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作家创作比赛”由香港三联书店和新鸿基地产合办，十年以来已经举办五届，共有41位青年创作者脱颖而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从香港到大陆，从澳门到台湾，两岸四地几千名写作爱好者加入到比赛的行列中来，用自己的文字和创意，随心出发，向内心世界和时代进行探索，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同众人分享。“第一本书其实给了自己一个历练与反思的机会，也为自己的成长留下了一份证据。或许它并不完美，甚至还有着很多遗憾，但这毕竟是个开始。”

法国的《小日报》曾经是法国社会重要的传声筒，在十九世纪末发行量达到百万份。《小日报》曾经用大量的版面和新闻图画报道了当时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张逸良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两次赴法国寻找，集齐了散落在一千多份《小日报》之中近七十段中国故事，并于去年参加了此次创作比赛，迎来了第一本书的出版机会。关于张逸良和他的《小日报》的故事，《书乡周刊》在5月份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当我在三联韬奋书店看到这个比赛的宣传海报时，我还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今届8名优胜者中的一员，并在2015年香港书展首发新书。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将自己平日一些零散的图像琐记整理起来寄出，没想到在几个月之后收到通知进入复试，并最终可以将它出版。四年前，我闷在大学宿舍里对着那堆法国老画报发呆冥想，随手记录下我看到它们时的心情，其实就是个闲散记录。而当四年之后，当我刻意去把它们按一本书的间架结构来进行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文字本身也需要经营，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这也成为我此次编书过程中的最大感悟。”

本次比赛的主题是“发现”。在张逸良看来，他和其余7名优胜者的第一本书都是建立在发现这个主题上的。年仅13岁的台湾小作者迎曦，亲赴台湾东部的兰屿岛调查走访，将岛上达悟人与大自然共生共存的故事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香港设计师汤文舜在创作时刻意将人与动物的角色颠倒，藉此为动物生存状态发声；个人与时代的青春记录、香港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徘徊生死线时的生命自省等话题亦成为优胜者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发现身边的人与事，还是发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或者仅仅是去发现自己，这本身就体现了写作一个最重要的来源，便是注意到生活当中这些琐碎而微小的细节，并能从中找到它们与自身经历和学识的交集。”

书展进行时，部分优胜者参与了“年轻作家创作比赛作品点评”讲座，与观众分享写作时的新发现。张逸良也采访了这些善于发现的同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作品的缘起，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经历的坎坷与挫折。

芊祎：也许我们就是 “阿怪”

“阿怪”是芊祎的一个亲戚，也是她绘本的主人公。很多认识“阿怪”的人看过之后，都会觉得这个“阿怪”和他们认识的那个人太像了，尤其是那双永远举在胸前的手，指甲很短、胖胖的，干净异常。

这个名叫“阿怪”的胖女人是个医生，终身未嫁而且极度洁癖，她用自己独特的视角颠覆了我们对种种生活常规的定义，也因此引来了家里人的议论和忌惮。在家里人看来，“阿怪”很怪；在“阿怪”看来，所有人都很怪。

“阿怪”很怪——城市污浊的空气，让她提心吊胆，生怕那些微小的颗粒物会在她的肺里作怪，引发种种可怕的疾病，纵然所有人都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她时刻要戴上口罩，受不了一点尘土，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泡在浴缸里；消毒水喷壶是她的“忠实伴侣”，连敲笔记本键盘都要用一双竹棍代劳；对于别人的善意，她总会拒绝，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哪怕是要扶她一把，她都会害怕有细菌沾到她身上。

不过在“阿怪”的眼中，所有人都很怪：为什么所有人无时无刻都拿着手机，一到吃饭的时候还掏出来一个劲儿乱拍？商店里的东西就那么有吸引力，引得人们大包小包，为此忘乎所以？为什么人们都要很晚才睡，早上赖床不起？细菌无处不在，怎么能够如此不当回事？

看到“阿怪”，我也想起自己曾经接触到的那些行为略显怪异的人，在他们的世界当中，这些作为再平常不过，因为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有着同样的习惯。而一旦脱离他原有的认知境域，一些人的行为更新他的想象，他就会产生异样的感觉。顿时我发现，“阿怪”这样，确实也有原因。

视角不同，也就有了区分。正如芊祎所说：“我们或许都是‘阿怪’，那些早已被我们忽视的细节，或是某些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又何尝不是一种怪呢？”也许“阿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抑或就住在你的心里。

直到现在，“阿怪”也还不知道有人在画她。芊祎也没有想到什么好的理由去告诉她，因为“阿怪”并不会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画。

钟玉玲：想控制自己的身体 并不容易

一场重症肌无力，改变了钟玉玲的人生轨迹，万分之一的患病几率，让她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两年时间，流转于各个医院和科室，眼见旁人的生与死，思考的同时也在用文字记录着。

“疾病是最好的修道院，走进去的人都会成为最虔诚的教徒”——《疾病王国中的身体生活》正记录了她经历的这段日子。她说这本书就像是“一个生命体在疾病的阴影之下身体与精神对话以抗击痛苦之旅”，处处都是入口，像一个思考的迷宫。

从患病这一刻，钟玉玲便感受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身体变化，惶恐、无助、伤心、愤怒，千百种情绪在她心里纠缠，纵然如此，她只能选择面对，时刻又想把自己藏起来。

躺在床上两个月后双脚的第一次着地，让钟玉玲几乎跪倒在地面，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她开始用心去感知身体，并试图重新掌握对身体的控制权。

生病的日子漫长而焦躁，疾病面前，想控制自己的身体谈何容易。失眠的夜晚，钟玉玲靠着想象食物的味道入睡：每次妈妈探病时为她变着花样做饭，是为数不多的生活味道。平静只是短暂来过，一次突如其来的发作让她陷入休克，双手无意识地撕扯，为了避免在气管插管之后引发条件反射，医生使用了束缚带。而此时的她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眼前不断闪出金黄色和桃红色相间的万花筒图案，等到再次看见刺眼的灯光，她想喊声“妈妈”，却根本说不出来：“那时的自己就像‘冰箱里的猪肉’一样，动弹不得。”

虽然钟玉玲在手术之后没有用镇痛药，但护士总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见她痛苦的呻吟。插管手术遗留的伤口不理想，八针局麻的小修复手术刚到了第四针就已无法避免疼痛，针刺进皮肤，在肉里穿行，但她没再选择麻醉，因为疼痛根本无法避免。

若不是生病，也许钟玉玲不会细细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胸口下的那条铁丝，似乎已经与胸骨连成一体，但异物的入侵却让身体这个有机的系统多多少少产生些改变，“虽然生命可以挽救，身体却很难治愈。”

关嘉利：别样的“七年之痒”

七年是个坎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七年是关嘉利同香港之间发生的故事，七封写给同是新移民苏伊的信，透露出她来香港生活的种种境遇和感受。

2006年，关嘉利与父母移民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新移民”。那时候，她草草结束高一的学习，与十多年来熟识的朋友与生活告别。面对新的朋友与同学，新的生活与学习，挣扎、迷茫与彷徨时刻相伴，她与新生活的接轨并不顺利。

在广东开平，关嘉利的故乡，她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三层高，还有田地与小花园，在香港却是天壤之别。全家收入不高，住的是政府的公屋，六七口人住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没有独立的房间，只是用铁线拉一块布帘就当作间隔。入学也令她烦恼，关嘉利需要降一级插班学习，她的英文不好——初一开始，她才学ABC，而那时候全班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系统学过英文，这也让她受了不少同班同学的脸色与嘲笑。

为了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关嘉利必须熬过那几年，而那几年恰恰也是她人生中转变最剧烈的一段时间：她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去爱尔兰做交换生，试图换一种视角来看待香港，从而尽快融入到那个新的环境之中。渐渐她发现，香港并非她初来乍到时所碰到的那般无情和冷漠，每个人只顾看脚底下自己的那条路，其实也有着互帮与互助精神：做义工时，一些陌生人怕她晒着，一个劲儿让她到阴凉的地方去；一次因为身体不适，差点儿晕倒在火车里，一个阿姨扶了她一把，送她到客户服务台；下雨的时候被堵在地铁站口，一位不认识的姐姐问她要不要去小巴车站。

七年之后，关嘉利正式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夫妻之间尚有“七年之痒”，更何况一个在故乡以外的地方住了七年的“新移民”。但关嘉利说：“如果七年之痒是一种感情或者感觉从有到无的话，我觉得在香港的七年刚好是相反的，应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当然，跟七年之痒一样，都需要通过一些考验。我在香港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初的想回去又回不去，到现在的想留下好好生活。”她也坦陈新移民这个身份特别尴尬，也很特殊，香港本地人会把她当作内地来的人看待，而内地来的人却会把她当作香港人。
如今她还会每年抽出时间回到开平，故乡也在经历着剧变：大多数年轻人都搬到城市里居住了，乡村里只剩走不动的老人，冷清而陌生。开平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游人也多了，但变得浓妆艳抹起来，少了几分朴素，伴着她一丝淡淡的隐忧。

李佩珊：打口碟上的复刻青春

“从头重拾身边琐碎，从头重拾某印象，从重重叠叠光影里，从从来没有两样那花香。”二十多年前达明一派《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香港流行文化在懵懂的中国暗自游走，成为李佩珊难得的青春记忆。

几年前为完成学校的期末作业，李佩珊选择了港台文化这一她十分感兴趣的选题，并在保定走访调查。她第一次看到打口碟是在家音像店里，老板是个中年人，自己喜欢捣腾碟片，留了几张打口碟当个念想。

不少“摇滚老炮儿们”都说，“打口”是他们与摇滚乐的第一次接触。达明一派的歌、周耀辉的词、周星驰的电影，国内匮乏的文化工业正在自我炫耀地延续着自己的出版事业之时，这些被称为“洋垃圾”的欧美港台碟片，却让无数城市青年第一次感到与世界的同步，虽然这只是在边缘的徘徊，带着些许叛逆和不入流，却仍旧成为不少人的青春记忆。

然而李佩珊没有这段经历，九零后的青春并没有像八零后那样浓重的时代印记，所受的文化熏染混杂而迷茫，也注定与那个波动与希望并存的时代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她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忆——杨波一篇《打口是一道伤口》以及豆瓣上Rockduan保卫音像店的活动，才让她对“打口”有所了解，并开始沿着一些老玩家的足迹去寻找打口碟。数字音乐统领的天下，下载和复制出奇方便，属于打口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找寻的过程并不容易。

“十多年前打开电视机，多多少少都能看见香港电视剧和电影，徐克、王家卫、周星驰，那香港文化输出最厉害的时候。”李佩珊是在那时对香港文化有了初印象，而这也成为她十几年后去写作时的起点，由此延伸到地域文化的流行以及世情人心的观察。

李佩珊说她的青春一直在“复刻”，重复着别人的故事，同时又带进去点儿悲观和仰望的情绪。虽然香港文化的影响力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些东西却很难改变，“就像这打口碟，现在也许放不出声音、损坏了，但经历过这段故事的人一看见就会感到亲切，那种感觉是刻进骨子里的。”

艾文：理性与包容 让世界不同

艾文通过“优才计划”来到香港，在香港打拼了一年多。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工作之余到智行基金会外展干预小组做志愿者，每个星期都和其他志愿者去各地做一些宣传。也就是那段时间，他开始与一些同性恋者接触，对这个群体有了更为深入和真切的认知。这些人所经历生活的种种不安和痛楚，尤其是当面临旁人与社会的歧视与不解，让他们一度绝望，也让艾文触动。

十几个人，构成了《世界已经变了》这本书，艾文说他们的活法儿就像是鸵鸟，平日里低着头一个劲儿乱跑，风沙大了干脆把头埋在沙子里，“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安全的活法，也是一种最无趣的一种活法”，毕竟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如此，一个渺小的个体改变不了什么，更不可能用自己做赌注，选择去承认，去勇敢做自己。

如果能预料到这样的结果，重新来选择一次，他们还会不会这样做？

艾文对一个叫“巴黎”人印象深刻：“我去过‘巴黎’在西单一个老四合院的家，简陋而阴暗。和他聊天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挂着的他年轻时的照片，有点恍惚了，仿佛看到他几十年前的潇洒。如今他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不求吃穿，痛痛快快活着。”从原来的“巴黎小姐”到如今的“老巴黎”，从优秀的青年模范教师到靠卖地图和吃低保过活，“巴黎”的一生起伏跌宕，也见证了社会对于这个群体认识的变化。1986年“巴黎”最后一次走出监狱，人生的黄金十年，他三次被捕入狱，有六年都是在劳改农场里过的，即使在监狱，这样的身份也倍受歧视。

“当我从巴黎家里走出来，看见现在这片天空，突然我觉得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或许这个时代的理性与包容并不深刻，多少存在些不解与歧视，但毕竟是开放多了。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儿法，自由是自己给的，改变自己，也就是改变了世界。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