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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四川的秘密社会史

2018-12-14 11:01 编辑:TF020 来源:北京晚报

王笛于近期出版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

作者:宋晨希


《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

作为一门学术的区域社会史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再发展。从20世纪开始,西方学者不满足于只研究“帝王将相”的政治史,率先打破宏观叙事的历史,提出社会史研究,开始关注“人类社会及其机制发展的历史,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乔治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入,史学家再次将社会史细化,打破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或者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社会史研究,开始“以社会及其发展的相近性为依据而划定一定区域的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行龙主编《区域社会史研究导论》)。

落实到中国研究上,首先对此作出理论划分的是美国史学家施坚雅,他通过水系及其周围的山脉、地域内的贸易量、经济数据和人口密度及其高级功能地所覆盖的范围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在这九大区域中,每一个区域虽然都受国家政治、军事等政策变动的影响,但是其表现的方式却各不相同。

随着区域社会史理论的提出,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成为了区域社会史理论研究的重点。于是,“以小见大”、“从下而上”的微观史研究成为了很多史学家所关注的重点。

不过,正如汪晖在《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中所说,关注区域性的历史,必须关注所在地区的稳定性/流动性的辩证关系,核心/边缘的结构,“介入性力量”(intrusive system)和时空结构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民族-体系的构架,重新理解由不同区域所组成的中国以及历史演变。

现在澳门大学任教的王笛所著的几部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著作正是符合上述诸种特征的区域社会史经典著作,只不过王笛自己更愿意将其称之为研究城市的“微观的世界”。

神秘的“袍哥”团体

王笛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89年完成他的第一部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 1644—1911》,1991年赴美,在霍普金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过很长一段时间。

王笛的第一部专著,虽然也在探索区域社会的变化,但仍旧是用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此后,王笛开始进入四川这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社会,考察其中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相继完成了《街头文化》和《茶馆》等著作,并将眼光继续向下,于近期出版了《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以下简称《袍哥》)。

“袍哥”指的是四川的哥老会,也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袍哥组织有着严密的组织结构、仪式和语言,也有明晰的意识形态(反清)、政治目的(复明)和行动方式(秘密)。正是因为其严密性,因此到了民国之后,袍哥从一个秘密组织,演变成在四川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开活动的社会团体。

我们过去错误地认为,“袍哥”只是类似于一种黑社会组织,但按照民国时期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说法,“袍哥是一个有力的民众集团”。根据1947年一篇文章的说法,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口“加入这一组织”,袍哥组织在动荡失序的民国社会中,稳定了地方秩序并参与地方管理,俨然是一个“地下社会”。

在《袍哥》一书中,王笛以194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围绕“望镇”所做的田野调查,逐次扩展,研究了袍哥的历史、隐秘语言、仪式和规范以及袍哥的网络。

王笛曾在采访中说,自己在未来要完成“袍哥三部曲”,系统研究17到20世纪中叶三百年来袍哥的历史和神话、仪式和语言以及袍哥的网络。这本书只是聚焦于一个家庭,是带有文学性描述的微观史。或许是由于注重家庭的微观史,这本书里面的相关论述都显得浅尝辄止,时常会脱离袍哥研究本身,而去研究四川社会中女性的命运,介绍沈宝媛本人的情况,考证真实的“望镇”在何处等。虽然该书的内容与主标题有些“名不符实”,但对四川社会背景的介绍,恰恰可以促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袍哥形成的土壤。

“袍哥”视野下的四川社会

王笛首先介绍了四川的地理位置,揭示了川西平原相对封闭的状态,困难的交通和肥沃的土壤如何让这里变成相对富庶的地区。这恰恰符合所研究区域必须具备稳定性的特征。

王笛也注意到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清代早期的四川人主要以外来移民为主,因此四川人不同于其他地区依靠的是宗族纽带,而是通过会馆来沟通感情,联络信息,这为袍哥的发展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袍哥》的主角,“望镇”袍哥副首领雷明远和他的家庭也在社会大变迁中逐渐从小农场经营者沦落到社会底层,这也体现了区域研究所具备的流动性。

通过考证,王笛发现沈宝媛所写的“望镇”就是位于成都市西北方向的崇义桥,距离成都西门北巷子只有五里远。虽然离成都很近,但是这里的“袍哥”却自成体系,有着严密的分层。由此来看,“望镇”与成都恰恰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结构。王笛通过对“望镇”袍哥的考察,恰恰能够让我们了解“大历史”的变动如何对“小历史”产生了影响。

此外,《袍哥》一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介入性力量”的讨论。“介入性力量”是指由区域外进入的新势力。“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西方思想不断渗透进“望镇”,妇女解放的强大舆论时刻冲击着这个保守的乡村和雷明远的家庭。虽然雷明远的头脑中仍旧重男轻女,禁止自由恋爱,并亲手将自己的女儿和她的恋人沉入河中,但是历史大势却让雷明远的权威和声望逐渐趋于没落。

他的妻子雷大娘阻止雷明远纳妾,让自己的女儿上学。雷家的佣人俊芳也在新年过后,从家中出走,雷明远对此无能为力。此后,到了1949年,随着四川地区的解放,袍哥彻底覆灭。应该说,20世纪40年代,“介入性力量”对袍哥组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此前研究历史,主要注重的是单一时间线,也就是由政治大事所主导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单一的时间线在不同的空间中被不断弱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差异性。虽然国家渴望将一个区域纳入单一的时间线,但区域也会对此进行反抗。这一点在《袍哥》一书中没有进行详细的叙述,只是提及了袍哥是反体制的团体,都是和国家及其与权贵抗争的勇士。但是,在此前的《茶馆》中,王笛注意到新生活运动对地方环境、行业、数量、性别和政治的控制,也揭示了地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反抗。

总体而言,《袍哥》一书算得上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大变动之下,一个秘密社会的运作及其衰亡的历史过程。看得出,王笛在此书中还留下了大量待解决的问题。我相信,在他之后的“袍哥三部曲”中,一定会带来更加波澜壮阔的四川“秘密社会史”。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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