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昌仪

图为原中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曾由政协开会使用

笔者有幸在这座图书馆工作，后来虽调到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仍难忘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因此形成此文，为这座湮没进历史长河中的图书馆留下一段记忆。

提议

鲁迅游园发现建图书馆场所

众所周知，鲁迅曾当过14年官。从1912年到1926年，他一直在教育部任佥事，同时还兼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文化、艺术等方面。可以说，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推动图书馆的建设。

1914年时，原本作为皇家祭坛的社祭坛被辟为中央公园。1916年，鲁迅到中央公园游览，当转到后戟殿时，他四处观察，觉得此处是绝佳的图书馆之所。于是，他代表教育部与中央公园交涉，商洽在中央公园内开设图书馆事宜。

1916年9月，教育部拟就中央公园附设通俗图书馆，呈文称：“各国通例，恒于公园中附设图书馆，教育博物馆等，使一般国民于藏修息游之际，无形自然之中，得增进其常识，涵养其性情……本部有鉴于此，拟就园中社稷坛大殿二重附设通俗图书馆及教育博物馆”。此后经鲁迅先生与中央公园等处多次协商，最终确定以社稷坛大殿后的二重殿5大间和平房7间为馆舍。因条件限制，设立一所正式通俗图书馆的计划未能达成，暂定名为“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并于1917年8月举行典礼，对外开放阅览。图书阅览所开馆时，鲁迅还冒雨参加典礼。

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创办之初，主要以征集和社会捐赠为主。为广征各类图书报刊资料，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致函各单位，“惟事在创始，所有图书必须广为搜集，庶可以壮储阅……奉恳慨捐全份并按期惠寄，以博阅览而扬美风。则本所及阅览人均受益良多矣”。此函发后，应者如云，加上采购来的图书，开馆一年后馆藏图书已初具规模，藏有古今图书4000余册，中外报章50余种。

到了1926年，原中央公园图书阅览所改名为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1927年7月，教育部又令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顺改为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北伐革命后，国民政府接收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1928年11月公函称“前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更名为北平特别市革命图书馆”。1929年7月，北平特别市革命图书馆又奉令改名为北平特别市中山图书馆。1930年6月，北平特别市改隶河北省政府管辖，改名北平市，因此馆名又去掉“特别”二字，叫作北平市中山图书馆。

1937年8月，北平沦陷。日军于1938年1月成立北京特别市公署，原北平市中山图书馆改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通俗图书馆。抗日胜利后，北平市政府恢复馆名为北平市中山图书馆。1946年2月，北平市中山图书馆并入北平市立图书馆，称为北平市立图书馆分馆，馆址仍设在中山公园社稷坛。新中国成立后，该馆与北平市图书馆一起迁入国子监，成为首都图书馆。

征集

社会各界积极捐献图书

1935年，我正读小学四年级，父亲马树奇被时任中山图书馆的馆长调到这里工作。这位馆长曾留学日本，父亲在他家做过家教。就因这层关系，馆长委任我父亲以主任的职务。馆长本人不在图书馆坐班，日常管理就由我父亲负责。

父亲到中山图书馆工作后，我们姐弟三人在节假日常跟随父亲到这里来。图书馆的阅览室宽敞清静，很适合我们做作业，还能近水楼台多看书。

日伪统治时期，北平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我父亲一人在图书馆的薪水都养活不了全家五口人。正好有位管理员回老家了，在父亲的请求下，馆长同意让我补了这个缺，每月能拿到和父亲一样的薪俸，一袋面，领来面去换棒子面，一斤换两斤。从1943年到1945年，在市立五中读书的我，当了图书馆兼职管理员。我每天上午到学校把主要的课上完，中午赶往图书馆，挤不上电车时就步行。就这样，我开始了一段难忘的工作经历。

从1935年我父亲进馆，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十年。其间正赶上国难当头，基础本来就薄弱的中山图书馆就更困难了，但它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一直正常开放，秩序井然。

当时，馆内设有阅览室、办公室和编目室。全馆共有工作人员10人。馆内藏书约8000余种，4万余册，分别由东西两个书库贮藏。东书库为古籍书，按经、史、子、集分类，有一些木刻、石刻善本书，大部头的书有《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十三经注疏》等。西书库为现代图书，有《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外文书籍较少，只有一书架。阅览室的阅报处在日伪统治前，有京、津、沪出版的报纸及英、法文报纸60余份，还有各种杂志。日伪统治时期，经费少得可怜，只能订阅几份报纸了，杂志不到10本。

就后殿条件讲，如果就是个阅览室还凑合，办图书馆就太差了，也没有条件修缮。东西两个书库，一点儿不密封，玻璃窗用木板挡上，遮了光却不避风，沙尘不断地从窗缝刮进来。书库里有几盏小灯，全开着还是一片漆黑。冬天，阅览室生两个大火炉，在那么高的大殿里根本不顶用。书库里不生火，温度与室外差不多，管理员进库取书冻得伸不出手。

当时阅览室的借阅手续比较简单，读者进门时先领一个竹牌。竹牌是黄色，头上分别涂着红、蓝、白、黑四色漆，五种颜色既有民国五色旗的含义，也与社稷坛的五色土相呼应。每色竹牌30个，共120个。每发完一种颜色的竹牌，就表明有30位读者。但每天很少将竹牌全部发出去。

读者进入阅览室后，可以在阅报处随便翻看架上的报纸、杂志。如果借书看，要到借书处凭竹牌换一张借书单，然后到检索处查找所借书的名称和编号，填写好借书单再交到借书处，由管理员找书。读者阅览完毕，将书交回借书处，经管理员检查确认无误后，退还竹牌，读者凭牌出馆。读者如表示一次没有看完，还需继续来看，管理员则发给一张公园优待票，读者下次再来时就不用买公园的门票了。图书馆也有图书外借的办法，读者只要办个铺保，就可以办理外借手续。日伪统治前来公园游览的人较多，常有儿童被家长带进图书馆，图书馆还专为儿童准备了玩具。

斗争

抗日期间想招保护禁书

图为社稷坛

由于图书馆在中山公园内，读者的数量会随着季节更替变化，春、夏、秋季读者较多，冬季较少。平日里一般是上午人少，下午人多。到这里借书读书的多为职员、教员、店员和大、中、小学生。每天下午学校放学后或节假日，来看书的学生较多。那时常来看书的中学生有女一中、师大附中、四中和河北高中等校的学生，借阅古籍书的常为一些学者或教师，借阅现代书的有教师、学生及普通市民。

日伪统治时期，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多数北平市民一样，艰难度日。记得有位工友，因为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只能晚上租个人力车拉晚。就在人民遭受苦难的同时，民众文化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但是，有侵略必有反抗。表面平静的图书馆，抗争也是存在的。

当时，侵占北平的日本人曾派新民会的一些人来检查“违禁书”，许多进步书籍，如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孙中山的著作，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合订本等都被下了架。但是，在图书管理员的巧妙周旋下，有些进步书籍还是留在了架子上。就是下架的书，也没有被毁掉，而是被悄悄放在乱纸堆中藏了起来。

日本投降后，那些“禁书”重见天日。当时幸免于难的书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有巴金和鲁迅的著作等等。那些书满足了许多进步青年的渴求。据我所知，当时常到中山图书馆来看书的进步青年中，有的后来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有的在解放后成为了国家的骨干人才。

原标题：社稷坛后边的图书馆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