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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成功申遗 京杭大运河是隋炀帝时开凿的吗

2014-06-27 07:09 编辑:TF001 来源:网络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将“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全名“京杭大河运”,纵贯中国东部地区,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而又微妙的影响。然而,其“最早”的开凿时间并不是从隋炀帝时才开始的,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已从江苏扬州至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 197 公里的人运河“邗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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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初年实地绘制的京杭运河全图(北京段·通州段)

 

谁是最早提出开凿大运河设想的人?

 《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意欲南伐“从此通渠于洛”

 

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河。但若溯其“最早”,显然不可能是从隋朝开始。有正式纪年的开凿时间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十年,即公元前 486 年,当时出于北进中原、称霸天下的目的,吴王夫差从江苏扬州至淮安之间开凿了一条长达 197 公里的人运河,此即沟通江淮的“邗沟”。

邗沟,是大运河历史最早的一段人工河。从这点来说,吴王夫差可以看作是大运河的最早开凿者。但是,真正提出“大运河”设想的“设计师”,应该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北魏是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鲜卑人建立起来的北方政权,都城洛阳。在拓跋宏当皇帝后,大力改革,从方方面面“汉化”鲜卑,甚至连姓都改为汉姓“元”,史书上又称拓跋宏为元宏就是这个原因。

鲜卑虽然是马上民族,但在孝文帝主政后相当重视水上交通。作为一名政治家,孝文帝意欲消灭南朝,完成统一版图。然而,要实现“南下”这一远大战略,离不开水路交通,孝文帝的“大运河设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魏书·李冲传》记载:“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

孝文帝将此视为“军国之大计”,工程很快上马,“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第二年,当开渠将洛水引入谷水的时候,孝文帝还亲临视察,以示重视。遗憾的是,因时局不稳,朝廷财力不够,孝文帝的开凿计划搁浅,留给了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统一王朝隋朝。

 

隋朝到底何时开凿大运河?

 《隋书·高帝纪》记载 “开河计划”始于隋文帝

 

事实上,孝文帝的“大运河”设想顶多算是“中段工程”,离目前的北自北京、南到杭州的大运河体系相差很大。大运河只能由一个统一的、国家财力相对充足的王朝来完成--隋朝开凿大运河是历史的必然。

一般认为,隋朝大运河开凿于大业元年,即隋炀帝杨广当皇帝的公元605年。实际上,从《隋书·高帝纪》记载来看,其“开河计划”最早是在隋文帝杨坚时代,隋炀帝只是在继续实施而已。

隋定都长安,但当时的现实是,关中平原所产粮食根本不够京城的消费,要靠关东运入。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内饥也”,京城对关东及东南地区的物资需求更强劲,遂在当年命令宇文恺、郭衍开凿漕运,此即隋建国后开凿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广通渠”,后因避讳隋文帝名,改为“永通渠”。

从开凿广通渠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出于漕运和“灭陈”的双重需要,在统一全国前两年,即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曾命令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 “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山阳渎”即是对吴王夫差所凿古邗沟的重新修整疏导。

杨广继位后,旋即着手营建东都洛阳,与之相配套的“超级工程”大运河开凿计划开始全面实施。隋炀帝继位后首先开凿了中原通向江淮的纽带工程“通济渠”,这也是隋炀帝时代最早开凿的一条运河。从大业元年三月动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到当年八月,通济渠就全线完工,堪称奇迹。

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先后重开山阳渎、开凿永济渠、重开江南河,把中原与江淮地区紧密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北抵河北蓟城,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的庞大运河体系,为宋元以后的“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大家把隋炀帝视为“大河运开凿第一人”的最重要原因。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真实目的何在?

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称其“为流连之乐耳”

 

隋炀帝实施大运河开凿计划,最初到底是出于何种动机?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目前,主要有“交通说”、“经济说”、“政治说”、“军事说”等四种说法,从这些说法来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完全是出于国家长远战略利益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富国强民的考虑。但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持有异议,其中以唐王泠然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其《汴堤柳》中称:“隋家天子忆扬州,厌坐深宫傍海游。穿地凿山开御路,鸣笳叠鼓泛清流。”晚唐秦韬玉也认为,隋炀帝“种柳开河为胜游”。明末袁于令在《隋史遗文》中的评价更为直白:“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

从古人这些观点来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原始动机不过是为了个人“游幸”的需要,即所谓“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在大运河尚未全线贯通前,即在南运河通济渠与邗沟刚开通时,隋炀帝便乘龙舟,率领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僧尼道士和大批兵士,大张旗鼓,大讲排场,前往其最早封地江都(今江苏扬州)巡游去了。隋炀帝先后巡游了三次,最后就死在扬州。

所以,历代诗人都有隋炀帝“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如杜牧《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王许浑的《汴河亭》:“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

显然,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出于“私意”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可是,为何民间会对隋炀帝的评价这么差?这主要是缘于开凿大运河和后期“龙舟巡幸”劳民伤财过甚,民众苦不堪言所导致的“民怨”。

据韩偓《开河记》记载,当时隋炀帝“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已上者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最后征到民工360万人,但开凿到今天徐州境内时,民工已死了150万人,“下寨之处,死尸满野”。加上后来的“巡幸江南”大操大办,隋炀帝自然为天下人所痛恨,巴不得杨广早死,隋早亡。

 

开凿大运河动了隋朝“地气”?

唐代学者皮日休认为“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

 

隋代运河示意图

 

对于隋朝开凿大运河,民间还有一种更为玄乎的说法,称隋炀帝出于“凿穿王气”的考虑。古代帝王都迷信,隋朝是刚结束南北分裂不久的统一王朝,隋朝皇帝更忌讳他地有“王气”。当时一位叫耿纯臣的人发现了他地“王气”。《开河记》开篇即称,“睢阳有王气出,占天耿纯臣奏后五百年当有天子兴。”于是,杨广的小舅子、谏议大夫萧怀静听风就是雨,提出了一个“破王气”方案:“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隋炀帝信以为真,遂开凿了大运河。明代齐东野人撰写的演义小说《隋炀帝艳史》中描写的“耿纯臣奏天子气,萧怀静献开河谋”,说的就是这事;民间大骂萧怀静也是缘于此事。

所谓“王气”,又称“地气”、“天子气”,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诞,但古人深信不疑。隋文帝杨坚为了南朝王气,将陈都城建康(今南京)毁为菜地。所以,继承了隋文帝治国理念的隋炀帝,不可能不迷信“天子气”这套虚幻的理论。而且,从历史上看,隋炀帝并不是通过开凿河渠“泄地气”的第一人,秦始皇嬴政当年就曾在今南京附近“断长陇”,开凿河道以泄东南“天子气”,形成了今南京市区著名的景观河“秦淮河”。

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后,民间很快就传出了“河不利隋”的传言,认为在全国境内开河反而动了隋朝杨姓的“地气”,让隋之国运“江河日下”,不要说500年了,连50年都不没有,仅历37年就隋朝被唐朝取代了。显然,这是一种“附会”之说,开凿大运河耗尽了隋的国力、财力、民力才是不争的事实。据《隋书》等史料记载,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隋文帝末年,国库能够隋王朝吃60年,即《贞观政要》中所说有“计天下储积,得供王六十”一说。大运河从公元605年开凿,到610元完工,仅6年时间就将隋文帝时可吃60年的家底已全耗光了。此外,再加上在上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加速对外扩张,东征高丽,让本已元气大伤的隋王朝雪上加霜,这些才是隋快速灭亡的真正原因。

晚唐学者皮日休认为,大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但同时他也肯定了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其在《汴河怀古》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为多。”

*声明:本文系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先生供本报专稿,摘转请务必与作者本人联系。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倪方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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