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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留下名字的勇士 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2016-09-28 11:32 编辑:admin 来源:网络

由无数个偶然汇聚起来的历史,若是任何一个变量出现些许的偏差,呈现在今人眼前的,也许就是另一个世界。但是创造历史的人,绝大多数没能在他所创造的历史中留下名字。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迎面矗立着20根石柱和两座雕像,代表着突击队的22位勇士,雕像下的名字是李友林和刘梓华,另有3根石柱上刻着“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雕像是根据两位勇士的照片雕刻的,但后三位连一张照片都没给后人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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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面的无名英雄碑

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的讲解员夏芸说,其余17位,包括杨成武《忆长征》中提及的苗族小战士,虽然事迹永恒,但是他们的姓名已经永远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血与火的长征路上,没能留下名字的又何止这17位勇士?

没人知道川西高原的天风吹散了多少秋叶,没人知道大渡河的激流带走了多少浮萍。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不知有多少年轻人加入时代的洪流,告别家乡,踏上征途,自此如秋叶浮萍般飘散到远方的角落。

讲述

爷爷走了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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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张本富老人在记者面前展开了一张颁发于1983年、颜色发黄的烈士证。

红军从他的家乡雅安市上里村经过时,他的爷爷张保山与同“保”(当时“保甲制”的基层组织结构)的42名小伙子一起加入了红军,一去不返。

“爷爷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7岁半,此后就一直再没见过他。”张本富说,据长辈们讲,当年在沉重的捐税、多如牛毛的土匪地压榨下,乡民们能吃饱饭已属奢望,没人了解山外面的世界。直到红军到来,乡民们才在红军的宣传中,知道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红军将宣传的标语刻在村中的许多石墙上,也刻进了许多生活困窘又没有家室拖累的年轻人的心上。红军离开时,他们跟着队伍走了,自此如树叶离开树枝、浮萍漂入大河,他们放下了熟悉的生活,去争一个未来的希望。

“直到解放之后,才知道这42个人当中还活着的只有两位,一位曾经到达了陕北,后来被阎锡山俘虏,释放后回到了村里,另一位曾经在1954年给家里来过一封信,但后来也断了联系。”张本富说,附近村里一位姓郑的乡亲与红军队伍失散后也返回了家乡,他曾和爷爷张保山在同一支队伍里。“他说,红军在甘肃过黄河的时候,爷爷已经是营长了,还曾经在过黄河的动员大会上给手下几百人讲话。”这个消息证明了张保山在离开家乡之后的三四年中还活着,但之后,哪怕是这样只言片语的消息,也彻底断绝了。

“我9岁那年,政府统计失去联络的红军的信息,确认他属于‘失踪’,给家里发了120块钱。”张本富说,那一刻,自年轻时就失去了丈夫,独自拉扯着孩子们长大的奶奶,接过政府人员递上的慰问金,满脸的泪水。“她当时说的话我只记住了一句,她说,‘你们爷爷当红军,现在就只有这点念想了’。”

讲述

36名守桥员战士只剩下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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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清贵老先生也是红军后人,他的父亲在贵州参加红军,被编入军团长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一直作为红军的后卫。“我父亲临终前曾经告诉我,红军主力向夹金山方向进军的时候,九军团曾经留下了36个人守卫泸定桥,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给他们的任务是,万一前方天全、芦山、宝兴几个县过不去,红军还有可能从这里折返。所以必须要保证这条退路。”袁老先生说,父亲和战友们一直坚守了6天,基本完成任务后撤退,但是在不远处一个叫“九茬树”的地方被川军截住,一场激烈战斗后,一个排36个人,只剩下了14个。

袁先生说,父亲死里逃生之后,找到了大部队,越过了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汇合。随后,红九军团被编入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执行南下战略,他又随同四方面军主力,从懋功南下,再翻夹金山,准备“打进成都吃大米”。但在甘孜州的一次战斗中,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他是讨着饭到了邛崃,又辗转来到了泸定,靠着给别人做长工生活。”他说,直到1950年底,突然门外传来外乡人的口音:“我们是红军,解放军,我们是帮助穷人的。”颤抖着打开门,迎面是前来问路、准备由这里进藏的解放军18军战士。在离开红军15年后,他终于又见到了熟悉的旗帜。

补白

古镇那些留下来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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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里镇是四川雅安留存红军石刻标语最多的一个乡镇  当年为保护这些标语,上里群众用石灰和泥土将石刻标语覆盖起来,才使得这批革命文物得以保存。

吴绍琼老人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虽然对红军的印象,仅仅来自于她童年的记忆片段,但她每次提起红军,都会说在那个年代,红军与其他“军”相比,是一支无法想象的军队。

如今吴绍琼老人家住在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一间朴素的平房里,老人安享着晚年。记者来到中里镇时,是一个下午,她正和往常一样,坐在屋檐下纳着凉,时不时跟门前经过的老街坊们打个招呼。

老人虽然耳朵有些背了,脑子却还灵光。记者与老人交谈时,她可能只听清了红军这两个字。不过这也足够让老人打开话匣子了。

1935年时,吴绍琼老人尚年幼,随母亲吴高氏住在上里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军”与匪的概念在村人眼里,是含混不清的,老人打比方说,土匪来了,会抢大家的东西,能吃、能用的都不放过,走到哪儿都会搞得鸡犬不宁,当时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24军也做过这样的事。所以那一年村人们提前得到消息,说是红军要来的时候,都有点儿害怕。

每当觉得不太平时,镇里很多人会暂时迁移,她也遵从母亲吴高氏的意思,翻过几座大山,躲到了20公里以外的车岭镇。

吴高氏没跟闺女一起到车岭镇,她在上里镇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由此与红四方面军有了短短几天的接触。别看时间不长,这支军队令吴高氏十分惊讶。“他们穿得很朴素,看见老百姓非常和善,也不抢东西,真的会有这样的军队吗?他们是来做什么的?”看着住在自家的红军战士们,吴高氏总带着这样的疑问。4天以后,吴高氏也要到车岭镇去了,临走前,她特意把藏在家里的粮油拿出来,给了眼前这些令她不解的红军战士们。

直到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离开了上里镇,住在车岭镇的吴绍琼与母亲吴高氏也要回到上里镇了。回来的路上,娘俩有点发愁,毕竟红军当时住在了自家的房子里,家里还能剩些什么,房子还在不在,以后还能不能生活,这都是问题。

当娘俩迈进自家院门时,眼前的一切对她们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完好无损,红军走时没带走一针一线,那些红军住过的房间,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红军离开上里镇后,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正是墙面上篆刻着的这些文字,让村民们彻底知道了什么叫红军。“当时的上里,吴家和韩家是两个大家族,他们的屋里也被刻上了标语,镇上识字的人说,那些字的意思是,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军队,我就记住了这一句话,忘不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记者 安然 景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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