体现。

第三个动作线，是这次演出导演提出来的新课题——罗伯兴对于女主人柳苞芙的爱慕。罗伯兴对待柳苞芙不是一般的恋情。他的爱慕里有阶级性，包含着新兴起来的时代主宰者——地主、暴发户、土豪，对于贵族以及高贵生活的潜在向往。他们酗酒、用着低劣的香水、过着粗俗的生活、缺少文化的谈吐，但他们向往高雅，即便最后罗伯兴伤害了柳苞芙，但仍旧把欣赏柳苞芙视为天性赐给生命的美妙。我们在谈到这个创意的时候就已经激动不已，会在李六乙版的《樱桃园》中缕析出这么一条隐隐埋在契诃夫表面剧情中的暗线。

我找到了一本画册，有一副人物肖像的眼神，蔑视的，但是又饱含深情。可以用在罗伯兴身上，虽然他是卑微小人物，但是他的自信和野心掩饰不住地羡慕贵族们的生活。我要找到那种感觉。我可能会让自己的造型突出力量感，我自己的身材不够强壮。我想罗伯兴的实力和他的生命状态都该是膨胀着的。所以外形化妆和服装要有些设计。这是创作上的一些思考，虽然刚开始但已经有角度了，很有意思。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年的年份，4月23日就是世界读书日。这一年有很多人会关注莎士比亚，我也在为木心美术馆十月份的莎士比亚实物展做策划，到时会在那里做莎士比亚戏剧片段的表演。我们现在演着契诃夫的《樱桃园》，很自然会对两者进行比较，每当谈论到世界戏剧的巨匠，首推莎士比亚和契诃夫，他们俩是站在最高位置上的，他们的作品也是全世界的剧团和每一个戏剧节必不可少的存在。

莎士比亚和契诃夫作品的不同之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莎士比亚为了生计和剧团的困境永远在寻找出路，他的剧情往往以宫廷的欺诈和阴谋诡计为主。包括用奇异的爱情故事和悲欢离合的剧情来吸引观众，所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剧情扑朔迷离、跌宕起伏，有强烈的戏剧冲突，表现人性的极致，有善良与丑恶，美丽与丑陋的强烈对比。这是莎士比亚的戏的味道。

而契诃夫写作不考虑生计问题，他的文学冲动来源于他对世界和社会个人的洞察和思考。他就像伟大的画家一样，眼睛里能够捕捉物象的细节，关注那些很难被人看到的东西。就好像在自然界一般人都去看老虎长颈鹿，而契诃夫好像观察的是深海中的水母和细胞，契诃夫的眼光是深入到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

契诃夫擅长在人的潜意识中寻找素材，你就觉得他的作品怎么如此地平静不起波澜。但如果深入进去看得懂，你就觉得他原来是那么真实地完成着每个人的命运演变，人物的内心都是平静地暗暗地在倾诉痛苦。

但是他时常借角色的台词畅想美好，一定总要通过剧中的某几个人去感怀未来，乐观地忍受当下，向往未来。

比如我演万尼亚舅舅的时候，最后结尾他听着外甥女索妮娅的大段独白长达五分钟。这个时候万尼亚要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才有可能在听这外甥女这段台词的时候去抒发温暖、柔软、敏感、无助、慈悲的情绪。每到那个时候我在表演过程中就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演出结束后，轻松极了。我演万尼亚舅舅是很陶醉的。

契诃夫的作品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生活很贴近。当今世界很乱，很多地区的战争、贫困、政治动荡让太多人深陷痛苦，也包括中国那些有知识和思想的观众和艺术家们，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和担忧往往和契诃夫能够产生对话。这是我们愿意用戏剧探讨契诃夫的一个出发点。

契诃夫和汝龙,跨越时空的握手

刘文飞（学者、翻译家）

俄国有一个诗人写过一篇文章，他说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为自己写作，也不是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写作，他真正的读者一定是活在后代中间。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一个戏剧家不朽，其实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让后代人、后后代人也喜欢你，这个是艺术和文化的力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纪念这两个人，让我想到，中国有一幅名画叫《富春山居图》，后来差点被烧毁，抢救回来以后一半在台湾，一半在故宫，后来展览的时候起名字叫“山水合璧”。

今天这个活动之所以让我想起这幅画和这幅画带来的一个行为，一个结果。首先这是一种拼接，这套书的责编对这套书的出版付出很大的努力和艰辛，我本来以为这套书中间会有编者的话讲全集出版，但是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么一点故事，汝龙先生自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所以他对契诃夫小说的翻译、他的译本往往是人文社出版的，这套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这张图是和谐的。

让我想起《富春山居图》还有第二个原因，握手的这个意义，在出的这套书中间，契诃夫和汝龙完成了一次握手，穿越时空的握手。我恰好在这两三个月之内分别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纪念汝龙先生的。在这之前我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俄罗斯访问，因为只有几天时间，不可能看每个作家的故居，后来投票决定看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庄园。后来我们去了契诃夫故居，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见本报2016年3月17日人文版，编者注）。

这个庄园我是第一次去，去了以后感觉很多，因为他写出风景，一些自然的地貌，跟以前的印象有一种重叠，有的是契合的，有的稍微有点出入。但是我在写这个文章中间，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童道明先生说的那种善。你如果去过庄园，你会被契诃夫的善良感动。契诃夫是平民出身，他不是很有钱，后来他发财买了一个大庄园。

一共只有八间房，契诃夫自己的房间是所有房间里面最小的一个，他弟弟的房间、他妹妹的房间，更不用说他父母的房间，他挑了最小的房间住。家里人很多，这显然妨碍写作，他最后专门找了一个最有限的角落，建了非常小的房子，然后在里面写出《海鸥》，这个房子现在叫“海鸥小屋”。他当时买了庄园不久，当地发生瘟疫，他是医生，地方当局说你能不能给大家看病，他在自己的家当做诊室，接待有传染病的人，自己种药，而且一分钱不收。我们的一个学者说了一句话，他说“契诃夫在文学中间，他从来不指点别人怎么生活，不开药方，但是他在生活中间，他到死都一直给别人看病。”

在去其他地方给别人看病时，地上掉了一个苹果，他会把它捡到路边，这样让别人顺道可以拿回去吃。他当时已经是俄国最有名的作家。人有名以后，往往不太会注意这些细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契诃夫身上的善良是一种生产力，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写作关于汝龙翻译契诃夫的论文，让我看到当时汝龙先生翻译的写字台，现在在北京已经看不到当年工作的那个场景，汝龙先生在桌子上翻译，妻子在缝纫机上翻译。我说真应该做一个雕塑，就塑这两个人，一个在写字台上，一个在缝纫机台上，一个人在翻译契诃夫，一个人在翻译托斯陀耶夫斯基。这套书的出版，我们会觉得汝龙先生和契诃夫先生，这两个绝顶善良的人，通过这套书的出版，实现了某种对接，或者说握手。

最后我讲讲契诃夫的当下意义。前不久去参加文化论坛，有一个西班牙语的契诃夫的译者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他说他曾带一个俄国作家代表团去墨西哥访问玛雅文化遗址，那边有一个旅馆，接待这些俄国代表团的来宾，第一个来宾递上去的护照是托尔斯泰的玄孙，他把护照递上去以后，大堂里面的服务员看到很奇怪，也没说什么话就让他入住了。第二个人是他的儿子，这个小伙子已经开始有点奇怪。第三个人还没有递的时候，他开玩笑说你也许是契诃夫吧？他说完大家都笑了。这是一个山庄里边的小旅馆，但这儿的人知道契诃夫。他一说这个话我马上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善良的契诃夫》，后被邀请去传媒大学做讲座，就是谈他，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复印给同学们看。去家对面的复印点，复印的人三四十岁，像是从河南来打工的，我印二三十份，他一边复印一边说你写的？我说是。他说契诃夫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课本上有。然后一下说出《万卡》、《变色龙》。一个来北京打工的人，这样如数家珍。我觉得这是文学的力量和契诃夫本身的力量。（本文节选自学者刘文飞先生在人文社契诃夫出版活动上的讲话，题目为编辑所加）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