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维仁

T型台上秀校服

小学时，我校虽是名校，但却没有校服。学校的东邻有个挂着“中国留日同学会”的红漆大门。在周日或者假日，经常能见到穿着婚纱礼服的青年男女、手捧鲜花、踏着红地毯从大门外走进，后边跟着打扮漂亮的男女小孩儿拉着婚纱。我从未进入过那大门，只知道周一到周六有日本小孩儿在那里上学。他们穿着蓝色上衣，男孩下身穿蓝色短裤，女孩穿蓝色短裙。他们一年四季露着膝盖，腿上穿着中筒袜、脚穿黑色皮鞋，由拉着大狼狗或开着车的大人接送。有时在早上上课前，我会看见教我们日语的日本教官从红漆大门口出入。

虽然我校没有统一的校服，但因为是所实验小学，所以经常会参加一些校外比赛项目。比如运动会上的短跑，冬季的滑冰比赛或是唱歌等等，有时还会到一些机关演出。在比赛或演出时，服装和打扮还是要求要统一划一的。有一次，大约在我上五年级时，我们学校的合唱团被选进了总决赛，比赛地点就在学校西边的“中央电影院”。在学校里经过了多次排练后，就要上台演出比赛了。学校要求女生穿上身白小褂，下身黑裙子、白袜套、黑鞋，把头发剪成齐耳的开门头。这身校服比隔壁日本小孩儿穿的简单多了，况且在当时，我校学生并不是都如我家一样穷，我班就有家住前门外开大买卖的，她们早上是坐着私人黄包车来上学的，这套演出服对她们家来说真是再容易不过了。到瑞扶祥买布、在店里量了身材、做好后伙计就给送家去了。

可就这一身简单的校服，却是我院的“全院总动员”的成果。首先是南房胡大妈给我家送来两条装糖的麻布口袋。因为胡大伯在铁路局工作，外地往北京来的货车，总要运来一些军需品，也就是只供应北京城里的日本人和中国大官的生活必需，诸如大米，白糖，白手套，皮靴，无跟袜等。这些军需由胡大伯所在部门分装。分装完后，有些口袋，外包装皮胡大伯就拿回家了。因为这次比赛在夏天，胡大妈把两条白色的装白糖用的麻布口袋给了我妈。我妈高兴的不得了，当时就给赵小姨看了。拿回屋后，妈先把口袋的机制缝线拆开，在凉水里泡了半天，又用兰花皂搓净上面的脏点，然后投干净挂在当院绳子上晾干，就等着赵小姨下班了。

赵小姨上班时，抽空去了趟前门大街，给买回来5个小白扣儿，一根松紧带，还带回一包黑颜料。她虽在铁路上跑车，但手特别巧，我织毛衣、改衣服都是在上小学时就跟她学会的。她先把两个麻布口袋上没字的一半剪裁成西式小褂，然后，用早已准备好的针和线把上衣缝起来，又用碎布尖接成两个半圆式领子。接好后，神气活现地拿出一根花绦子边。把绦子边缝在领子边上，我从她的表情上能感觉到比我才大十几岁的小姨比我妈时髦多了。做完小白褂，再做裙子就简单了。她把口袋上印着白糖和株式会社等字的两半拉，接成一条裙子，又把串松紧带的边缝好，就和颜料一起交给我妈。我妈用一个旧铁锅把颜料和水放进去，在炉子上煮，用筷子把“裙子”拎出来，控在一根竿上……校服在我的期望中，总算完成了。

当时，我上学穿的全是姥姥做的又旧又蠢的鞋，可参加演出通知的时间紧，爸爸不休息，妈妈根本出不去，怎么办？我理解妈妈，不敢再提要求，还是胡家二姐送我一双半新白袜套，这袜子是无跟袜，我穿着也合适。鞋呢，鞋也由老街坊准备好了。王奶奶的侄媳妇拿出一双压箱底黑缎子面绣花鞋。赵小姨从劈柴堆儿里找出一块长木板，去妈妈染裙子的剩颜料水中沾了沾，一点一点地把绣花鞋上的红花绿叶染黑，又把鞋放在窗台上。

这身白汗衫、黑裙子、白袜子、黑鞋的校服，伴着赵小姨给我剪的日本女孩儿头，让我和其他比我生活好的同学一起走上比赛的舞台。就是这用两条麻布口袋改成的校服，是我最满意的一身衣服。因为当时瘦小的我穿的全是姥姥做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又肥又侉的筒子服；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亲情服，它容纳了我的难忘的四合院；又是我日后争气要强的鞭策计，因为贫穷的我当时平等地和同学们站在同一个比赛的舞台上。

上慕贞女中时的校服是按年级分色的。我入学那年的高三年级大姐姐把她们的藕荷色大褂，右肩边挂着褐、黄、白三色缎带的标志传给了我们班。

而上大学时，学校先给每一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一身蓝色棉服，一支钢笔，一副眼镜（如果眼睛有近视或远视）。

这两身校服，我都没什么印象，因为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对校服的爱慕也就逐渐淡忘了。只在心中永远惦念着；我的第一身校服和那个充满亲情的大杂院。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