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之

王韬如何成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同治六年，是旧历丁卯年，公元1867年，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却因两个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两位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清朝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士人群体中的末流。对清王朝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末落帝国的前途命运。

1867年7月21日，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与他的师爷赵烈文进行了一番颇有历史深意的对话。在闲谈中，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赵烈文预言，又称“丁卯预言”。如前所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烈文的预言是正确的。同样在1867年底，赵烈文的结拜兄弟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

王韬归来后，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的报纸之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

1897年，隐居上海的王韬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三年，也就是1894年，他专门约见了去北京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王韬帮助28岁的孙中山修改了《上李傅相书》，并给在李府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虽然他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但是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

1　游历欧美
科举失意者睁眼看世界

1849年，考举人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接受了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1867年王韬到欧洲游历时，已经39岁。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虽然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他们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

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大清帝国文明的没落。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清朝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政治理念所吸引。他们探索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开始抛弃大清帝国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

彼时王韬能下决心去欧洲旅行，需要很大的勇气。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的真诚邀请，他无论如何是不敢贸然赴欧的。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成英文，而王韬则是他的得力助手。

王韬是幸运的，当1867年12月15日轮船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途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让王韬顿有他乡遇故知之感。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他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战争，开辟通商口岸，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

2　初涉伦敦
遭围观成为“怪物”

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王韬乘坐该洋行的船只前往香港

哪知来到伦敦之后，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怪物”。他在英国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王韬来到伦敦的阿伯丁大街时，被一群好奇的伦敦市民和小孩围观。围观者还比划着说：“China Lady（中国女士）”，“詹五威孚”（詹五是安徽人，威孚是Wife，即妻子的音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王韬到英国时，正好有一个安徽华侨詹五也在伦敦。詹五身材高大，人称“长人”。詹五是带着妻子到伦敦的。但是，不明真相的伦敦小孩以为拖着长辫子的王韬就是詹五的妻子，所以说：“詹五威孚”。

只要想一下王韬的衣着打扮，再将他的行头与英国人比较一番，就知道他成为“怪物”的原因了。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们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王韬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还是能听懂英文的。因此，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感到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伦敦小孩不辨雌雄，王韬虽不以为忤，却引发了他对自身坎坷命运的感叹。他说，“忝此须眉，蒙以巾帼，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制谶语哉！”

明明是豪气干云的好男儿，如今却成为托足异域的巾帼雌伏，这正是1868年王韬在欧洲参观的内心写照。在这个孤独的写照下，映射的是王韬作为晚清帝国时期一个文化双面人的悲剧。王韬的一生，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

3　科举落榜
靠给洋人“卖文”为生

王韬的双面人生，当然不是开始于1867年的欧洲之行，而是发端于1849年秋天，那年他才21岁，学名王瀚（王韬是他在1862年流亡香港之后，取得新名字）。对成名之后的王韬而言，王瀚这个名字代表着他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一个遥远的“昨日之我”。

1849年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像洪秀全一样，王瀚的人生理想原本也是科举及第，无奈命运多舛。虽然他在1845年的“乡试”中拔得头筹，主考官对他赞扬备至。但是，在第二年的举人考试中，原本信心满满的王瀚却落榜了。一气之下，王瀚考试用的笔墨纸砚都烧毁了。1849年夏天，他的父亲病故。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上海，王瀚体验了通商口岸华洋杂处的文化氛围，也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并到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像王瀚这样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去为洋人打工，在那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不够体面的事情。

但是，墨海书馆的报酬优厚，王瀚只好委曲求全。从1849年秋一直到1862年春，王瀚一直在上海过着双重的文化生活。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认同让王瀚很困惑，很不自在。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仍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怀疑和鄙视。作为走异路的文化人，王瀚与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两个秀才李善兰和蒋敦复结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异民”。

墨海书馆是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下属机构，在馆长麦都思的劝导下，王瀚先是成为基督教的“慕道友”，随后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成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在此其间，王瀚协助麦都思翻译出中文版本的《圣经》，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就印行11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在形式上看来，王瀚新获得的基督徒身份让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是他的心还依然留恋着帝国的传统文化。自从屈身墨海书馆以来，十余年间，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弊病。如1859年，当英法两国提出“修约问题”，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派驻公使驻扎京师，但是清廷百般阻挠。对此，王瀚实在看不下去，他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变通。王瀚在这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大臣不能熟稔夷事，以为英酋驻扎京师，大失国体，大有龃龉。不知两相遣使，互驻都中，使往来情事，不致壅于上闻，其实于大局并无损害。” 对于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无知，王瀚无奈地哀叹说：“以后之事，愈不可为矣。” 通过以上两次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有王瀚经常在两个精神世界里徘徊：在情感生活上他依然具有传统文人的情怀，忘情于琴艺声色之中，在政治观念上他已经认同于西方文明。

4　短暂迷失
投书太平军成为通缉犯

创办出首份华人报纸的王韬

传统文化滋养着王瀚的灵魂，西方文明又让王韬对帝国的未来怀抱忧虑。这种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体现在王韬身上，就是他对清廷的态度，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他时而对清廷怀抱怀想，时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推翻掉。李秀成的太平军在1860年秋威逼到上海郊区之后，王瀚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指出：“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成功，不在于其勇猛，而在于清廷在这一地区的地方官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王瀚还在其他文章中批评清廷正如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当局只知道一味地放任自流，让国人迷信于现状安好。

虽然对清廷倍感失望，王瀚还是希望它能发愤图强，改过自新。但是，1862年元月，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立即返乡探母。一直到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时，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在苏褔省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议太平军应该暂时集中兵力进攻清军，不要进攻上海，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关于王瀚写这封信的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韬是为了讨好太平军，保护其家乡亲族的性命；有人说王瀚是受到英国人的指使。总之，当王瀚这封信在1862年4月4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就成为他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清廷很快查出，这个黄婉就是王瀚。1862年4月25日，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并着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办。

实际上，王瀚确实在暗地中与太平天国的领袖有往来，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也很希望王瀚为其所用。早在1860年7月30日，洪仁玕就派人秘密联络王瀚，诚挚地邀请他到天平天国做官。但是，王瀚托病拒绝。 1862年5月18日，王瀚潜回到上海租界，躲避在友人黄春甫家中避难。5月23日，王瀚躲进上海英国领事馆，在那里住了135天。其间，恭亲王奕䜣领导的总理衙门曾要求英国公使引渡王瀚，遭到拒绝。

图为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拒绝了清廷引渡王韬的要求

此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1862年10月4日，在麦华佗领事的建议下，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远赴香港避难。这个大清帝国的通缉犯，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

在香港避难期间，王韬兼任《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这些文章是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5　改名流亡
办报成为新闻开拓者

图为王韬所办的《循环日报》

改名后的王韬，从此以这个名字称雄于香港媒体界，也以此名而垂青史。从通缉犯王瀚到媒体人王韬，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随着王韬名字的出现，一个中国近代的新媒体人诞生了。常言道，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清帝国的通缉令，等于把王瀚这个双面文化人逼进了死角，让他无法再如从前那样自由地徘徊在东西文明的交汇处，而是让他不得不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最终成为西方文明改造大清帝国的媒介——中国现代报业的开创者。

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除了不时地长长短短的旅行，两人还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在此期间，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给这位传统文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主持英华书院，王韬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区域）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并且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受到王韬的影响。

在流亡22年后的1884年春天，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斡旋下，王韬才回到上海——他阔别了半生的土地，并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